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nbin1993
在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诞生、发展至今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如《望长城》、《话说长江》、《丝绸之路》、《故宫》、《敦煌》等，而这些作品的创作也不断推进着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然而万事万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瓶颈期”，无法深入创作、成熟壮大，就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瓶颈而言，笔者认为可采用以下几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来解决、突破，进而取得再创作的繁荣稳健。 一、人物采访与解说的互相配合 对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或历史问题的权威研究人士进行访谈，通过他们之口讲述或评述历史事实，更能够增强权威性和可信度。当事人和知情者不仅是历史事物的见证人，他们的音容笑貌、神态动作也反映出对所表述历史事实的主观感受和思想感情，加之解说词的有效配合，能够让受众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更直接、更生动、更具象。在纪录片《幼童》中，通过采访当年留美幼童后裔和幼童曾寄住过的美国家庭后裔，辅之以历史研究员的访谈，使得整部片子更具真实性与生动性。 二、选用历史文献资料 历史文献资料是指在历史事件发生或历史人物活动的现场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历史影像资料和历史文字资料，是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生命本源和主要载体。在系列纪录片《幼童》中，通过展示幼童的成绩单、照片、书信等文献资料，对营造历史氛围、叙述历史过程、表达历史细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了其史实性与文献价值。 三、选用历史遗迹 历史遗迹是指历史事件发生地或历史人物生活过的遗址及其遗迹、遗物。一些精彩段落除带给观众历史知识信息外，还给观众带来了美好的艺术享受，供人们长久回味。在纪录片《圆明园》中，通过拍摄现有的残垣断壁来显示八国联军侵华时火烧圆明园的种种劣行，更能激起受众的爱国热情，唤醒民族意识，引发情感共鸣。 四、模拟性影像重现 这种表现手法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找专业演员扮演历史人物、选取影视剧片段、利用高科技技术还原历史场景、使用主观镜头。在纪录片《敦煌》中，通过演员扮演将敦煌壁画飞天的内容淋漓尽致地展示给受众，带给受众以美的享受。在《圆明园》中，通过截取影片《末代皇帝》的片段，展现宫廷画师郎世宁当年的所见所闻，更具视觉感;利用现代电脑特技真实还原了圆明园被毁之前的盛况，使得受众不禁为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所折服，更为里面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所震惊;在《幼童》中，使用主观镜头来模拟当年幼童的视角，再现了当时他们学习的场景，更具真实性。 五、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的交替显现 现实时空一般表现摄制组寻访拍摄过程中的活动，如对相关遗迹、遗址、遗物的考察探寻，对当事人及知情者的采访等。历史时空主要靠访谈内容、历史遗迹画面、历史文献资料画面、模拟性重现画面加解说词来营造。在《敦煌》讲述飞天壁画时，现实时空为对史学家的采访，历史时空为演员扮演飞天壁画的场景，两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了对这一内容的精彩呈现。 六、增强作品感染力的细节化处理 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细节是深入展示人物复杂心理活动的主要外化方式。透过细节，观众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人物的整体形象，更能很好地触摸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感受到鲜活生动的历史脉搏。在《敦煌》中，通过对一窟窟壁画细节化的展现，从局部到整体为受众呈现了完整的敦煌壁画，对于展现整体风格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与烘托作用。 七、增强作品可视性的故事化叙事 故事化叙事的表现手法自弗拉哈迪始就一直被沿用，“纪录片创作题材的选择应该把有故事的人物或者事物放在首位”，通过故事化叙事可以增强作品的悬念，强化作品的趣味性，吸引受众继续观看。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通过讲述各个大国崛起时的故事来完成作品陈述的，既吸引了受众的兴趣点，又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 综上所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本源是人物和历史的现实折射，有着很强的史料价值，而且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更多的探讨和总结，完善并补充新的表现手法，以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中国纪录片的成长和萎缩 《我们的留学生活》和它的制作人张丽玲近来因有报刊指其“作假”而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新闻榜上。这其中的琐碎是非不是我们关注的，但是这件沸沸扬扬的官司或“准官司”为我们回放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提供了一个话由。 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1991年的《望长城》，而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这实际是两条不同的线路，我们都要去追溯。 在某种意义上，《望长城》成为中国第一部最像纪录片的纪录片，长镜头，同期声，采访者身份的（而不是朗诵者、宣示者）主持人。很快成为一个范本，被跟从者效仿。这个范本的修正本或缩写本，则是1993年改版后的《生活空间》。而此前出现在上海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纪录片编辑室》，则是相对独立的范式。虽然在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元素，但它们的相似不是或更多的不是互相的参照，而是导源于对国外纪录片的引进学习。 独立制片人蒋樾曾经为《生活空间》制作过30多条10分钟的短片。其中一个片子说的是国棉三厂一个女工早晨上班挤车的全过程。她的上班时间是7：30，早晨5点出门，换了单程倒了四次车，但赶到单位还是迟到了。 这样的片子当然是触动人心的。但独立制作者们在看了外国一些纪录片大师的作品后，就再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简单的记录了。日本小川绅介和美国怀斯曼对中国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纪录片人从他们那儿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对现实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大家很快沉淀到底层的生活中去，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等人全都用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做一部片子，他们更耐心和平等地接近被拍摄者，捕捉最真实、最有质感和最有意味的生活场景。康健宁的《阴阳》、吴文光的《江湖》、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蒋樾的《彼岸》等篇幅较长的纪录片都是在漫长的等待、静观中打磨出来的，这些以独立制作的方式拍摄的作品取消了从前惯用的宣传片里的诸如旁白、解说和访谈等手法，更直接，更客观，更讲究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能挖掘出生活中的问题 ————那些因为司空见惯而被忽略的问题，毫无疑问，朴素的形态和日常场景中蕴藏的深度使它们更接近正宗的纪录片。对于他们来说，走马观花地拍，等于是把好端端的题材浪费了。段锦川在一次访谈中就批评了某电视台拍摄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题材挺好，但是拍得非常糟糕，太仓促了，三天五天拍了一次，过了一个月又去拍了两天，就完了，弄了一个50分钟的。”段锦川的100分钟的《八廓南街16号》拍了一年，杨荔钠的《老头》拍了两年半，剪了半年。 标志着中国新纪录片进步的，不仅有理念和形式的本质转变，也有纯粹的技术的更新。数码技术的发展，使记录设备日益小型化、个人化，摄、录、编剪可以很轻松地由一个人独立完成，制作人可以更从容更自如地记录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态，它所带来的变化可能是革命性的。吴文光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个人方式，拿着像笔一样小巧的DV机，他可以像作家写作一样做纪录片，他甚至开始用DV机来做日记。这种变化已经促使许多业外人不断进入纪录片的制作行列，这意味着很多新的可能性。 纪录片在前进，但纪录片的市场却在萎缩。比起九十年代初的一派繁荣，今天的纪录片似乎长时间地处于低谷状态。中国纪录片几乎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些纪录片制作者的共识。最雄辩的证据就是纪录片没人放也没人看了。当年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我们的留学生活》能够创下那么高的收视率，按照一位资深纪录片人的说法，是因为制作者很能吃透国内观众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全力迎合，她提供的是国外也很流行的“肥皂纪录片”。电视上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 其实纪录片不能成为收视的热门，在国外也是正常的，即使传媒发达如法国也只有一家电视台专放纪录片。但以中国纪录片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大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它实在不应该受到如此冷遇。一些耗去制作者大量心血的出色之作，在电影节上周游列国之后，又压到了作者的箱底。随着纪录片栏目的日渐萎缩，电视台对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早已不像90年代初那么大张旗鼓。靠纪录片的制作者自己拿着录像带和高清晰的机器跑到酒吧和大学里去放映，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的留学生活》虽然是本期专题的话由，但是几乎不可能拿它作为样本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这一“事件”的许多情形截止到目前并未澄清。我们借用另一相似的版本来看。1993年发生在日本NHK的“作假”事件。著名的“NHK特集”中播出了《喜玛拉雅深处王国———木斯塘》，创作人员中有人向传媒揭露了其中的“作假”，引起巨大震动。NHK的会长震惊之余，在没有充分查实“作假”的情况下，就在电视上发表了“谢罪讲话”，于是，“文字媒体的报道规模甚至超过了杀人事件（的报道规模）”。事后的结论是：导演并没有刻意的捏造行为。一个重要也是被批判得最多的例证：“高山病”。实际上确有一位摄制组成员在去途中因“高山病”而病倒，只是摄制组忙于照顾病人没有或不忍拍摄，于是在返途中导演决定“再现”这一幕。该片导演最后被停职降薪。翻阅一下纪录片史，就会发现，“搬演”和“再现”从来就是纪录片习用的手法之一，问题是：这种“虚构”的底线在哪儿？ 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他的几部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摩阿拿》、《亚兰岛人》中，都请土著居民“再现”了他们曾经有过但已经基本遗忘的渔猎方式，仍然具有人类学价值。这里的前提就是当事人“确实有过”，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还有一个底线，当许多逝去的事件不可即时纪录时，适当采用“搬演”时，在片中予以提示或标示。时代—华纳公司著名的“发现”频道中许多节目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全部影片不会因个别的“搬演”而有“全面失真”的危险。真实感，从前以及未来都是纪录片的命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