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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富强跟民族政策关系不大，因为唐朝的财富都是汉族生产的。 唐中期后迅速衰落，却与其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 唐朝的外戚大臣有很多非汉族，所以唐朝不重视华夷之辨。在中期，由于宫廷斗争，藩镇大多军事权被胡人掌握，因此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唐朝衰落分裂，西部大片领土被吐蕃占领，东部大片领土被藩镇割据。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安史之乱的间接影响是破坏了中国北方的环境和经济文化，使得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和中国文化的不平衡。 
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人物: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影响: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唐朝的国势从此由盛转衰;逐渐形成潘镇割据的局面。背景及原因:开元末年唐玄宗追求享乐，任人唯亲，朝政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尖锐，边疆形势紧张;节度使势力膨胀，形成外重内轻;安禄山担任三个边地的节度使，逐渐扩张势力。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于公元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耽于享乐，使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又放任边地将领拥兵自重，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安氏称帝。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皆采以守势，但不为杨国忠所接受，被迫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唐玄宗逃入四川，到了马嵬坡途中六军不发，有将领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及后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在唐军的收复下，另一叛将史思明投降。758年，由于朝廷一项暗杀史思明的计划外泄，史思明发动兵变，杀安庆绪并称“大燕皇帝”。至761年，史思明被其儿子史朝义所杀。翌年，唐代宗继位，并从叛军中收复洛阳。最后史朝义被李怀先逼迫自杀，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起因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星期二），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重点人物*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安庆绪：安禄山之子。* 史思明* 史朝义：史思明之子。*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陈玄礼* 郭子仪* 李光弼* 许远* 张巡* 颜杲卿* 鲁灵* 张介然===============================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目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安史之乱前后持续了八年，让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唐朝的百姓更是饱受摧残，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之争。
【文苑随笔】日本人心目中的杨贵妃 2002年，日本影星山口百惠声明，她是杨贵妃的后裔。近期又看了一则报道：日本NHK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古濑绘理称自己是“日本的杨贵妃”。早在20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评论文章中就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为何日本民间盛传杨贵妃到了日本呢？我想，日本人和俞平伯一样，可能是受了白居易《长恨歌》的暗示。《长恨歌》中所谓“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些诗句是指马嵬事变一年后，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说杨妃既未升天堂，也未下地狱，而是隐居在人世间的“海上仙山“日本的皇宫里。 在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里广泛地采用了汉诗文，单是引用白居易的诗句就达九十余处之多，可见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大。在《源氏物语》的开篇第一段就有这样的话：“且说天皇时代，某朝后宫妃嫔众多，内中有一更衣。出身微寒，却蒙皇上万般恩宠¨¨¨此般宠爱，必将沦为后世话柄。即便朝中的显贵，对此也大都不以为然，彼此间时常侧目议论道：‘这等专宠，实在令人吃惊！唐朝就因有了这种事而终于天下大乱。’这内宫的事，不久也逐渐传遍全国，民间听了怨声载道，认为这实在是十分可忧的，将来免不了会出杨贵妃引发的那种大祸”。 在日本，关于杨贵妃流亡日本的传说由来已久，而且至今保留有她在荻町长寿寺和山口县久津等处墓地，塑像，在神奈川县的一处寺庙还展示她曾用过的物品，名古屋的热田神社被供奉为“热田大明神”，在一些古典名著中也常提到杨贵妃。杨贵妃仿佛是大唐的代名词，在日本人眼里杨贵妃是美的化身，日本人把对杨贵妃的喜爱和对大唐文化的崇拜联系在一起，流传至今。 据传说，杨贵妃一行人被日本遣唐救走，在濑户内海的一处港口登陆，因为那时的日本皇家一切都是仿拟唐朝，对唐朝的贵妃的到来，自然是热烈欢迎，礼遇有加。杨贵妃到达日本后，受到当时的孝谦女天皇的接见，安排居住在奈良附近的和歌山上。日本都城迁平安京(京都)时她又随至京都，后病逝于京都。 此外，还有一种民间传说，杨贵妃在安史之乱的形势逼迫之下，无奈乘坐“空舻舟”飘往大海，经过漫长时日听天由命地漂泊至日本山口县一个叫做“久津”的渔村的“唐渡口”，杨贵妃印在海上就染病，上岸不久死去。村人合力将她葬于隔山望海的地方，这里有她的墓和雕像。山口百惠的所谓杨贵妃的后裔之说，实际上应是同去的杨国忠的孙子杨欢的后裔。 除了在平安时代（公元770——1071年）《源氏物语》里提到杨贵妃外，在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的末期，《溪岚拾叶集》里已经出现了关于杨贵妃是热田大明神的记载，及至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今昔物语》等书中列述了以杨贵妃为题材的无数故事。 在日本的传统剧目里，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更是经典剧目。在日本，能乐、狂言、歌舞伎三足鼎立，并称为日本古老的国粹艺术。早在公元1405—1470年由著名能乐作家金春禅竹创作的日本能乐《杨贵妃》上演至今。李隆基和杨贵妃这一帝妃之恋的悲剧故事非常适合这些剧目的“物哀”与“幽玄”的要求。 杨贵妃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传颂的是她的“天生丽质”，她的“霓裳羽衣舞”，她与帝王的爱情悲剧故事。尽管日本人深信大唐的杨贵妃东渡去了日本，但是，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据史料记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他前后历经11年，经历了5次失败，屡遭磨难，最终才抵达日本。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可想而知，杨贵妃想要逃到日本究竟有多大可能性？ 中国古代美女在国内鲜有好名声的，大都是和某些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被冠以“倾国倾城”的罪名。“女人是祸水”成为男人们推卸罪责的借口。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大多数中国人读来是“讽喻诗”，在日本人读来成了“爱情诗”，身份的不同理解上就有不同。通过《长恨歌》激发了日本人的想象，在日本人眼里杨贵妃是来自大唐国里的贵妃娘娘，她只是美的化身，她是大唐盛世的代名词，她和大唐文化一起留在了日本人的心里
背景: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失去平衡。 外重内轻。影响: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唐朝的国事从此由盛转衰。 安史旧将和内地节度使权势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