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一份温暖85
首先鄙视下那个复制我答案的～～～郁闷。《白鹿原》是一部反映中国民间历史的小说，作者从一个村落的角度书写了上个世纪变化多端的中国历史。应该说，陈忠实先生对历史的态度是很公正的： 中 共在本书中并未得到多少赞扬。应该说，从早期鹿兆鹏等发动的所谓“革命斗争”及红军的斗争来看，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很幼稚的。即使到了解放后，黑娃被冤杀这样的事情仍然会发生。很显然，作者看到了我党在革命年代（甚至以后）对传统文化了解的严重匮乏。对这种匮乏造成的恶果作者是持有一定的批评态度的。 旧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即使是在动乱的年代，也会出现一心为民的县长；甚至可以说，鹿子霖乃至白鹿原更高等级的管理者们也并非穷凶极恶。白嘉轩更是个让人可恨又可敬的地主。他对长工的“剥削”更多体现的是亲情，但他也暴力干涉自己女儿的婚姻；他能立族法惩治大烟鬼，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也可以种满大烟。作者描写的人物立体化明显，没有落入“阶级论”的俗套。 作者相信传统，尊重传统。华夏千年文明，不会因为一个朝代的更迭而停滞。即使背叛如黑娃（做土匪），最终也会跪倒在祠堂的面前。朱先生仿佛神性的暗示，镇压了田小娥鬼魂的玲珑塔，在陈忠实先生的书中都发挥了不可想象的作用。 《长恨歌》如果说《白鹿原》是一部通过乡村历史反映中国历史的著作，那么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一部通过一个女人（上海小姐王琦瑶）沉浮起伏的一生折射那一时期中国的历史。作者将个人命运与历史的变化相联系，却又让个人不屈服于历史。解放后，王琦瑶背靠的大树倒塌，表面平静的她却不甘寂寞，以致与女儿的同学发生恋情。故事的结局似乎暗示作者否认这种抗争。爱情是本书的主线，也是重点。（或许正因为如此，该书在国外影响巨大而在国内评价不甚高）仅就历史观而言，王安忆无法与陈忠实相提并论。王安忆更多的类似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其作品并未超过张恨水（个人意见）；而陈忠实则更深刻的看待历史。总体来说，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乡村就是中国，因而陈忠实首先就有题材优势。而王琦瑶的一生则生活在城市，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就书写历史而言，《长恨歌》的水准低于《白鹿原》。 
最近一直在追寻，追寻儿时的梦想，追寻历史的足迹，在观看江苏卫视大型史诗电视剧《白鹿原》。首次观看这本小说，是在1999年在师范上学时，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陈忠实老先生所著《白鹿原》，还可清晰地记得“使白嘉轩 引以为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这样的开头。抱着看禁书的心态，我是，一点一点，花了一个礼拜将这本书读完了。 看完了这本书，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首先，这部书，他描述的历史，非常真实，近似白描的手法。让我似乎看到了祖父、曾祖父生活的时代。对于这段历史的思量，我可以从小时候的故事记忆中，得到画面的整合与理解。关中地区，距离我们比较近，这部著作中所用的遣词造句都是中原关中地区的雅言，民俗谚语，从白稼轩，鹿子霖，白灵，鹿兆鹏，黑娃，田小娥，等人物的叙述中，我仿佛又回到了祖父他们生活的时代。从百灵小时候缠脚的系列画面中，我仿佛看到了奶奶也是这样一步步被捆扎了双脚和灵魂。从刘瞎子十月围攻西安城，二虎守长安的故事里。我真实的体验了小时候的奶奶，为什么和她爸爸，离开了那个让她幸福童年，充满快乐的长安城。确实，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逢乱世，命为紧。 其次，我看到了关中地区复活的宗祠文化。我的家乡，已经看不到零星的宗祠了，据说文革中被全部焚毁了。这焚毁的不仅仅是历史，也焚毁了对祖先的崇敬，焚毁了自己从哪里来，要走向何处的一双眼睛。至今，我们村的历史，已经变得模糊，偶尔可以从地下文物的发掘中，探知祖先辉煌的历史和坚毅的品格。确实，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像枷锁，曾紧紧的捆绑着社会，慢慢地蜗行。但是，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态度，尤其是历史文化的态度，必须坚持辩证的态度，不能全盘消灭，否则我们也会将其中的精华一同烧掉。本剧中，以孝道、礼教为中心所串起来的，家族观念，敬天地，爱人扶弱思想得到了到了很好的阐述。只有在这里，在祠堂，不论孩子们、后辈如何贫弱，就是个傻子、疯子，祠堂也会关怀、收留他。《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对祠堂祖宗灵位的态度，就像他对族人的态度，始终坚守。白嘉轩身上和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男人的责任，一个族长的责任，一个父母的责任，他虽不是官宦，未参加任何党派，但他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了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对土地充满爱的，关中本分人所应有的本色。他是一个腰杆子挺直的标准的秦人。 第三，关学大儒，视死如生，大义凛然的高洁品质，得到很好的阐述。朱先生，其实就是牛兆濂，关学伟人。我的曾祖父、祖父，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当中。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对他们的印象，越来越少，脑海里面残留的，仅仅是小时侯祖母对我的一些简单介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关中横渠去张载的名言，也是关中地区每个读书人所向往的精神追求。朱先生，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家国情怀，就是这样一种对人民、对族群、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读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晚清关中文人，傲岸的精神脊梁和内心崇高追求。 第四，变革思想、变法理念跃然纸上。主人公白嘉轩和鹿子霖，培养出来的孩子，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当中。由于鹿兆鹏、百灵比其他人，更早的接触到外面的社会，接触先进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打破了培养自己的原有秩序，发挥了从机制内革新旧传统的作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在这故事当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阐述，鹿兆鹏和白灵，是共产主义的向往者，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黑娃，下层劳动人民当中，最早觉醒的一部分人，但是由于知识的缺陷，变成了土匪，这就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靠一时冲动，更多的是人们在历史中经久提炼出来的，先进理念和做法。是啊！时间拖得越长，金子都会留下来，而那些极端的行为方式和做法，将被逐渐开化的意识所摒弃。田小娥，在故事里面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劳动人民妇女的形象，她的遭遇说明了，我们必须打破旧的社会，旧的传统，让新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在我们的脑海中，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固定下来。人与人之间缺乏的，不应该是登等级观念，而是平等的意识。尊重理想信念，价值观，生活方式，必须要靠正能量的引导，必须做正方向的改革与变法，这就是我对这部剧的一些看法。
魔幻现实主义描写，都是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来写。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以虚构的小镇马孔多以及居住在马孔多的布恩迪亚一家100年间的变迁，反映哥伦比亚的历史。其中充满离奇怪诞的情节和人物，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象征意味。这种独特的风格，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强烈的兴趣，认为是现代小说创作中一种新流派的代表，因此借用美术上与此近似的新流派的名词，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我觉得是因为文章的开头比较的像，整个开看也比较像，写作的手法比较相似，而且故事的创作背景也比较的相似。
白鹿原》是一部反映中国民间历史的小说，作者从一个村落的角度书写了上个世纪变化多端的中国历史。应该说，陈忠实先生对历史的态度是很公正的： 中 共在本书中并未得到多少赞扬。应该说，从早期鹿兆鹏等发动的所谓“革命斗争”及红军的斗争来看，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很幼稚的。即使到了解放后，黑娃被冤杀这样的事情仍然会发生。很显然，作者看到了我党在革命年代（甚至以后）对传统文化了解的严重匮乏。对这种匮乏造成的恶果作者是持有一定的批评态度的。 旧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即使是在动乱的年代，也会出现一心为民的县长；甚至可以说，鹿子霖乃至白鹿原更高等级的管理者们也并非穷凶极恶。白嘉轩更是个让人可恨又可敬的地主。他对长工的“剥削”更多体现的是亲情，但他也暴力干涉自己女儿的婚姻；他能立族法惩治大烟鬼，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也可以种满大烟。作者描写的人物立体化明显，没有落入“阶级论”的俗套。 作者相信传统，尊重传统。华夏千年文明，不会因为一个朝代的更迭而停滞。即使背叛如黑娃（做土匪），最终也会跪倒在祠堂的面前。朱先生仿佛神性的暗示，镇压了田小娥鬼魂的玲珑塔，在陈忠实先生的书中都发挥了不可想象的作用。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长篇诗歌。应该说，白居易是现实派的诗人，但这首诗更多是浪漫的作品。诗人要叙述的是浪漫的爱情，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因此，对于历史事实，诗人更多采取的是回避。 诗人完全没有把杨贵妃当作“红颜祸水”的意思。在白居易的笔下，杨贵妃是绝世美人，其与唐明皇的爱情也是顺理成章甚至感天动地的。 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大事，在作者的长篇诗歌中不过寥寥数句；而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应该说是比较虚无的）却不惜浓墨重彩。 所谓杨贵妃的“复活”也是浪漫的推想，与真实的历史是完全相悖的。 总体上来说，《白鹿原》写历史更为现实，表现为现实主义手法；《长恨歌》则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历史。 凡是读过《白鹿原》的人都会为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惊叹，可以说，这是作品取得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其历史厚重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浓缩了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史。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均在其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大胆摒弃了社会政治模式，将社会政治历史作背景，并从民间的视野加以叙述，构成一种开放式历史结构，前接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后通现当代历史。第二，它又是一部家族兴亡史。作品以家族、宗法为历史核心概念，描写了家族斗争的演变，成为中国家族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第三，它还是一部中国历史文化史。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它深厚而凝重的文化底蕴，作品以语言文化及其实践为正宗，抓住其精魂——仁义，剥析中国历史心理结构及其历史深化。第四，也还是一部生命悲剧史。作品强化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悲剧色彩，突出的是历史与文化对于生命的戕杀，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四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白鹿原》的历史内涵，厚实而沉重。白鹿原》在叙事手法上采用多元叙事视角和取消中心、消解中心的叙事模式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 《长恨歌》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历史。
凡是读过《白鹿原》的人都会为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惊叹，可以说，这是作品取得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其历史厚重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浓缩了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史。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均在其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大胆摒弃了社会政治模式，将社会政治历史作背景，并从民间的视野加以叙述，构成一种开放式历史结构，前接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后通现当代历史。第二，它又是一部家族兴亡史。作品以家族、宗法为历史核心概念，描写了家族斗争的演变，成为中国家族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第三，它还是一部中国历史文化史。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它深厚而凝重的文化底蕴，作品以语言文化及其实践为正宗，抓住其精魂——仁义，剥析中国历史心理结构及其历史深化。第四，也还是一部生命悲剧史。作品强化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悲剧色彩，突出的是历史与文化对于生命的戕杀，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四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白鹿原》的历史内涵，厚实而沉重。白鹿原》在叙事手法上采用多元叙事视角和取消中心、消解中心的叙事模式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的历史。她极力渲染的是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由于投向历史的视点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变迁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为时间、年代的历史，历史中的个人，故而，她笔下的历史与个人显得特别平实，真切，贴近，两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谐，从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饱满、浑厚感。"长恨歌" 确实写出了作为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 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怆凉。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怆凉。这份怆凉与其说来自命运来自历史变迁，不如说来自生命本身；与其说来自王琦瑶，不如说来自王安忆自己。这份怆凉是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的感悟，是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长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叙述了这份实在的、透自骨髓、挥之不去的怆凉。 王安忆的感觉很好，想象力很好。而且，她的感觉和想象很特别。她的感觉、想象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发与接收，而是理性的断语。理性归纳过的感觉与想象所能拥有的空间应该很有限，但在王安忆那则泉涌不息，无穷无尽，被用得层层叠叠。在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觉得不耐烦，感觉得有点累时，又不得不叹口长气，无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认她的感觉、想象独特且准确，承认她的感觉、想象是她脑中流出的，信手拈来的，承认这是她的风格，至少是"长恨歌"这部小说的风格－－就像"长恨歌"的一个"记号"。 补充一句，"长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写"、"死写" 看惯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结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叙说，人物心理捕捉，向来是王安忆的强项) ，甚至觉得它们必不可少，觉得正是它们使这本书厚重起来的。 还得略谈"长恨歌"的不足。比如说，关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比如说，王琦瑶被长脚杀死 薇薇这个人物可有可无，没有也许更好。作者想通过青少年薇薇写出那个年代，可薇薇没写好那年代也没写好。明确让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写微微的用心(又一个刻意)。王琦瑶为什么会死？作者想以她的死来加强悲剧效果，加强她身上存有的那种怆凉感。然而，王琦瑶身上的怆凉感不是靠死来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么活下去怎样活出怆凉来。长脚杀王琦瑶杀得莫名其妙，杀得太戏剧化，这一杀，将一本沉甸甸的书、将一个严肃的作家，"杀"出了一些轻浮、杀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长恨歌"纵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显得不重要。 "长恨歌"不可取代，王安忆不可取代。
百年孤独和白鹿原，这两部作品相似度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都是描述的年代相似，故事情节也是相似，所以很多地方都好像似曾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