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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曹丕(187～226)，魏文学家。即魏文帝。字子桓，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8岁，即能为文，又善骑射、好击剑。 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改元黄初。 《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 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作品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文章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表现意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典论》的篇目都是以二字命题的，如《奸谗》、《内诫》、《酒诲》、《自叙》、《论文》等等。这是两汉以来的通则，如扬雄的《问神》、王充的《对作》。曹丕在典论中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的长处与短处。曹丕提出作家的气质不同会导致作品的风格有异，亦即“文气”的概念。原文为“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他重新提出东汉桓谭的意见。“文人相轻”，是他自己的创见。曹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文人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作“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之]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不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惧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遂营目 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颍川郄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利。殆至陨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馀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惟一人哉！[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馀度。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各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李尤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撰《汉记》。(点校按，此条与“建安诸序”重复)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
《典论·论文》，古代文论史上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专论，三国魏文帝曹丕撰。《典论》是一部综合性学术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为5卷，现仅存《奸说》、《内诫》、《论文》等若干篇。成书于建安后期曹丕为太子时。《论文》全文600字，但涉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中一些共同问题，如文学批评方法，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文学的体裁，文学的价值和功用，作家的风格等。著名主张要公正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反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文人相轻”陋习。另外，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见解，认为作家的“才”和“气”等个性特点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大大鼓励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也揭示了“诗赋欲丽”的特点。《论文》涉及的范围广泛，提出的一些看法，对后来的文论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