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歆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论明确分析，肯定了解情况 
浅谈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的格式，应该都有统一的格式给你们。
中国的文学发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文学体裁的更变 总是呈跳变的趋势，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中并没有长时间的过 渡，也没有明显的标志。仿佛就是突然的从酝酿中挣脱出来， 马上就成熟了，就可以当作经典来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宋词。我们知道词这种文学体裁是从外邦中传来的，起先 是些长短不一的曲子，后来由于文人的介入，而使它慢慢的从 纯粹的娱乐中解脱出来，变成高尚的，文学殿堂的重要支柱。 李白就写过两首著名的词。但是那时候诗还是占绝对的统治地 位的，这不仅表现在选材用士上，教坊中唱的也是诗 (王之涣 与王昌龄还曾经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二人的优劣) ，可见这时的 词还是很微小的，几乎就没有别人在词上面下过工夫。这或许 也是因为那时的唐诗是无可比拟的。之后的几十年，词一直没 有大的进步。直到温庭筠的时代，忽然就有许多的词人出现了， 居然也就发展出婉约派这一巨大的词的团体，那么词的发展就 已经很完备了——从无到有，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不能 不说它的发展是快的。而且象唐诗的兴盛是经过了南北朝乃至 于隋的发展才有的，那可以说是正常的，反之相比较宋词的诞 生与繁荣，就格外的仓促。但是词从诗之中脱颖而出是一场革 命，而诗从诗中的纯化只是沉淀，或许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比较 勇于接受自己认为还可以而又没有冲突的东西，一旦讲到老祖 宗就英雄气短。 不仅仅是词这样，象起初的五言诗的出现，何尝不是从四言中 撕裂了脱出的呢，不过七言就没那么幸运。象上面所说的《诗 经》，不也是突变的么？而更为显著而有名，也更为意义远大 的例子就是屈原《离骚》的脱颖而出。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的幸 运，因为从那以后，文学就从整体走向个人，个性融入了其中 ，而真正的个人创造的时代从此诞生了，从这之后，个人对于 文学的创造转入积极的态度，此后才真正的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各种体裁的繁荣，形形色色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是《离 骚》将个性赋予诗歌后才产生的。 或许屈原才是第一个从战国的乱世中感受到痛苦的文人，更确 切的说是他是第一个这样的天才，所以他有那么多的郁积要诉 说，他从本身的要求出发，是想寻求宣泄的，诗歌对于他来说， 不再是赞颂的需要了，而是必须要倾诉的压迫。另一方面，他 在长年的放逐中接触了非常浓厚的民族文学的气氛，或许是出 于政治理想的沦丧吧，他并没有对于这些包含了优秀思想与内 容的东西视而不见，而是非常仔细的予以吸收，——有时候我 也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官迷中居然跑出了这样一位讲求自然美的 士大夫来。但是这样的爱好使他的眼界大大的拓宽了，在很大 的意义上讲，这样的一位文人，才有创造的潜质，也从这时开 始，“国家不幸诗家幸”才成为普遍的事实。 我们说，屈原的诗歌不是出于赞颂的目的的，他是完全从个人 的角度，凭着个人的感受来写诗的，这与《诗经》是非常不相 合的，为什么呢，突然，由一个人的缘故，产生出这样的裂变， 并且影响了以后完全的诗歌界，或许我们应当承认这就是历史 发展的必要性。到了那个时代，应当是文体改变的时候了，继 续那种压迫式的创作方法，是不能带来新鲜的，充满创造力的 气氛的。我们说文学的发展，它的动力来自哪里，是我们天性 中就有文学的才能在内么？还是中国的古人就应该作文学的奴 隶？不是的，我认为我们对于文学的爱好与执着纯粹是由于愿 望的吸引，在古代又加上升官发财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诱惑。可 以说人的一切行为从生物的角度来说都是本能的反映，文学也 是一种行为，那么它是那种本能的反映呢？这是人的一种宣泄 的要求，是我们不甘于冷清的寂寞所发出的一种呼喊，在这些 以外，还有创作的要求，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直接认识以及思 索的结果，使我们有记录的必要，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就是文 学，倘若一定要说文学是美的再现，是神性在人的躯体中的反 射，我也赞成，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所表现的，还是倾向于 好的一方面，主题是赞美与劝恶。所以有人说文学的主题是美， 这也对。但是对于起初的古人，文学就不仅仅是美了，也不是 那永恒的真，文学所体现的，是一个人赤裸裸的自我，是对于 一层层压迫的不可理解，是呼喊。文学是工具，正如同人类刚 刚起步的时候的石刀石斧一样，他们凭借这样的工具，在历史 的道路上艰难的前进着，居然还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成果，真是 不简单。 反过来看屈原，他是尤其艰苦，因为他没有效仿的对象，他的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但也可以说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也没有过 多的束缚，他所要做的就是他所想的，完全不用有什么后顾之 忧，在这一点上，他又有其开创的资本。 屈原不但将个性引入了诗歌或者说是文学中，而且他拓宽了文 学的境界，他从民间文学中吸纳而创作的《九章》以及《离骚》 是很经典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诗的凝练与先秦散文的 优秀的表达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体裁，这种体裁或 者就是汉赋的前身，因为它们的承接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这 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另外的关于他在内容和表达上的特点， 就不用再多说了，那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 这样的说来，屈原在文学上的贡献就是： 1．个性的引入。 2．体裁的拓宽。 3．对于民间文学的有意识的吸收。 4．表达上的不拘一格。 之后的时代，就是汉赋的了。那是又一个了不起的辉煌，文学 到了此时又应该循序渐进的发展了，但是它又没有，它的后来 是又一个革命性的突变，就是由四言到五言的跳入，由散体到 规格范化的跃变。这一突变，才使以后的诗词的发展有了广阔 的天地，也奠定了唐诗宋词傲视天下的先天基础。 -- 或有体制未属，音律不谐；人或为笑，己亦自怯。 同读君子，谅哉谅哉。
推荐书：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如果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就会看到，唐诗的繁荣不过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文学自身演变的结果，它与继承过去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诗国里，诗是最早发达的一种文学体裁。在唐以前，诗歌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漫长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既有《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既有汉魏诗人学习变风变雅、借古题写时事的经验，也有六朝诗人描写田园山水以及运用声律对偶等艺术技巧的经验。此后，四、五、七言、骚体、乐府、古诗、新体诗的发展，也在运用体裁形式方面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即以诗体诗而论：西晋初期，陆机已经注意到了字音中有高低轻重错综之美。到齐永明时，周顒、沈约、王融等进一步明确了四声的分辨，提出“四声八病”说，开始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讲求音律的和谐等等，从而创立了“永明体”，即“新体诗”。新体诗发展至梁陈，词汇更加丰富、优美，音节更加和谐、铿锵，平仄、对偶也更加调协、工整。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律诗的雏形。于是经过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等的进一步加工定型，才产生了成熟的五律和七律。唐代的抒情歌词――五绝和七绝，也是自六朝乐府脱胎而来。从因革体变的角度看，整个唐代文坛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近体诗经历了将近二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正显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余地；而其他的文学形式中，骈文已近僵化，传奇和词在唐后期才逐渐兴起，戏曲则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才具备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从而成为作家们骋才述志、施展身手的理想领域。这就是唐诗繁荣的内因。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