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路@猪
正在消失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端午节，到中医，再到龙的传人，下一个又会是什么？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乞丐，在一路伸手乞讨的同时，又把自己的饭碗、筷子等一些生活用品到处乱扔，等到需要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该去哪里找回来呢？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逐渐发展的同时，居然忘了自己是谁？而且还把自己潜在的财富，拱手乱扔。韩国佬拣走了端午节和中医，小日本拣走了龙，他们像得到宝物一样珍藏了这些被中国所丢弃的财富，要知道这样的财富不是一日就能生成的啊！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呀！ 下一个被抛弃的将会是什么呢？作为中华大国的国民，我们该做些什么吧？我们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着传统文化的消失？一个没了传统、没了信仰的民族将是多么可怕！ 传统文化正在城市中消失90高龄的南怀瑾先生是人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国学大师。这位著作等身的老先生学养极其深厚，对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医卜天文、拳术剑道及儒释道等均有研习。昨天下午在一场题为“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的讲座中，南怀瑾与沪上学者共同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文化、传播、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长袍”的文化力量 多年来，南怀瑾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老先生笑言：“我这一生走南闯北，不管去哪里，总是一身长袍。”而这一身“中国标志”在关键时刻还帮了南怀瑾不少忙。据说他有次出访美国，在通过旧金山海关时，带的几大箱草药让海关官员产生了怀疑，但长袍在身的南怀瑾仪态慈祥，随行人员指着他对官员说：“这位先生被称为是中国现代的孔子。”关检人员立即恭恭敬敬地将他们放行了。对此，南怀瑾感慨良深：“衣冠文物素来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代表日本文化的和服实际上是我们三国时从吴地传到日本去的，舶来品尚且成为他们的国粹而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在当今社会逐渐丢失。外国人来看我们的故宫会赞口不绝，但那是我们老祖宗创造出来的；但他们若怀着对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憧憬再看国内一些城市往往又会失望，觉得到处都是西化的痕迹。我们现代人守住和创造的属于本民族特色的东西太少了。” 现在很多家长喜欢把自己人生中没有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给孩子带来很重的压力，这是十分不利于孩子成长的一种心态。“而且现在的孩子，倒是数理和英文都不错，反而是古文底子差，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极为不利，是亟待增强的。” 举报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门类激增，大量的边缘学科涌现，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信息化特征明显。在这个新时代，创新精神尤为重要。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只有具有创新精神，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开辟新的天地；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只有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基础，只有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更好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不高的国情，必须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精神。 所以说，在当今时代，创新精神尤为重要。 嘻嘻，楼主，这些字数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