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士大夫
作为我国居民家庭的主要资产，房地产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有着重要作用。在监管部门近期的表态中，对房地产的定位和布局也逐渐清晰。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召开第十次会议，明确共同富裕标准，其中提到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10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共有四处提到房地产。包括推动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两次表态中，涉及房地产的内容愈加细化和明晰。虽然大部分提法早已被外界熟知，但若放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便体现出政策方向的一致性，也能对近年来楼市调控的导向有更深刻的认识。将房地产纳入共同富裕框架的背后，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还与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那么，近些年来，房地产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共同富裕框架下，房地产能做些什么？居住、保障与再分配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人均居住面积也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平方米。与此同时，随着房价上涨，房地产也迅速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资产。央行于2020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1%，高于美国居民家庭5个百分点。但这一过程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财富再分配。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至少5个上涨周期，期间虽然间或有市场下行，但总体来看，房价上涨仍是主旋律。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房地产带来了家庭资产增加，但也出现了分配不均。基于房地产的财富增值效应，过去大部分家庭通过买房实现了家庭财富的积累和增值。但高房价下，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因为买不起房而无法获得这部分资产，租房住又进一步加重了支出负担。从这点看，分配不均的现象在加剧。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也认为，近年来，教育、医疗等资源越来越多地附加在（购买而非租住的）房产之上，既加剧了房价的畸形上涨，也导致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保障体系的建设也有所缺位。过去多年来，我国楼市政策的发力重点在于商品房市场，期间虽推出过一些保障房品类，但仍然未能补齐住房保障短板，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此外，在“租购并举”的框架下，租赁住房的建设也有所不足。直到近几年，我国才开始在热点城市大规模推进租赁住房建设，一些政策性租赁住房品类也逐渐面市。房地产既有财富效应，又有民生属性，这也决定了其在共同富裕框架下将发挥重要作用。回归民生事实上，近几年来，楼市调控的民生色彩正在逐渐凸显。与之相对应的，“支柱地位”的说法已极少出现在官方表态中。2014年后，我国迈过房地产供需平衡点，虽然区域性、结构性的需求仍然旺盛，但楼市全面大涨的基础已经不存在。2016年末，监管部门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即“房住不炒”），在政策导向上回归房屋的居住属性，同时启动本轮楼市调控。至今，调控的力度、范围和时长均属空前，尤其在土地、金融供给端的发力，在去杠杆的同时，大大削弱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弱化金融属性，消解“支柱地位”，既与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也有着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考虑。到2020年，我国商品房销售规模已经突破17万亿的高点，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达到2%，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为3%。从数据上看，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举足轻重，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说法，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在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中，“高杠杆—高增长”的模式令房地产业裹挟了过多的金融资源，也累计了一定的风险。过去一年多来，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出台后，一些城投债和房企债务接连出现违约，说明行业的风险防御系统还远远谈不上牢固。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深入，房地产逐渐褪去支柱产业的“光环”，其角色定位向居住、保障、民生等属性回归。今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用538字的较大篇幅提及房地产，其中多数内容放在“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章节下，这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居住、保障等基本功能被着重强调。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也在近日的演讲中指出，“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居住生活需要；……保证房地产业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正能量的民生产业。”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住房保障分析人士认为，基于房地产业的特点，其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仍然重要，前提是保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相比之下，房地产在防风险与保民生等方面的价值更被看重。许小乐认为，未来房地产调控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继续执行“三线四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严查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等降杠杆手段以及限购、限贷、限售等调控手段，打击投资投机行为，通过稳房价，让绝大部分家庭买得起房、住得好。在民生领域，房地产的作用有望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补齐保障短板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对应房地产税改革，后者对应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从去年末开始，房地产税就频繁被相关主管部门提及。经过多轮政策预热，今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这也意味着房地产税试点即将迈出实质性一步。房地产税改革有着补充地方税收、调节市场供需等多重作用，但考虑到将增加持有环节税收、减少交易环节税收的大方向，其在调解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同样重要，也更符合“共同富裕”的要求。在建设住房保障体系方面，政策的铺垫同样频繁。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提出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这也是监管层首次明确住房保障体系的三类构成。此后，监管层还对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一新品类作出制度安排。与买卖市场相比，租赁住房建设一直是短板。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家庭租房比例约25%，低于发达经济体普遍超过30%的租房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对这一市场的支持和规范也将是未来的政策重点。除上述主流方向外，柏文喜还认为，共同富裕还可能促进与房地产有关的其他制度改革。比如，涉及房地产的遗产税与赠予税有望迎来调整，房地产租赁方面的税收也有望加速完善。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政策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作为房改纲领性文件的[国发1998 23号]文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和“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国发2003 18号]文则进一步提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所体现的市场化程度更浓。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收入水平和土地供应的总体情况而言，要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不仅超越了客观经济条件，似乎也是政府摆脱住房保障职责的隐含体现。（一）过度地赋予了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我国房改从实施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担负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各地，“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被地方政府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畸形的增长模式。地方政府热衷于批租土地、征用农地等用于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依靠房地产投资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并通过土地收益、房地产税费来直接填充地方财政。一些地方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过于功利性地重视房地产对“经营城市”的贡献，经营土地成为投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重要法宝。其主要行为包括：一是大搞形象工程、“造城运动”，盲目扩大拆迁规模，人为制造需求旺盛、拉动房价；二是炒卖地皮，一些地方政府低价征地，转手高价出让，卖地越多，财政收入越多，甚至少数地方政府暗中操盘，唆使开发商哄抬地价；三是对房价求高弃低，一些政府官员视房价高为经济发达的标志，将本地房价与其他地区盲目攀比，一些城市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而把兴趣用于批建高档住宅上，导致当地房价居高不下。在这种政策和利益机制导向下，全国各地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来看，2000年开始急剧增长为5%，2003年为3%，2004年为6%，2005年中西部地区增长，高达33%以上。国际上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般是在10%以下，但我国从1998年开始，这一比重稳步上升，2004年为78%，2005年为98%，2006年1-4月份为93%，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另外，国际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不能超过5%，但国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就已经达到6%，一些城市甚至于高达50%以上。如果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并将其推向极端，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表面上会出现暂时的繁荣，但中长期困境和问题定会随之而来。（二）市场化过度，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从国际的视野来考察住房制度，可以发现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往往采取不同的住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物资、经济基础薄弱以及技术力量有限，私人没有足够的储蓄，很难独立建造和拥有自主住房，这时公房比例往往较高（我国建国以来至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来，公房占绝对比重也印证了这一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当整个社会出现较大比重的中产阶级，也即社会结构呈现橄榄型形态，住房市场化和私有化就具备了条件，此时，私有住房的比重往往较高，如现阶段的美国、西欧国家。当然，土地资源的丰缺状况也是影响住房私有率的重要因素，例如，日本和英国即使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在伦敦和东京，也保留了较大比例的公房。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实行不同的住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