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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显著贡献主要在于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无为”方法论。所谓辩证的思维模式体现在对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有深刻把握。这种所谓模式可以使人在看问题时不太容易走向形而上学的绝对化，避免固执、僵化和教条主义。“无为”既是一种思想主张，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模式。“无为”的方法教会人们在看待问题和处理事情时要善于顺其自然。不要蛮干、硬干，要学会换个角度想问题，退一步想问题，要善于因势利导，以柔克刚，以退为进。这种所谓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化之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庄认为素朴最美，所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确立“自然”“素朴”为最高审美原则。老子说“无言”，庄子说“得意忘言”，使得文学常追求“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人总是在自然中，人感情的喜怒哀乐也是与自然运动变迁相辅相成的。从诗经、楚辞到唐宋诗词的辉煌，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文人的抒情对象更多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是更宏大的存在——自然。其创作空间是“天地大美，四时明法“的框架内，写的总是：乘风破浪、江山如画、春花秋月、飘絮落红。中国诗的最高境界就是：敏锐的洞察力与捕捉自然与人在刹那间的交流。道家的观念推翻了统治者自上而下“赏赐”法律与民的运行顺位，而对民“自均”、“自正”、“自定”的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和谐的能力给予充分的肯定。扩展资料：道家思想的主流派有:黄老列庄、黄老学派，纵横家、修真派、法家学派、玄学、杨朱学派可能影响了庄子。慎到、田文等齐国陵下法家学派也是以道家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兵家思想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无为、不争，是老子对君王的告诫，不与民争利。古代历代帝王一直极为重视道家，凡是以道家思想治国都会兴盛强大。现代人说到道家以为就是清心静气、自然无为或中医养生的表面印象，真正的道家远比这些表面印象更为博大玄奥。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走向强大。汉武帝崇道，儒家董仲舒又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道家从此开始就遁入民间的潜流，但继续在推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下：道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黄老派的理论和实践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等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另外道家老庄派和杨朱派对中国传统政治也有影响，他们代表着政治上的隐逸和出世倾向；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政治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旷达态度。同时，老庄派桃花源的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扩展资料：道家思想的基本概念若是说儒家的中枢是仁的话，那么道家的中枢便是自然。依道家来看，儒的倡导虽好，却只能靠严以律已刻意做到，一有不慎，则内以伤身，外以乱人。宋朝时，儒生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便可看出。而道以自然为本，以人天生之欲而推之，更加贴近于人的生活。再配以虚无为体，柔弱为刚，执一以为，齐物为心，则可以做到二厢自然，智愚相宜，强弱相合，以致物我两忘，这是一种木音希声般的仁，故对于儒的“温检恭良让”的人德。道家更注重如何做到自然，故有“虚无、齐物、守一、柔弱、纯粹素朴”五德。完成五德之后，自然而然做到儒提倡的“仁”和“义”。人之所好，不过有、得、是、居上、乐。而道家不载于此，以自然而为，仅得大有，大得，大是，大乐。“人皆知持物之乐而不知不持物之乐。”正是说明了道家追求自然的目的。而自然的极致，则似婴儿，无识无是，不受物性。可谓之自然之至。能做到这个境界，道家叫做至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道家
道教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它起源于中国古代古代巫术，奉三清最高天神，老子被认为是太上老君的化身，而太上老君则为元始天尊徒孙。《老子想尔注》名义上是对《老子》的注解，实则"托遘"《老子》达到"以训初回"和"济众大航"的目的。它通过增删、篡改、曲解等手段系统地改造了《老子》，将"道"神格化，突出其"布道诫"的训示意义，引导人们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理想。通过这样的诠释，将哲学文本改造成了宗教经典，为道教的形成及传播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是道教创立的重要标志。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楚文化和道教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属于地域文化;道教文化则属于宗教文化。两者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其中，楚文化对道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形成于楚地的道家学术，给了道教文化以直接的理论支撑;二是《楚辞》给了道教文化以极其深刻的影响;三是楚地的巫术文化，也给了道教文化以重大影响。可以说没有楚文化的特定文化模式，就没有现实中的道教文化的整体面貌。道教东汉晚期开始形成，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深远的。明清以来， 凡秘密结社， 假宗教迷信之力， 号召愚众， 为乱一时者， 多有道教意味， 诸如白莲教、天理教、红阳教、白阳教、青莲教、八卦教、无为教等， 大抵都是道教中的支流余裔。晚清的陶成章认为， 道教团体“皆拾余唾于释氏而成者”， 而势力远不若佛教， “匍伏朝山于释氏之士女众， 而志心朝礼于三清之党徒少”。他以为从中可觇见“国民心理”之所向。提倡道教的陈撄宁在20世纪30年代抱怨:“全国僧尼约有七八十万人， 全国佛教居士约有三四百万人”， 但“炼外丹点金术的， 全国寻不出二十个人;炼内丹长生术的， 全国寻不出一千人。比较佛教徒人数， 相差太远”。钱玄同认为，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 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道教崇拜生殖器， 是个邪教， 凡自命为人者都不该再信。鲁迅则称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世界>》）鲁迅进而讥讽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道教文化对明清剑侠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剑侠小说表现出的对神仙的热情向往，对生命形态的"道性"阐释，以及剑侠的隐居山林、修炼剑术、游戏人间、救世济民等内容，甚至某些情节模式的形成都有着浓郁的道教文化的色彩。 过去就有种说法，叫"神仙有术、黄老不彰"，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道教无非就是打打卦算算命。要消除这种误解或者偏见，光靠写几篇文章进行辩解是办不到的，就是把大部头的道藏堆在那里也无济于事，道教界需要探寻道教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和生长点，用实际行动来证明道教的思想深度和文化魅力。21世纪的今天，道教依然具有它的意义与价值，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教文化依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对道教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挖掘和弘扬道教文化中诸如“无为而无不为”“见素抱朴”“上善若水”“无量度人”“道法自然”等思想的积极因素，有益于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比起儒家更为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儒”为表象，“道”为实质，以致世人忽视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音乐、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道家哲学也对中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道教对国人的性格心理、伦理道德和民族凝聚力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周作人认为:“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国人刻苦磨练、知行合一，为求道得道而努力探索、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求真务实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形成了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