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lei
高中时代分为三个阶段，模糊，清晰，印刻 模糊即为看的清楚，却摸不透，稀里糊涂初入高中时，学校说这规定那规定的，采取学分制，分班级，宿舍两大部分各20分记得开学的第一天，嚷者一口普通话的校长大人便将恐怖气氛罩在了新生的头上，这叫什么，叫下马威，高威政策不管后事云云，当时可把我们这群新生蛋子吓坏了!住在学校里，吃在学校里，什么都不敢做让我想起了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上课挺胸抬头，一副乖宝宝的样子，如此这般，二者不过大同小异高中三年最有趣的是高一，最轻松的也是高一，有着未褪尽的稚气，对一些人和事都敢去做，即便在有恐怖政策之下，所以这年对于高中三年来说可以说是很模糊的，懵懂中度过之后，才恍然有是一年清晰即看的清楚了，心里也开始明朗了有人说高二分科决定人的后半生的命运当时高一的班主任透出一个口风，其大概意思就是让前30名的同学报考理科，而后30名的报文科但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知道上文科将来的对口大学少的多所以百分之90的同学都报了理科学校那两年正好在进行教育改革，要改掉历年来理科人数多文科人数少的局面，争取高考时文理可人数达线差不多于是这种情况当然就不能为学校所满意，所以学校开始了策反学生，鼓动学生来报文科，先后开了几次大会正在学校的努力只下不少人转了文科，我就其中之一正所谓时也命也运也，正是选了文科才使我的阅读面一下子就广了起来也让我踏上了文学这条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得不说分科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我的命运走向 高二这年辛辛苦苦将课程全部吞了下去，不管如何，总是大喊一个口号“为了高三做准备!”不再像高一那般有朝气，整天都在教室里学习汲取知识不在去积极的打篮球，最多拿个棉花秋塞进耳朵里，大背英语这逐渐明朗的画面告诉我们这才是高中印刻即将某种事物深印在心中为什么人们工作之后，总是说高中生活最值得回忆，高中朋友的额关系最铁，没有经过高三，谁也不会说这话，不过但凡经历过高三的都深有体会，深为赞同 如果高二是火场，那高三也是火场不过两着之火性不同，火质更不同高二之火为文火，而高三之火为高火野或火，大而急，狂而躁，专为提炼精华而生耐的住了就是高价，耐不住，便是废铁这出炉的最后一道关卡，是高考出的好便是成龙，出的不好便是虫高三那年人人都会背一句“夏练三伏，夏练三九”人人都在为了大学拼命，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而冲刺!高三那年是成年的那年，活的充实而疯狂，刻骨铭心的记在心里 什么叫做回味，品一杯茶口有余香回忆往事，需要忆，用心去忆，做大萦绕心头 
立意，就是确定文章的主题（中心思想、中心论点）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提炼出中心思想，有了中心思想文章才有灵魂，才能将有关材料提摄起来清人王夫之说：“意尤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没有统帅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没有主题的文章就没有灵魂，没有生命话题作文一般都是要求考生“立意自定”立意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作文的成败，立意是否新颖、高远、深刻是拉开作文档次的一个关键高考已明确表明作文审题难度不大，那么立意显得更为重要立意时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考虑：1、正题反写和反题正写话题是正向的意思，可以以反向衬托正向的方式来立意，确定文章的中心比如2002年的作文话题是“心灵的选择”，有的同学便丛“心灵的放弃”去谈“选择”，以“放弃”去衬托“选择”，敢于放弃才敢于选择，这样“心灵的选择”这一中心变在对立中得到强化同样，如果话题是反向的意思，我们可以以正向的方式来立意2、辩证题辨证写作文话题是关系型的、由两方面因素组成，体现矛盾的辨证统一性，立意时要兼顾两面或在兼顾两面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一面如2004年全国山东卷的作文题“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就要求考生辨证地分析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理地相信自己、保持自信应该的，但过于自信就成了固执己见而不可取了；同样，虚心听取别人的合理意见是应该的，但盲目听从别人也是不可取的对这个话题的炼意便是从兼顾这两面或在兼顾这两面的基础上突出其中一点入手的3、化大为小有些话题作文，话题的范围比较大，能表现多个主题面对这类话题，学生往往难以把握，落笔难于集中，容易失去方向，无从驾驭，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化大为小”：把宽泛的话题转换成若干个“小话题”，转化成具体的人、事、物、理，然后从中进行筛选，选取自己最熟悉的、最得心应手的去写比如：“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话题，“精神家园”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是伦理道德、文明修养，也可以是亲情友情、文学艺术等等，如果没有化大为小的意识，很容易泛泛而谈守住精神家园的重要性，缺少具体深刻的内容如果我们从小处入手，就可以把话题切割成：守住善良，守住正直，守住尊严，守住诚信，守住孝心，为了崇高理想甘守清贫等美好的品德，写作时只要选取其中一个方面，谈深谈透即可4、以小见大有的话题作文，题引材料非常具体，话题范围很小，学生如果囿于一景一物或一事一理之中，思维难以发散，同样无从下笔此时，就应该放开手脚，从大处着眼，小中见大，拓开思路比如有这样一个话题：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游公园，突然，在前面独自跑着的孩子被绊倒了，摔倒在地上，大声哭着一个中国老人见了，连忙走上前要拉孩子，这对外国夫妇见了，连声说：“谢谢，谢谢!让他自己爬起来”请以“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为话题作文这是一个一读皆懂的小题，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跑题偏题但如果仅就事论事，文章就会思路狭窄，显得“小气”我们不妨来个“以小见大”，把这一件具体的小事同社会、生活、人生等联系起来，谈出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大的主旨来可以从“教育孩子的观念、方法”角度切入，谈培养孩子经受挫折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意志的重要性也可以从精神品质、人生哲理等大主题角度切入，谈人生道路、工作创业中“永不言败”精神的可贵5、化抽象为具体有些话题作文，话题比较抽象，学生立意时也不易把握此时，可以利用添加因素的方法，对话题加以限制，从一个小的、具体的角度谈论话题比如像“希望”、“理解”、“心愿”这样比较抽象的话题，要写成针对现实、发表见解、抒发真实情感的文章，就要添加因素，化抽象为具体比如写“希望”，完全可以限制为“孩子的希望”、“家长的希望”、“群众的希望”等，完全可以转化为一位孩子对素质教育的渴求，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群众对干部清正廉洁的希冀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添加因素只是把话题由抽象转化为具体，也是化大为小，而不是改变话题的意思6、化实为虚还有些话题作文，话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象，若据“实”写来，往往拓展不开思路，就事论事，立意层次比较低如果化实为虚，在立意时展开联想和想象，跳出材料的束缚，运用隐喻、象征等手法，借助于虚拟的“形象”来表达思想，就可以迅速打开思路比如“小草”这个话题，如果照实写来，难以成就大气文章如果化实为虚——写小草，就要扩展到那些像小草那样具有默默无闻、自强不息精神或者具有与世无争、不图名利的风格的人，文章就思路开阔，立意深远了7、联系时代高考作文题因其自身的独特目的性，命题者往往站在时代前沿，赋予题目时代的特点所以，如果拿到作文题后，不知道怎样立意，可以试着广泛联系当前热点如此一来，很有可能一下子柳暗花明，找到最佳立意比如上海卷高考作文题《杂》，乍一看，确实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如果联系当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兼收并蓄、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人们对个性的呼唤等等，我们肯定会心头一亮，迅速打开思路：国家要想快速发展，必须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人类思想复杂，对同一事物可以发表各种意见，作为领导者，应该善于听取与借鉴各种意见等等近几年的高考作文题“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诚信”、“心灵的选择”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果联系时代特色来审题，不但思维过程轻松，审题速度快，而且题旨把握得准确，立意时一般不会跑题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