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xiangjun
这是我们中国历代来的传统观念。落叶归根。在外面。有多好都不如在自己的家好在自己的故乡好。因为那里熟悉的亲人朋友。 
费孝通先生仙逝已三年矣，总想写点什么寄托怀念。斯人已去，著述尚存，且似乎历久而弥新！读其书继其学，也许是悼念费先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尤其偏爱《乡土中国》以及《皇权与绅权》里的几篇文章。《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的四月，《皇权与绅权》则出版于1948年底。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也是一个轮回。 因为《皇权与绅权》是一本和吴晗先生合编的集子，这里就专谈《乡土中国》吧。此书我读过几遍，自己也不晓得了。48年的观察社繁体字竖排版本，98年与《生育制度》一起的北大出版社的简体横排版本，还有92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都看过，前二者都曾通读，英译本只是看了其中的部分。看英译本主要是想看看一些中文表达译者是如何向西方读者解释的。这种解释很可以看出因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理解上的差异。 自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出来之后，半年里重印4次，总数11000本。作为学术著作，在当时可以说很了不起了。之后许多人士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都在读这本薄薄的大书。在改革开放前的大陆的特殊年代，这本书连同其它作品几乎绝迹了，但在台湾和香港还在念。在台湾因为政府禁止印售费孝通的著作，有人就弄个假名字出版销售，供应读者。那么这本书本来是写给谁看的呢？按照费孝通在后记里所说，本书文章是他46年将乡村社会学整理出的讲稿，而且是他第二期的工作，对社会结构作分析。以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远大抱负，这本书不会只是写给学生看的，也不只是给学术界的同行看的。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年代，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又爆发了，不管是抗战战后，还是内战战后，都有个战后重建家园的问题。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姊妹篇《乡土重建》可以看出，他是在为重建国家而谋划。作为一介书生，他必须让更多的精英们尤其是政治精英们了解他的思想和谋划，才可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费孝通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乡土中国》，在理论上奠定基础，然后出版了《乡土重建》开始在理论基础上谋划重建措施。难怪英文版译者称该书文章也可以在政治文件（political document）的层面上来理解。而且因为观察社在上海，也可以猜测，费孝通在向上海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们布道。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费孝通采用了非严格的学术写作手法，直白简洁易懂，而且极富文采，读起来像散文一样有趣。“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乡土中国》之所以依然受人青睐，也大概因为其“言而有文”吧。 但是，时事风云变幻，后来的事实证明费写作《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努力和抱负只能在政治的海洋里淹没了。历史走向了一个费没有预测到的轨道：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社会试验代替了他谋划的乡土中国的重建。很有意味的一点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国社会日益主导政治和学术界的当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竟然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字样的影子，而且在论述皇权与绅权的文章里也是把中国社会从西周到秦作为封建社会来对待的。费孝通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路子。要在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乡村工业，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摧毁传统，建立新社会。这怎么能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呢？因此，这些理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重建措施的命运自然不可避免了，理论的提出者费先生的右派之劫也就顺理成章了。也大概是“福兮祸之所倚”的原因，历经沧桑，《乡土中国》依然生命勃发，而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则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然，历史无法重来，检验如果我们真地采用了费孝通的重建蓝图，后来中国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乡土中国》对理解中国社会确实是难得的一本著作。中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不可绕开这本小书。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本书只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部分情况，绝对不是通过这一本书就可以完全地了解中国的传统社会。首先因为费孝通的乡村实际调查代表性是很有局限性的。云南三村和江村都是一个地方的情况。正像费孝通在《乡土重建》的第一篇里开头申明的：“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当作一种见解是可以的，而不能当作全部事实。比如当时乡村的土地革命，党派的斗争在乡村的表现，以及乡村治理上的变化等等都没有在《乡土中国》里体现出来。这样说，并不是我们苛求费先生，而是提醒现在的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读者还要注意的重要一点就是乡土中国描述的至多只是中国的乡村，而没有包括城镇和城乡关系。在《乡土重建》里，费孝通确实包括了几篇文章谈市镇，以及城乡关系，但是远远不够。因为大家多看的是《乡土中国》，容易形成一个中国的图景就是乡土性的。陈映芳先生最近撰文就提出了这种看法。在一篇《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里就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 “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了。这样的结果，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既无益于我们的文化自觉，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在研究三农问题的时候，《乡土中国》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目，但是一定要反思和尊重现实情况。在了解传统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变迁方面，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1903-1953）》是一本弥补《乡土中国》不足的好书。这本书对动乱、战争以及新兴的党派等对传统乡村的影响都有精彩的论述。 在我看来，《乡土中国》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值得反思的地方：对比的对象问题。一方面费孝通是在比较中国的乡村和城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该书重点在乡土社会，但是城镇社会是对比对象。我们可以说，不了解城镇社会而描写的乡村社会就不能以很好的城乡对比来写。另一方面，中西的对比。我的感觉好像费先生在拿中国的乡村和西方的城市生活对比。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再一层就是古今的对比。在这方面应该说，费先生搬来孔夫子谈礼治社会和男女有别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变化是什么？尤其是在近代化中的变化。给我的感觉，这个对比过于静态。虽然是描写社会结构的，但是社会结构也在变化。 在内容上，对文字下乡两节，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费先生的观点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的，因为从时空两个角度来看，乡村都不需要文字。“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这种从需要的角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充分，一个解释可以是没有供应。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可以产生需求。而且，更主要的原因是乡民物质条件不够，有些资产的人子弟不都要念私塾吗？因此文字没有下乡，主要原因不是没有需要，而是没有供应，有供应也可能购买不起。现在文字是下乡了，而且父母和子女间主要不是上代教育下代，而是开始了文化反哺了。因此，现在的乡土面目和《乡土中国》所描写的乡土社会已经大相径庭了。但是像“差序格局”这样的概念依然很适用中国社会的结构分析，很富有洞察力，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开这种“差序格局”现象。这也是我们依然喜欢和绕不开《乡土中国》的一个原因。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学术名气和官位的问题。49年以后的费孝通，在政府里做了官，后来打成右派，恢复名誉后又做了官。虽然也有学术上的成绩，但是像《乡土中国》这样有分量的学术作品，再也没有出现。他在改革开放后的名气，正像英文本译者所认为的，费孝通在时下中国的大名与其说是来自于他的知识分子角色，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政治地位。费孝通当过民盟主席，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国家领导人和学术泰斗的双重身份“行行重行行”，费孝通的大名在社会学人类学界以外的大众视野里也印象深刻，从而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了宣传工作。猜想大概不少人是从费孝通先生知道社会学的吧。因此，社会学的兴盛才更可能有了民众基础。时下有些人士也试图做到官大学问大的效果，可惜费先生有《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等等不可多得的经典学术宏著，他们没有，徒有虚名增添笑料而已。但是要注意的是，往往“人微言轻”的同时，人地位高之后，说的话容易被不假思索地奉为真理。所以，在费先生位高威重情况下，阅读其作品也一定要实事求是，有怀疑和反思精神。 不管如何，《乡土中国》这样的作品，已经经历了一个甲子的时光检验。她不仅不老，而且英气依然勃发。斯书如是，斯人已去！作为新一代的社会学子，缅怀费先生，唯有读其书，继其学，以蔚先生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