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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望着你，是想曹死你女马？ 
一、优点：1、道德精神：“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朝闻道，夕可死”的精神追求，坚毅的人格、积极的人生态度，尊老尚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人生准则。2、现代价值：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和为贵”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礼让为先、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使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二、缺点：1、“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迷信思想。2、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维系专制统治与等级社会，压抑人性，钳制思想，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总之，我们应吸取精华，剔其糟粕，传承中华文化。扩展资料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矛头所向，流行几千年的儒家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的冲击。先是有1919年五四运动呐喊“打孔家店”，后来此说法被悄无声息地改为“打倒孔家店”，1966年文革初期发动的“破四旧立四新”、1974年“批林批孔”。这一系列运动使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我在《中国落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注1）中的分析已经表明，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儒家思想，而是小农经济及与其相适应的农耕文明、集权制度、文化等。也就是说“打孔”、“批孔”搞错了。那么，是不是应该象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正在做的一样开展国学教育，简单地恢复儒家文化呢？哪也是不行的。为什么？首先让我们来客观地分析一下儒家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其所传授的主要是四书五经。在中国帝制社会形成之前及初期，先秦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贤人政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严刑峻法，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如历史学家黄现璠所说：汉由开国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注2）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采纳了韩非提出的“三纲”思想（注3），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提出了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奠定了中国帝制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汉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成为中国帝制社会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历史地来看，早期儒家表达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平民顺天应命的愿望，寄望于圣贤而不是平民自身将其付诸实现。政治上表现为精英主义或贤人政治而不是能够产生贤人、抑制恶人的制度，停留在道德说教的层面。教育上侧重于从平民中养成君子，参与公共事务而不是广泛的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奥秘的探索。汉代之后的儒家进一步异化为皇帝进行统治的思想工具，实质上成为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其具有的优点之一是强调人通过修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自强、自尊、自重、自省，节制思想，和孝悌仁义等社会伦理道德的君子。君子是什么人呢？“君者，羣也，羣下归心也。”（《白虎通》），这是说君子要做群的代表。从字的组成来看，群是由一个君领着羊组成。中国自古以来对于治理天下就有牧羊之说（注4）。由此看来，儒家认为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君子。君子进一步修养而成为贤人。贤人再进一步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内圣，是自身修养的高度。外王，是人的社会功用。儒家学说优点之二是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人心与天道的和谐发展原则，例如儒家提出的天人合一，“忠恕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三是注重平民教育和机会相对均等的教育公平。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的今天，这些也是需要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儒家大同社会理想和西方宪政相结合（注5）来实现资本主义，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成功地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初步取得成效，就是例证。再来看看儒家、尤其是汉代以后儒家的缺点。其一，儒家强调道德感化，不注重建设制度。孔子之教，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但正如黄仁宇所述“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导致中国社会法治不彰。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海瑞的一生经历，就说明以“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组织和技术之短”。一个堂堂的台谏之臣被万历皇帝称为“迂戆”，海瑞“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注6）。就连自认为是“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也用“议罪银”而不是制度对渎职犯法的各省督抚进行薄惩，还美其名曰“爱惜人才”。大贪官和珅坐拥海量财富，大部分就来自于“议罪银”的回扣。受罚官员花钱消灾之后，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最底层老百姓身上。正因为在中国法治不彰，大家普遍不相信庭审，不服从法院判决。所以很多案件判后当事人照旧不服，反复越级上访。而当地领导为了政绩，为了维稳，只好花纳税人的钱买平安。这反而造就了一批上访专业户。很多经济纠纷最后的解决方式都会诉诸民间耍流氓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最有效。例如一方花钱雇一群无业人员围堵另一方闹事，而这种情况下另一方报警也没用，只要不动手出人命警察基本是和稀泥。如果您指望法院强制执行，基本上您会失望的。笔者就曾亲身经历过两次法院强制执行，两次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作为，执行结果等于零，没有实现任何权益，反而要花20多万做各种软硬件比对试验，以证明对方确实是侵犯知识产权的惨痛经验。其二，儒家学说“为皇帝树立了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卓越的、全能的权力；”“忠实的第一条款——忠君的绝对责任——取代了并相当于在所有宗教里忠实的第一条款的内容——对神的信仰。”相对于儒家对皇帝的信仰而言，其它中国和西方的“宗教教导人们对神的信仰，尽管是虚假的，是一个幻想，”却有助于人们“对宇宙神圣秩序的信仰”（注7）。这可以激发人们探究“宇宙神圣秩序”，鼓励创新。人君如果不服从神的意志，不服从“宇宙神圣秩序”，还可以被人民以神的名义推翻。但人民如果信仰皇帝，而皇帝是昏君时，这种信仰就会阻碍社会进步了。汉代儒家所推崇的三纲五常鼓吹的就是这样一种阻碍进步的信仰。其寄希望于贤人政治而不是能够产生贤人的、具有自纠错机制的制度。几千年来仁人士子一直致力于“得君行道”。但历史已经证明，贤人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小于2%，注8），而庸主、昏君、暴君的出现则是大概率事件。由于儒家没有解决圣贤产生的机制，因此本质上这种治国理论是凭借运气而不是凭借制度。一直到现在，某些所谓新儒家还在提倡500年出一个圣人暨立法者，靠运气而不是靠制度。真是可悲的很！三纲五常被统治者接受并独尊了2000多年，严重地束缚了国人的思想，是导致中国人千百年来只是做臣民，顺应者居多（注9），民族在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儒家注重道德说教而不是行动，寄望于圣贤而不是自己将它付诸实现。这也是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教育只能培养帝师、但培养不了领袖，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几千年来都只是一种附庸的重要原因（注10）。顺便说一句，这应该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拿同处于亚洲的日本举例，其武士实际上也都非常注重学习，是社会上相对有知识的人，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武士不仅注重学习书本知识，而且注重践行。儒家的这种习惯延续到今天，就是大家都寄希望于有一个明君，有一个好官，而不是自己如何去努力创造一个能够产生明君的制度。例如2013年年初，整个经济界和理论界都抱了很大期望，都期望上面怎么怎么样。但我认为中国的事情更加需要全体人民的努力，需要全体人民的自省、自我更新、知行合一。其四，儒家在思维方法上有三大缺陷。一是尊圣宗经。从孔子时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只阐述而不创作，相信而且喜好古代的东西。之后荀况大声疾呼百家争鸣“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后继者，都是“以政治权威成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与苏格拉底教人怀疑不同，孔子以传授信条为己任，并以文化标志自居，在其学生吹捧和统治者利用下，无所不知的“圣人”产生了。杨雄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这是典型的思维懒汉的做法。这种思想在汉代以后开始形成古文经学派。这反映了儒家思想上保守且懒惰的一面。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那么对古代的东西只能陈陈相因，就不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墨家就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注11）。儒家的这种思维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毫无二致。最典型的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领袖教导、“最高指示”成为判定革命与反革命、罪与非罪、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时至今日，领导人的批示和讲话大于法的状况也没有改变。二是不讲逻辑。且看孟子怎样征讨墨子和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这个大前提，已经没什么道理，后面的推论和结论，更令人不寒而栗！早在17世纪，利玛窦就认定：“他们（指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学领域所达到的，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三是扼杀异端，残酷摧毁。带头的就是孔夫子。《论语·为政》中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和他有利益之争的少正卯（注12）以“君子之诛”杀死在东观之下，并暴尸3日。儒家文化在中央集权统治者的倡导下，统治了中国思想界，抑制了创新，“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注13）。乃至没有科学。其五，儒家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比较肤浅。就好比地球永远都会有白天和黑夜的同时存在一样，人性中除了拥有光彩的一面外也离不开阴暗的一面。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实际远不是那么回事（注14）。只有正视人性恶的一面，才能从制度角度考虑如何建立遏制人性恶的机制。但是现在中国电影的弹性审查标准是“怪力乱，不存在；人性恶，勿体现”（注15），这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其六，每一个个体都处于群体之内，而群体是由每一个个体所组成，因此群体也同样处于个体之内。儒家着重认识个人在人群中的社会属性，看到了个人的秩序属性、道德属性，看到了个人的家、国属性或民族属性、外在扮演角色的社会经济属性等。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存集体、灭个人。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取向，强调群体，最终以团体中领袖的个性为群体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压抑和扼杀了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个性。最明显的例子如中国人写自己的姓名是家族姓在前，自己名在后，欧美人写自己的姓名是自己名在前，家族姓在后；中国人寄信写地址是由大到小序列，国家名、城市名、街道名、门牌号等，而欧美人写地址是反着来的；中国人称自己为敝人、鄙人、在下、小民等，而英美人称自己为大写的“I”，在罗马数字里表示“一”的意思；中国人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妾、贱内、贱荆、拙荆、山荆、荆妻、荆人、荆室、荆妇等，而英美人称自己的妻子为wife，译为夫人、太太。这种压抑个性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例如延安整风时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的忍让妥协；庐山会议时许多老同志为了避免中共分裂的大局流着泪恳求彭德怀承认错误等。且看林彪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党性遵命性也。”（这岂不等于党性=奴性？那么党员是否等于奴才呢？）“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就是书呆子。”（注16）这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做法实际上是传统儒家文化存集体、灭个人的做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教导（注17）。人类的发展模式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个性的发展，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其实是人类认识和实践中所遇到纷繁世界中最普遍的问题。心理学家常说生命就是关系，关系的品质决定生命的品质！“正如基本粒子的特征作为物质结构与功能的微观表达一样，探索个体行为选择也就构成了社会物理学研究的还原论思考”（注18）。儒家文化在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的处理上仅仅适合于原始的自然经济、落后的小农经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需要讨价还价协商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更不利于创新。其七，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对于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内在世界、内心的矛盾与冲突等体察和认识不够。例如中国人得了抑郁症，在躯体症状方面花费百分之六十几，但在心理症状方面花费仅百分之三十几；再如中国人得了焦虑症，在躯体症状方面花费54%，在心理症状方面花费仅3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人群中4-8%的人会犯抑郁症，女性得抑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人的一生中1/4的人会有过抑郁情绪。目前，中国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约10%-20%重型精神障碍患者具有肇事肇祸倾向而且已经导致爆发了多起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恶性伤人事件（注19）。北京市1996年有个调查，老年人群中由于离退休、家庭关系、经济、衰老与疾病等四方面问题所导致的抑郁症发病率89%，其中男性43%，女性89%。中国有近亿人一生中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慢性疼痛，统计数字表明，慢性疼痛病人6%合并有抑郁症。对这些人群，不仅仅应该进行生理治疗，还应该进行心理治疗。例如应用暗示疗法、安慰剂疗法，可使疼痛缓解10-20%；看一个令人感动的电影，免疫力水平可提高25%。这说明人对自身的了解、心与境的关系、心灵的发展、心理健康始终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慎独”等儒家传统的内修方式不足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儒家文化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其八，儒家文化是反映农耕文明和宗法制的周礼之产物。由于农耕文明劳动分工和宗法制的形成，造成了这种文化对妇女的偏见。在周朝之前的商朝，商业文明和农耕文明是共存的。殷代的双宗法保证了母亲在生育中的较高地位。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较高且较为活跃。如妇女死后可以独立受到祭祀，有一定的私人财富，能独立经营田产，部分贵族妇女如妇好等还曾统领军队、指挥作战、统率田畋和守卫国土，妇女还可以主持祭祀、占卜，任巫祝乃至地位不低的大臣，比较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注20）。在周之后，从秦到东汉， 随着宗法制的逐渐增强，妇女的地位呈现出一种逐渐下降的趋势，宋明清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就更低了（注21）。这与古代西方尊重妇女，王室女性成员也可继承王位的做法有天壤之别。即使现在中国妇女经济和政治地位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对于女性的歧视仍然到处可见。且不说农村中经常发生的为要一个男孩而超生或溺死女婴的现象，就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对于伴侣的称呼也可略见一斑。例如英美人士并称自己和夫人时，是夫人的名字在前，“I”在后，而中国知识分子并称时，是“我和夫人”，俗一点的就说“我和我老婆”，“我”总是在前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也逐步汇入了世界工商业文明的主流，我们需要以开放和进取的胸怀继承和光大民族传统中儒家社会责任感和注重教育的优点，摒弃其缺点，吸收外来工商业文明的商品经济、创新、开放、进取、尊重个体权利的优点（注22），形成新的主流文化，才能迎来民族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利：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弊：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大致这些吧。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