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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是我们取之不竭言之不尽的宝库，趣谈古诗作文可以选取一个角度，从小处着手来写。以下网络资料可供参考，其中的每一大段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谈古诗。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它是庙堂之上人神相通的欢愉，是宴席之上把酒言欢的雅致，是歧路孤舟天涯游子的悲怆，也是月下花径多情少女的忧伤……那些情态各异、匠心独具的篇什，是一缕不灭的曙光，点亮了漫长岁月里的每一个黑夜，也使得每一个白天更加灿烂和妖娆，它让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拥有了一份别样的深情和韵致。“世俗之外的栖息处” 情感和意志，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抒情表意，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人类抒情表意的方法很多，诗歌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而且，在上古时代，诗、乐、舞功能相近，三位一体。 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面对着神秘莫测的洪荒自然，面对着无从把握的个体命运，人类积压了太多的惊慌、苦闷和悲伤。于是，在篝火之侧，鼓乐声中，或是幽怨、或是激昂的歌声就会在天地之间唱响，个体情感融汇成了集体意志，集体意志又传达给了神灵，个体的焦虑就此得到释放，生活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节奏。可以说，人类正是在诗歌光芒的烛照下，一步一步地走出黑暗的丛林。此时，诗歌表达了人和自然的冲突与和解，情感淳朴而深厚，节奏简单而重复，我们从《诗经》中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原始的震撼力。 文明的发展，使得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变得重要。在这对关系中，个体仍然是渺小的，理想令人激动，挫折令人沮丧，歧路令人疑惑……这一切情绪，都必须得到宣泄和化解。诗歌的韵律再次出现。楚国大夫屈原有志报国却惨遭迫害，由衷感叹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正是诗歌的力量，拯救了悲愤之中无以自拔的屈原，这位宗室政治家也就成了个体抒情诗的先驱和巨擘。此后，无论是忧心如焚的阮籍，还是深情淑世的杜甫；无论是以诗干政的白居易，还是豁达自处的苏轼；诗歌，都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是世俗之外的栖息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个体自我最为幽微的探索，不是哲学，而是诗歌。无端而起却飘渺如烟的爱情，季节变换中莫名的兴奋、忧伤甚至是挣扎，山水花树里摇曳的寂寞、感动和彻悟，还有总也无法左右的命运……这些，到底是缘于人性的脆弱，还是现实世界的虚幻呢？正是陶渊明、李白、李贺们，执著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界中，揭示了此在生命的有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有限性，开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赋予短暂的生命以意义。“中国形式美学的高峰” 中国诗歌，除了开拓生命的境界之外，还以其精致而多样的形式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美感。 诗和音乐相伴而生，所以，音乐节律就成了诗歌最重要的结构方式。早期诗歌，如《诗经》中的国风，多采用叠句和联章复沓的形式，循环往复，一气相贯，再加上用韵绵密，多即景起兴，涵咏中能真切体会古老的民间歌谣的情态。至楚辞，因双音词增多，诗句主体由四言而变为五言，再益一语气词“兮”字，形成以六言为主的诗句形态，而音韵婉约缠绵，风情婆娑，且多变化，读之令人沉醉。《诗经》之温柔敦厚，楚辞之沉痛悱恻，皆与各自的语言形态交相辉映，并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风格类型。 汉代以后，文人结合《诗经》和楚辞的形态，摒弃了复沓、语助词等民歌因素，发展出了五言体诗。五言体诗算得上是中国诗歌中最为基础性的诗体，它充分体现了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和优势，形式朴素而整齐，给人一种温润含蓄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往往是一些不加修饰的、集体性、时代性的情感，因此能够直指人心。钟嵘《诗品》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说明了五言诗在描绘事理、抒发情感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后人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七言。以上皆为古体诗。 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或格律诗，又分为绝句、律诗、长律，各有五言和七言之分。格律，是指从汉语四声出发的声律组合的法则，它的目的是使诗读起来声韵起伏有致，自然而富于变化，形成美妙的音乐效果。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唐人在此基础上，穷尽变化，形成多种谱式，而规则也趋于谨严。在格律诗中，最为出彩的就是对仗。对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内容的对称，尤其追求错落有致中的均衡。对仗的形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当句对、错综对、蜂腰对、偷春对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流水对，“缈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是扇面对，“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是当句对。这些精美雅致的诗歌形态，以及蕴藏其中的丰富细腻而新颖别致的意境，是智慧和敏感心灵的结晶，是中国形式美学的高峰。“生活艺术化”的无限情趣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还有更多的用处。 诗歌因为有感动人心的效果，因此被视作推行教化、达至政治认同的最佳手段。孔子论诗的功用在于“兴、观、群、怨”，除了“兴”是指感发意志的审美功能外，“观”指评价社会风俗之盛衰，“群”指对社会或集体的认同，“怨”指政治讽刺。儒家以《诗经》的温柔敦厚之风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要求在劝诫和批评时，怀着关切之心，采取委婉迂回的方式。于是，以诗讽谏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手段。如白居易作新乐府诗，议论社会现象，并希望能够传达给皇帝，从而消除政治弊端。辅助政教，成了儒家文人最为普遍的诗歌理想，并因此引起了多次诗歌革命。作诗讽谏，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而优雅的景观，也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份责任和凝重。 诗歌和政教的结合，模糊了诗人和士大夫的身份。到了唐代，以诗艺高低选拔官员，政治生活也变得浪漫起来。史载朱庆余很得名诗人张籍的赞赏，进士考试后，朱庆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作诗问张籍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而张籍作诗回答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这段载录，可以看做是这个诗歌盛世的政治形态的一个典型个案：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优雅的隐喻中，并且被艺术化地执行。 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一样离不开诗歌。园林、寺庙、亭台、驿站、石壁……文人墨客的题诗无所不在，构成各种雅致的人文景观，而诗歌，赋予这些景观以精神特质。同样，四时仪节、祭祖祀神、婚丧嫁娶，也都有诗歌的参与。唐代节令诗非常多，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杜牧的《清明》和《七夕》等，都脍炙人口。家家户户春节时贴的门联，也是诗歌的简化形式，它是节日礼仪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节日礼仪的文化性界定。此外，古代的悼亡诗、丧葬诗、贺婚诗、祝寿诗等等，都是发生在各种人生仪式中，或是在模拟仪式的心境中，它复活了诗歌最初的昭告天地的神圣功能，同时，使得仪式本身庄重、典雅，而且富有浓郁的审美意味。 中国诗歌还有另一项独特的功能——交往。春秋时期，贵族们通过赋诗，可以判断出吟诵者的性情和命运。后世以诗交友，是相信诗歌含有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间得以进行超越现实的精神交流。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云：“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表达了一种任性而自在的态度，两人交流的自由的性情。而白居易《问刘十九》是一首邀请朋友饮酒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中洋溢着亲切平和的气氛，非常生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唱和、雅集、集社、投赠、干谒等多种诗歌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意义，构成了文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古人以诗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艺术化，也使得诗歌生活化，富有无限的情趣。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性生活，既是每一个文人的理想，也在各个层次上被不断实践着，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诗歌遗产，至今，仍然能感动我们的心灵，点燃我们的激情。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
学习古代诗歌，在诗中漫步，往诗外畅游，思接千载，遨游万里可解读可超越，可联想可想像，可艺术再现，也可大胆创造，这样既能回顾审视古诗之美，又能产生独特的现代韵味先请欣赏2002年高考优秀作文的两个精彩片断:片断一:夜已经来临了，他和他的马儿孤寂地站在冰冷的乌江岸边，秋风撩起他散乱的长发，那张刚毅的脸上竟也写满了疲惫，他忆起年少读书时听叔父说的那句话:"为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一个人和为一个人而牺牲千千万万的人同样是不对的，然而，你必须作出选择"是啊，今晚是要作出选择了他回看不远处的营帐，那里有他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颓败，他不忍再想，只是轻轻地抚摸着身旁马儿的鬃毛，他看见马儿的眼角亮晶晶的，自己的虎目竟也有了发胀的感觉，连忙把头扭向了一边……她对他说:"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他便看着她举剑抹向了自己雪白的粉颈，他眼睁睁的，酒力发作，他已无能为力第一次觉得那种颜色竟是如此的刺目，它曾经从敌人的脖颈中喷涌而出，而今竟染红了自己心爱女人的翠玉黄衫……浑浊的泪水寂无声息地滑落他终于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他们个个使出了自己的全力，然而敌人仍像潮水般压了过来，当他被部将推攘着上了那只救命的小木筏时他虚吼了一声，将自己的战马拉上了木筏，静静地说:"来世，仍是兄弟"便举起兵刃返身投入"潮水"中，透过层层血污，他看到那只木筏上的乌骓马竟跃进了无底的乌江，看到了身旁的兄弟一个个地倒下，他觉得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他流着泪，含着笑举起了手中的剑……乌江岸边，洒遍了霸王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