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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至于解放后一度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最后导致“十年动乱”的发生，恰恰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而且另有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想根源 
浅谈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发布者：郑茜 发布时间：2006-6-23 12:13:00 内容摘要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尤为杰出和卓越，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教学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而他与学生之间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是今天的教育者着力追求的目标。全面认识孔子教育思想，将有助于启迪我们今天的教育者更深入的了解教育的意义之所在。正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孔子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孔子的一生除了参与政治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孔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有精辟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所积累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辉。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次执行局会议讨论，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由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首期为5年)，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高级别的奖项，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义设立的教育奖项。中国的教育家千千万万，为何独以“孔子”为名设立教育奖？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做一次全面的认识。一、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在教育思想中，孔子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应该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只要诚心求教，不分贵贱贫富，都应热心教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束修是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说愿意在孔子门下学习的，孔子都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人称为“贱人”的仲弓父和“鄙家”子弟子张；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蓬户瓦牖，捉襟见肘的原思和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渊；有北方的卫人子夏，陈人子张，又有南国吴人子游。孔子不因弟子的出身、贫富、资质、国籍的差异作区别对待。南郭惠子曾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说明孔子门下的确是良莠不齐的，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化愚为智，化恶为善。孔子扩大教育对象，创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1]，使一部分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摆脱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加速文化下移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文化在贫民中传播，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人才，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等同于孔子主张教育平等，更不是主张教育普及，孔子虽然提出“有教无类”，但至少女性是排除在外的，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所以，女性必然是被孔子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的，而他“来者不拒”之后的“去者不止”的作法也是其未主张教育普及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使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民间的百姓中广泛的传播，为我国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时代，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皆将其作为教育对象，这也充分显示了孔子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极大的革命勇气和魄力。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虽然孔子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这是由二程和朱熹从孔子的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曰“夫子教人，各因其材。”[2]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则建立在“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对学业生的志趣、专长、能力等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孔子都是心里有数，在掌握了每个人的特点之后，孔子有的放矢的对其施以不同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读《论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孔子在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知”时往往会根据学生性格、个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回答。在《论语• 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综观孔子的诸位弟子之所以各有所长，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的成绩，正是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专长，因材施教的结果。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孔子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进行施教，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孔子看来，所有的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是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的。他将因材施教与启发式诱导相结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利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艺术，孔子则只用了几句予以表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也正是由此而来。按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3]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建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基础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让其学生举一反三，要求学生不但要“闻一知二”，进而更要达到“闻一知十”的境地，而教师则只是从旁加以点拨，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挥，就是通过启发式教育来体现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之下，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最终达到豁然开朗，欲罢不能，乐学好学的境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博学多闻的重要原因。三、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上，孔子提倡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求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孔子的教学形式主要是采用了谈话法，有许多人一起谈的，也有与个别人的交谈，《论语》记载的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相互问答，讨论的情况。孔子在教学中主张民主，其思想基础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4](p87)。他提出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妄自臆度，不能专断，不能固执己见，不能自以为是。在谈话教学中，孔子注意造就一种自然、友爱、诚恳的学习气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切实实践着“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孔子的弟子子路性格率直鲁莽，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亦真心接受；而作为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的颜回，由于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反而引起孔子的不满，批评颜回的这种态度“非助我者也” [4](P111)。子游为武城宰很有政绩，孔子视察时“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并言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马上反驳，说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意思说：我的为政都是从老师你那里学来的，孔子则马上就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P182)。孔子并不以子游的“当仁，不让于师” [4](P170)而难堪或怨恨，而是当即肯定了他的意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平等交流，形成了一种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整个教学过程即是教师教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两者辩证互动，就教师而言，教即是学，教与学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就学生而言，从教师处学得知识的同时仍需自己努力，方能有所提高。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从而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实现了共同进步。四、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的“师道尊严”是建立在与学生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作为一位圣人、圣师，但他却并没有“至圣先师”的架子，他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他对学生谦和友爱，他对学生的教育总是展开在与学生的结伴郊游中，展开在与学生席地而坐的交谈中，这是一种充分的平等和民主。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敬而不畏，崇而不惧，他们对孔子畅所欲言，有疑必问。孔子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师生之间有如父子、朋友。孔子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对于不求上进，白天睡大觉的宰予，孔子的批评是很严肃的“朽木不可雕也，类土之墙不可圬也” [4](P45)，这无情的责备是建立在孔子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之上的，是一种真正的有情，正因为有了孔子的“无情”批评和热心教诲，才使“昼寝”的宰予最终能序在四科，成为孔门之贤。伯牛有疾，孔子亲自探望，“自牖执其手”，无限感慨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4](P58)哀痛之情一览无余，溢于言表。孔子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当属颜回，但颜回短命早夭，“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呼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4](P112)，颜回的死让孔子涂感哀伤，有一次他曾说“颜回很好学，可惜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婉惜、哀痛怀念之情令人感伤。孔子对学生的热爱，同样也赢得了学生们对他由衷的敬爱。周游列国时，颜回掉队，等追上来时，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4](P117)师生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可见一斑。难怪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孔子死后，众弟子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在墓旁守孝三年，而子贡仍不忍离去，又独留三年。后来孔子的弟子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前往孔子墓旁居住安家的有百余户，因而那儿就被命名为“孔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每个学生都是关爱有加同时又是一视同仁，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个特殊人物，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孔子的弟子陈元以为孔鲤从孔子那里得到了什么特殊传授，但经过调查后却发现没有这回事，高兴地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4]( P178)孔子主张父子“亲亲”，但却不把它用在与孔鲤的师生关系上，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不亲亲疏疏，实在难能可贵。孔子穷数十年的教育经验，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和深刻启发性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资源。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仍时时感受到中国的教育乃至世界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依旧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开创型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历史的洗礼之后的今天更显得睿智而可贵。参考文献[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389[2] 金良年论语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89[3] 刘俊田四书章句集注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147-148[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5] 杨伯峻孟子泽注[M]北京:中华书局，74
儒家思想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和艺术等方面提出的主张，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从现代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中平政爱民和举用贤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人为贵”的管理理念，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还超越了国界。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在制定本身的现代管理概念时，也都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智慧并取得了成功。这些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儒家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发展道路虽然相当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息过。究其原因，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中国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绝不能长期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循规蹈矩，而应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