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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自于南宋朱熹（1130-1200年）谢世之后，首先是一个叫林駧（dòng）（具体生卒年未详）的人所撰《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所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赵普所学的书籍，除了《论语》之外，没有别的了。在这段话下面，有个小注，写着这样的话：“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与这个典故有关的另一位人物是，与林駧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罗大经（约1196-1252年）。在其所撰《鹤林玉露》中有这样的记载：“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个记载说明《论语》在当时“为儿童之书”，当过私塾先生的赵普自然熟悉。罗大经在此比林駧在《儒吏》中所记载的话，除了前半句的文字有所不同外，还多了后半句“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并且说明了具体时间，是“赵普再相”后，听到人们说赵普所读的书就只有《论语》，于是宋太宗就此问赵普，赵普毫不隐瞒，并说出上面的话。但是，罗大经并没有直接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将罗大经话的意思敷衍成“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的，则始自元代著名戏曲作家高文秀（具体生卒年未详）。他在其所著《好酒遇上皇》的杂剧曲文中的第三折，有这样一句话:“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好酒遇上皇》写的并非赵普的事迹，而且作为杂剧曲文，本不该作为讨论历史问题的依据，然而“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不但成为罗大经上述话语的衍生品，与赵普联系在一起，而且借助杂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硬是广泛流传开来，以至于使得当今迷信《论语》的人们，竞相对此津津乐道。 查《宋史·赵普传》，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其中与《论语》相关的文字仅仅有：“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而在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为赵普撰写的《赵普神道碑》，和宋代史学家李焘（1115年－1184年）所编订的北宋九朝编年史，谦言不敢续《通鉴》而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未涉及此说。所以，关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能不令人生疑:第一、从《宋史》的记载来看：“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早年学习和熟悉的是“吏事”（这与其出生的家庭有关），而“寡学术”即不学无术，等当了宰相之后，由于适应不了宰相之职和赵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赵匡胤才经常劝他读书。到了“晚年”才“手不释卷”，死了以后发现他读的居然就是一部《论语》。这样的历史事实昭示：既然赵普在当了宰相后宋太祖劝他多读书，而到晚年手不释卷的竟然只是一部《论语》，这就说明他第一次即在赵匡胤当皇帝时出任宰相，与《论语》并无系，那么，罗大经笔下所写的“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实；第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惊世骇俗的典故，假若属实的话，《宋史·赵普传》就理应提及。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宋史》的编撰虽然早在元初忽必烈当政时期就列入议题，但真正落实撰写，则是到元末指正三年（1343年）才由丞相脱脱（1314年－1356年）主持编纂，1344年脱脱辞职后，由右丞相阿鲁图（生卒年未详）接替主持编纂，总共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便仓促完成，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编次、修饰、检校，以及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都相当粗糙。但《宋史》却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当时，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已经被正式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之标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业已流行多年，《宋史》既为赵普作传，却对此只字未提，足见就连其编纂者也不曾相信这是史实；第三、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年）之所以能顺利当上皇帝，并稳坐宝座，赵普是出了不少点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所削去的相位，当宋太宗一即位就给恢复了（罗大经所说的“赵普再相”就是指此）。赵普与宋太宗关系非同一般，这从宋太宗亲自为其撰写《赵普神道碑》可以窥知。假如赵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讲过“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之类的话，为什么《赵普神道碑》中却只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轻武”，像“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此有利于这个指导思想的话，要是确实属实的话，而居然未被统治者看中并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第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比朱熹只大15岁的的史学家李焘，处在理学盛行，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著述大受吹捧的时代，可是，在他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只字未提及“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第五、尤其是把《论语》捧为“四书”之一，定为儒家必读的经典，并将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朱熹，熟知赵普三度为相，颇有政绩的史实，要是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情，借此抬高《论语》的身价，对朱熹而言，该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而从朱熹在其著作中煞费苦心地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来看，表明他的这种意图确实存在。朱熹说：“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那么说以此“立国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为在北宋（960年—1127年）的180年间，单是北方辽金的侵扰，就一直未断，何来“立国家二百年之安”？有何谈“仁者之功”？即使撇开这样的史实不论，那么作为文官的赵普，极力怂恿宋太祖解除开国武将之权，也难脱借此争宠，通过压抑武官权势而抬高自己的干系！也不能算作“仁义”罢！然而，朱熹如此夸大其词地借此宣扬赵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最为过硬的佐证反倒未用，也只能说明到朱熹时代，还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上述史实都无一例外地昭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赵普生前，整个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即1200年，都还没有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列入儒家经典的二、三十年后，才有人提出此说。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对儒学和儒生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即儒生被称为“老九”的说法即由此发端。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满腹经纶”的儒生，何谈什么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的那句台词，不过是被冷落的儒生们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借以自慰的一种自我吹嘘罢了。由于儒生们毕竟充当着私塾的教书匠，占据着社会教育的广大舞台，所以，这句极大夸张了《论语》功能的大话，得到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并加以广泛散播，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依据史料所提出的质疑，另外，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此说也大受质疑。第一、“定天下”之说与史实不符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获得的天下的呢？很简单，是通过策划发动“陈桥兵变”。而“陈桥兵变”只不过是一出主要由赵匡胤自编自导的政变夺权闹剧而已。既没有动干戈，又没有费什么周折，赵匡胤就从他的拜把子兄弟周世宗柴荣之后的孤儿寡母手中，把皇权给夺了过来。要说这是“定天下”的话，实在是夸大其词！要说这是靠《论语》而“定天下”的话，那无疑更是对于《论语》的亵渎！因为就《论语》的主旨而言，是坚决反对这类不仁不义的“僭越”勾当的！退一步说，即便算是，赵普也仅仅是个帮手而已，因为整场闹剧的导演者，恰恰主要是赵匡胤自己，其次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再其次才是赵普。《宋史·赵普传》称：“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在正史中，这里虽然首次从正面肯定了《论语》对赵普政治事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正是到了元代，才将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之标准的，所以，这样的社会背景很可能是让《宋史》编纂者加上这几句话的原因。即使如此，到“晚年”及以下的话，仍不知其取材何处。即便如此，从这段没有来历的话中，也可以看出赵普生前，人们连他读的是什么书都无从知晓，那么，所谓他与宋太宗对话中所说的“半部论语”云云之类的话，显然就是空穴来风了。后人多认为《宋史》乃突击完成，选材不严，良莠混杂，连很多野史笔记也都照录。即使这样，“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居然也未被采纳。这就不能不让人生疑：《宋史》的编纂者既然熟悉很多野史，那么就不会不知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既然如此，像这样大大抬高《论语》身价的话，在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标准的元代，编纂者们为什么在《赵普传》中却只字未提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不相信其是史实！第二、赵普不是宋朝第一任宰相在宣扬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文章中，几乎都说赵普是大宋第一任宰相。其实，尽管赵普对于宋太祖在960年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有功，但是，宋太祖为了维护朝局稳定，上台伊始，便留任了后周重臣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赵普当时的实职是枢密直学士，后升为枢密使，直到北宋建立后第五年，才当上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负责相事，而真正当上宰相，则是967年的事了。但6年后，即到973年，赵普则因接受吴越王所送瓜子金之贿赂，又违法从秦陇买来木材营建官邸、庇护部下贪赃枉法等，激怒宋太祖而被罢相。第三、赵普的政绩与《论语》大义相悖赵普被誉为宋代开国元勋的功劳有二：一是参与策动“陈桥兵变”，二是参与策动“杯酒释兵权”。这两件事，从史料所记载的史实看，其主谋和决策者仍是赵匡胤自己，而赵普在其中的分量有限，尤其是关于“杯酒释兵权”，是否赵普的初衷？除了朱熹将其完全归功于赵普之外，学界迄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赵普是主张动用武力即杀戮解决赵匡胤对于重臣的猜忌的。而朱熹将此归功于赵普，则旨在抬高《论语》的社会功能。但在“陈桥兵变”中，赵普确实是出了大力的。然而，“陈桥兵变”不论从犯上作乱，还是从“兄弟相残”（赵匡胤和周世宗柴荣是拜把子兄弟）的角度说，都是与《论语》大义相悖的；因为《论语》开宗明义地反对“犯上作乱”，主张“仁”尤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为赵匡胤出谋划策，通过发动“陈桥兵变”而获得天下，说成是“以半部论语辅太祖定天下”，岂不是对于《论语》大义的背离和亵渎吗！？赵普要是真懂《论语》却说这样的话，那可真是大言不惭了！赵普一生确实先后三次为相，但是，一则从宋太祖开始就不断削弱宰相的实权，所以，不能把赵普三次为相的作用夸得过大；二则赵普的仕途并不顺当，而是一波三折。其原因主要在于赵普自身，其中既有因其专横跋扈而受到的制约，因贪财受贿而受到的猜忌，也有因不学无术而受到的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到的罢黜。而所有这些人品、官品上的缺点和污渍，则正好都是与重视个人修养、倡导“仁”的《论语》主旨相悖谬的！尤其是在帮助宋太宗夺去皇位、剪除骨肉兄弟所进献的毒计方面，则更是与以人道主义作为主旨的《论语》精神大相径庭。因此，赵普熟读《论语》并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是与赵普其人品和官品完全背离的，除了出于别有目的的杜撰之外，是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解释的。第四、林駉和罗大经有附会理学有意借赵普拔高《论语》之嫌依据现在所查到的罗大经的大约生卒年月，可知林駉和罗大经所活动的时期，比朱熹晚了至少20多年，当时，程朱理学业已盛行，尤其是朱子的影响已经很大，所以，林駉和罗大经两人出于附会理学之需要，杜撰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借以拔高《论语》和整个理学的影响，则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并没有可信的史实和相关史料来佐证。至于这一说法为何广为流传，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代继承并大兴儒学，出现了一大批颇负盛名的儒者。比如程颐，程灏，及至朱熹。宋代的程朱理学，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影响巨大，尤其是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更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教材。由此，在儒家学派的精心杜撰和极力宣扬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被炮制出来并不胫而走，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次，《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无论是在维护皇权至上，讲求尊卑贵贱，调整社会关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遵从礼教，维护伦理，约束行为等方面，也都显得极为重要；再次，赵普贵为宰相，位高权重，但读书不多。所能炫耀，能够拿得出手的也仅是一部《论语》而已。至于近些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以“新儒家”自诩的人，之所以大肆不顾史实地兜售、鼓噪“半部《论语》治天下”，则不过是借此神化《论语》，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从而神化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已。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详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开头，当然不是一般所解那般肤浅可笑。不过，这从原句中摘录两字当成章节题目的“学而”，除了让以后的李商隐找到了命题的好方法，以及让八股文命题多了一种坏方法，就没有更大意义了。章节的题目都是后人所加，而整个《论语》是气脉贯通的，其实并不需要分什么章节。题目说完，开说正文。这三个“不亦”，大概是汉语语言历史中被最多人的口水所吞没过的。但真明白这三句话意思的，大概也没有。这劈头盖脑的三句话，仿佛好无道理，又好无来由，如果真是这样，这《论语》一定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劣商品，或者就是疯人院里随意采录的疯言疯语。凭什么成为中文第一书的开头？因为大多不领悟，这三句话只是一句话，这是一个整体，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概括。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不过是这三句话的一个推演。明白了这三句话，整部《论语》就豁然了，就知道上面“整个《论语》是气脉贯通的”那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学而时习之”，什么是学？谁学？学什么？学了能成什么？首先，这“学”前面就少了一个主语。动物学也是学，把随意一个动物当成这个主语放进入，这就成了“子曰：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猫不愠，不亦猫王乎？”这大概可以成笑话了。因此，不解决这个“学”前面缺少的主语，是不可能明白《论语》的。其实，这主语就在这句子里，就是“君子”。学《论语》的，就是这“君子”，这话最后就落实在这“君子”上。整个儒家学说，归根结底，就是“君子学”。何谓“君子”？“君子”就是要成为“君”的人。“君子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君”。何谓“君”？“君”就是“圣人”。那么，为什么是“君子学”，而不是“圣人学”？因为“圣人”是无学的，整部《论语》，整个儒家学说，就是讲述如何从“君子”“学而”成“圣人”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才有所谓“学”的问题。“君子学”不是学当“君子”，而是只有“君子”才能“学”，只有“君子”在这成为“君”的道上不断“学”，才有“君子学而”成“君”的可能。但这“君”不是一日炼成的，当你打开《论语》，当你要学《论语》，你首要明白的是，你最终要通过《论语》而成为“君”，成为“圣人”，如果没有这个志愿，那是没必要看什么《论语》的，还不如去看武侠小说。阅读是不能脱离读者的，而不能承当这个阅读的读者是没有阅读的，只不过是看一些文字符号而已。有了这个志愿，才有必要看《论语》，而《论语》下面的话才有意义。继续《论语》之旅，进入《论语》之旅的前提就是，要立志成为“圣人”，或者至少要有兴趣去了解如何成为“圣人”。至于要立志当猫王，那就此门不通了。“学”的主语解决了，那“学”的宾语是什么？也就是说，“君子”要学什么才能成就“圣人”？千古以来，基本所有的解释都把这“学”当成各种一般技能、学问的学习了。如果真这样，那不妨把“耕田”当成宾语，这话就变成“（君子）学（耕田）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下，孔子变成农民了。但《论语》不是《农语》，也不是《算语》、《医语》、《文语》，《论语》不一般地探讨所谓的教育问题，孔子是教育家，但那只是他的副业，就像现在有人是教授，副业可以是广告商，如果这种副业的通常出现在各个媒体、网站上，那就成了叫售，也就是叫卖了，至于是卖什么，并不重要。《论语》归根结底是探讨儒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成“圣人”的问题，因此这里的“学”不是一般教育意义上的，而是“闻道”、“见道”、“学道”，“学”后面的宾语只能是成“圣人”之道。而这里的“学”，首先是“闻道”，不闻无以学，其次是“见道”，不见亦无以学。只有“见道”以后，才可以真正地“学道”，否则都是瞎猫对死耗子。就算在月亮永远不圆的外国、在那嗜钱如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要去学当陪侍，也脱离不了这程序。首先要听说有陪侍这回事，还要听说哪里有陪侍活动的场所，即使不知道这场所的专门术语-----“夜店”。然后，当然就是要去看看怎么回事，所谓眼见为实，不能光听别人说这行业有前途，就盲目投资，就算是“陪侍”是一很有前途的朝阳产业，也不能盲目投资，必须亲自明白无误地见到其中的好处，有什么福利呀、会不会拖欠工资呀、上班时间能否自由掌握呀，有多大风险呀，等等。把这一切都见到，看明白了，才可以去“学”当“陪侍”，这样才有信心，才有目标。试想，连当“陪侍”的“学”都包含如此程序，就不要说学成“圣人”之道了。和“学”同源的是“校”，也就是“效”，就是“效法”。“学”，不是一个人的瞎修盲练，而是要“效法”，“效法”什么？当然就是“圣人”了。“校”，至少要包含两个不能偏废的方面：1、对照；2、校对。“对照”“圣人”学之效之而使自己也成为“圣人”，但这种“学”和“效”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必须不断地“校对”。就像一块表，按报时调好后，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要不断地“校对”，表才不会出现大的偏差。而儒家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因此这“校对”的工夫，就不光光是“对照”“圣人”理论，而是必须针对现实，脱离了现实，就无所谓“校对”，也无所谓“学”了。而现实中的“学”，必然是群体性的，用现代术语，就是社会性的，因此，这“学”字的完整意义就是，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只有这，才勉强称得上“学”。对““学而时习之”中的“学”，概括如下，就是：问：什么是学？答：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问：谁学？答：君子。问：学什么？答：成“圣人”之道。问：学了能成什么？答：“圣人”。现在，“学习”已经白话文了，“学习”成了一个词语，如白开水般了无味道，白话文里“学习”的含义，还比不了文言文中“学”的万分之一。文言文中，每个字都有着丰富的含义，但这也使得相应的理解往往很难把握。对文言文的把握，例如，对《论语》的解释，不能按照白话文那种简单西方式思维，首先假设文章的意义是如同细胞之于人体般由字符堆积起来，就如同西医般，白话文是一种死的文字。而文言文不同，理解文言文必须首先要得其神，而其神不在字符中，是文章的整体，如同中医，离开了整体的字符是没意义的。庖丁解牛，神遇而牛解，文言文的阅读也一样，神不遇而解其文，无有是处。上面说了“学”，现在继续说这“习”字。甲骨文中“习”是“羽”字下从“日”，后来篆书误把“日”写成“白”，将错就错，一直流传下来，结果现在的繁体字里，“羽”字下从“白”，简体字就干脆把“羽”字劈成两半，“白、日”都不要，结果简体字就只剩下这无边的黑暗了。简体字，配合白话文的一种垃圾符号，把含义丰富的中文逐步缩减成西文那种简单符号，这就是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习”，“羽”字下从“日”，本义指的就是鸟儿在晴天里试飞。这个“习”字，如诗如画，一字而有神。“日”属阳，所谓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就是“习”，也才是“习”。但后来所有的解释，都把“习”当成不断、反复、频频地练习、温习、复习之类的意思，典型的白话文呆子思维，以为不断上下左右地折腾就可以表现出色、工夫了得、赢得奖赏，真是既无情趣、又无品位，中文堕落成这样子，真是悲哀、悲哀！“学”而“习”，就是“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而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不“学”“圣人之道”，无以得乘天地之正气。“学”，得“圣人之道”之体；“习”，施“圣人之道”之用。不“学”无以成其“习”，不“习”无以成其“学”，全体而大用，这才算是“学”而“习”之。何谓之“之”？成圣人之道也。“学”而“习”之，必与其时，所以有“学而时习之”。“时”者，天时，非依其时，乃与其时、时其时也。依其时者，小人也；与其时者，君子也；时其时者，君子行成“圣人之道”也。可笑几乎所有的解释，都将“时”弄成所谓按时、依时、适时之类的意思，真不知其时矣。而“时其时”者，必得乘天地之正气，此谓得其天时也。“时其时”者，非得天与其时，乃与天其时也。由此可见，所谓天时，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也。不如此知之，实不知何谓“时”矣。“学而时习之”，君子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行成圣人之道，这样，才能“不亦说乎”。后面这句“不亦说乎”，就不用解释了吧。“学而时习之”，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风云际会、波随浪逐，感而“有朋自远方来”。“有”，并不是“有无”或“持有”之“有”，乃《左传》“是不有寡君也”之“有”，是“友”之通假也。几乎所有的解释都将“有”解释成“有无”、“持有”之“有”，大谬矣。何谓“友”？“同志为友”，志向相同者也。甲骨文中，“友”为双手并列，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而互助合作，才是“友”。不过后来一切都变味了，“同志”这词，特别经过上世纪的洗礼，已经变得十分可笑。现在就更不能用了。在《论语》里，“有”或“友”的共同志向就是同成“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是独自去偷欢的私道、小道，是普及天下、大善天下的公道、大道。要成“圣人之道”，成“圣人”，必须先“圣”其时，不“圣”其时，何以“圣”其人？圣人者，必圣其时、必圣其地、必圣其人，复圣它时、复圣它地、复圣它人也。而君子行“圣人之道”，必有之、方类之。“自”，不是介词。文言文不是无聊的白话文，N个字都表示不出一个意思来，文言文的“自远方来”不是无聊白话文的“自远方来”，每一个字都有着独立的意思，如果把“自”当成介词表示时间、方位的由始，都是吃白话文用得太多的结果。“自”者，依旧、依然也。“朋”者，“凤”之古字也，本义为凤凰。“朋自远方”者，“有凤来仪”也。《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实本于此。“有凤来仪”之地，即地灵之地，行“圣人之道”之地。而行“圣人之道”之君子，就是“人中之凤”，行“圣人之道”之君子“自远方来”，就是“有凤来仪”。“仪”者，法度也。“朋自远方来”干什么？法度也。以“圣人之道”法度之，教化之，成就“圣人之道”彰显之天下，这才是真行“圣人之道”。“远”，遥远、久远，不独指空间上的，“圣人之道”不是凭空而起，源远而流长。“方”，非方向之类，而是“旁”的通假，广大的意思。《尚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圣人之道”之“行”，是“方行”，君子“行”圣人之道，也是“方行”，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这才算“行”圣人之道之“行”。依旧、依然“有凤来仪”，“圣人之道”不断也。“来”，由彼至此、由远及近，浩浩汤汤，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天地浩然正气升腾之景象也。圣人之道，大道流行，其远矣，其方矣。“有朋自远方来”，君子，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为共成“圣人之道”而同行，如人中之凤，依旧、依然，乘天地之正气，源远而流长、浩瀚而广大，由彼至此、由远及近，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将“圣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成就“圣人之道”彰显之天下，这样，才能“不亦乐乎”。“乐”者，读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也。将“圣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首要且常态地必然会面对“人不知”的问题。如果“人皆知”了，就无所谓“法度之，教化之”。行“圣人之道”，乃难行之行，所谓知易难行，知且不易，行则更难。“人不知而不愠”，几乎所有的解释都把“知”当成“知道”、“理解”之类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愠”快成了现在酸死人的“理解万岁”的对应物了。但这里的“知”不是本义的“知”，而是“智”的古字，“人不知”不是“人不知道”，而是“人没有智慧”。“人”，一般指别人，但这里的别人特指那些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也就是行“圣人之道”时需要“法度之，教化之”的人。“人不知”，这些人没有智慧，没有什么智慧？没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比起“人不知而不愠”中的“愠”，上面“知”的错解就是小菜了。对于这个“愠”，《论语》成书后，所有解释都是“生气、愤怒”之类。其实，“愠”，读yun，有两种声调，第一种发四声去声，就是通常解释“生气、愤怒”的那个，但这在这里大错特错，这里的音调应该发三声上声，解释为“郁结”。《孔子家语》有“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其中的“愠”就是发上声，解释为“郁结”。而这里的“不愠”，就是本于“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不愠”，是“使之不愠”的意思，“之”是指“人不知”里的人，谁使之？行“圣人之道”的人。“愠”的根源在于“不知”，一个人“不知”，各种不好的情绪就会“郁结”其中，就会生病，对于中医来看，所有的病，归根结底就是“愠”，就是“郁结”。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如果由“不知”的人组成，那么同样要“愠”，同样要生出“郁结”来，所谓民怨沸腾、夫妻不和、冷战热战，等等，都是由“不知”而“愠”的结果。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大同世界、一个政通人和的世界，前提必然是“不愠”的，行“圣人之道”的人就是要使得“不知之人”变得“不愠”，使得“不知之世界”变得“不愠”。“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如“南风之熏”般地行“圣人之道”，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检测标准就是“不愠”，就是和谐，就是大同，就是政通人和，就是要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人不知而不愠”，现实的天下仍未成就“圣人之道”的彰显，现实的天下几乎都是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他们没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而行“圣人之道”的人，要如“南风之熏”般地熏染他们，把“没有智慧的人”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人”，把“没有智慧的世界”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世界”，这样，才能“不亦君子乎”，才能算是真正行“圣人之道”的人。《论语》二十篇，实为一大文章，而首章三个“不亦”，为文章之纲领，也是儒学之总纲。世人皆说《易》难解，实则，《易》是隐而难，《论语》是显而难，是难上加难。《论语》书成后，真能解首章的，千古以来，未曾见也。而首章都不能解，后面就更是以盲引盲。《论语》不死之真精神，岂在区区字句间。神会，则字句之纠缠自然顿明，下面将解释一个千古令人困扰的问题：为什么《论语》首章是三个“不亦”，不是二个，也不是四个或其它？对于以前通常解《论语》的人，对这三个“不亦”，连这些人自己都是囫囵吞枣，又怎么可能解释好？上面为什么是三个“不亦”的问题，很多人连提都不敢提，或者根本就没想到，就更不要说解答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前面的解释中其实已有所透露，在（四）中就有“圣人者，必圣其时、必圣其地、必圣其人，复圣它时、复圣它地、复圣它人也。”也就是说，这三个“不亦”，基于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即儒家思维最基本的结构：天、地、人。“学而时习之”，言“天”，在儒家思维的基本结构下，天与天时，“天、天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与“天、天时”紧密联系的就是所谓的“天命”了。参照前面对“时”的解释，就不难知道，《论语》对天时、天命的态度就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儒家对“时运”、“命运”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学而时习之”就是要成就这“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有朋自远方来”，言“地”。地，包括土地等，但不单指土地，甚至地球之类的浩瀚之物，而是指大道流行的场所、空间等。地是离不开天的，有其天时，必成就其地，其地，包括一切的现实客观条件。通常所说的“地运”、“国运”等，就属于“地”的范围。一般人更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地利”了，儒家对“地利”的态度也是“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成就这“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人不知而不愠”，言“人”。人，天地之心也。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这“人不知而不愠”。那么天地之心在哪里？天地之心就在人的心里，人心立，则天地立其心。西学讲人化自然，后来又有了所谓的人择原理，但对这“天地人”的关系，还是没有儒家、《论语》讲得透彻。“人不知而不愠”，就是要成就“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这三个“不亦”，讲的就是君子如何“与其天时、与其地利”，最后“成其人和”，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和”？就是“人不愠”的世界，“没有郁结的世界”，就是世界大同。只有“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君子才算是真正行成“圣人之道”。离开这三个“不亦”，一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实不知何谓“天时、地利、人和”也。明白了上面，就不难明白这三个“不亦”，为什么是按“说、乐、君子“的顺序来安排。“说”，就是“悦”，对于忧郁症等大流行的现代社会，这个“悦”太罕见了，而连“悦”都没有，就不要侈谈诸如幸福感之类的废话。那么，何谓真“悦”？“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也。“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才是真正快乐的事，令人心情舒畅的事，如果个体的心情都不能“悦”、不能“不愠”，怎么可能成就“不愠”的世界？所以要“修身”，“学而时习之”地“修身”，其结果就是“悦”，“悦”也就是个体的“不愠”。那么，“修身”为什么和“天时”挂钩？所谓“修身”不是一个人的盲修瞎练，“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要“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修身”，然后要“齐家”。这“家”，不是一般所谓的家庭，那是“小家”，一个地区是家，一个国家也是家，那是“大家”。齐家才能“乐”，这读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家不齐，国不齐，怎么可能有“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所以要“齐家”，“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齐家”，其结果就是“乐”，“乐”也就是“家”的“不愠”，只有“不愠”才可能“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才可能“乐”。那么，“齐家”为什么和“地利”挂钩？家、国都属于“地”的范畴，通常有所谓的“家运”、“国运”等，要“齐家”，改变“家运”、“国运”，就要“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这样才能最终成就“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齐家”，然后要“平天下”。而只有“天下平”了，世界“不愠”、没有郁结了，世界大同了，才算是“平天下”，才算是“人和”，才算是君子行“圣人之道”，才算是“不亦君子乎？”上面的“说”、“乐”，都是“不愠”的特殊形式，分别对应着个体和家，但真正的“不愠”是全天下的，这个天下不单单指人类社会，按现代术语，至少是包括了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天下万物都要和谐、都要“不愠”，这才是真的“不愠”，也才是真的“平天下”，只有这样，才是真的“人和”了。所以，“平天下”与“人和”是密不可分的！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与“说、乐、君子”以及“天、地、人”或“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论语》的首章是站在这样的高度立论的，而不是如千古以来那些盲人的瞎解释所说那样。只有这样，才算初步明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思，也才算初步知道《论语》说了点什么。但这只是一个大纲，只是一个框架，更重要的东西还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