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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资源短缺与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是我国现阶段一个基本国情。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凸显并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构成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尖锐挑战。本文对我国的失业现状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失业；城镇；失业率 一 在国内诸多的相关著述中，对我国失业现状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分歧，其基本原因在于所引用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目前，我国针对失业现状大体上有三种统计口径。 (一)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2006年，中国存在巨大的就业缺口，将有1400万需要工作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失业问题得不到缓解是否会引发社会动乱？是否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国家发改委关于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劳动力总量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将更趋严重。报告预测，2006年，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为2500万人。但是，预计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而需要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博士指出，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正在到来。他所说的第一次失业高峰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第二次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国企工人下岗。高辉清表示，当前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将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主要原因不仅是需要工作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而且面临产能过剩的严重局面。前几年在经济高涨中所形成的新增产能达到空前的规模，使得增加就业的工作更加困难。 这一波凶猛的失业洪峰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应对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环境呢？对于这个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旅美独立评论人士方觉对记者表示，失业问题存在已久，老百姓对此已经麻木，不大可能因此而闹出大事。 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起码已经存在10年以上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但由于它存在的时间很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失业者或者潜在的失业者有一种麻木感了。” 曾经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经济工作的方觉表示，中国的失业问题一部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现像，比如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但方觉指出，还有一部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相对大学生就业而言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要素，当毕业大学生超出社会生产单位需求时则造成大学生的失业。但大学生失业不单是需求不足一个因素造成的，还有劳动价值、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地位、社会环境、人文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解决措施：一是引导选择社会需求对路的专业，如技术类的高等学院，目前企业缺乏高技术、高技能的人才；二是引导进入民营企业就业和走出大城市到县镇乡企业工作；三是引导在实现自己价值观的行业就业；四是引导创办小微企业，创家立业。等
问题的提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Okun，A），在担任约翰逊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为了使总统、国会和公众相信，如果把失业率从7%降到4%，会使全国经济收益匪浅，便根据美国55个季度（1947—1960年）的失业率和实际GNP的变化资料，通过简单的回归方程，估算出当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水平（4%）时，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GDP将损失3%。其方程式为:Y=1-3X。式中Y为实际GNP的变化率（%），X为失业率的季度变化率（%）。结果产生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近年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处于小幅攀升态势。1999年到2000年，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左右，2001年升至3。6%，2002年升至3。6%，2002年底为4%，2003年一季度末为4。1%，全年目标控制在4。5%。就业与失业标准的重新界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失业率。据《人民日报》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就业与失业的概念作了重新界定，按照新的标准，“失业人员”指男在16—60岁、女在16—55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虽然从事一定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同失业。反观中国的GDP，却一直呈稳定的上升趋势，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4%，但就业并没有相应的增长。下表我们列出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GDP与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表一：年份GDP（亿元）城镇失业率（%） 0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奥肯定律的提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 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 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 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 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3%(8%+5%)。根据官方统计 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7%。与预测的失业率3%相当接近。但是 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应用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业率另外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1/5页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 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 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 “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 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 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例如 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