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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中国人讲“读书”，就是为了“做人”。 所谓“知书达理”，读书是学知识，明事理的最好途径，套用今天哲学上的概念，无非就是为了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其根本目的就是如何“做人”，做“怎样的人“。 我国的古典文化在这个星球上一枝独秀，雄视千古，傲然异类。各种各样的文字借助于不同的载体一脉相承，先摩崖，初甲骨，后金石，再竹木，又娟帛，最终是纸张，这些顺其自然的汉字构成了一部部宏篇巨著，记载古人的思想情感，言行事迹，传至今日，谓之曰“书”。古人从幼时入学启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书籍作为登高望远，认知世界的阶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固定的宗教信仰来约束控制人们的思想这在异族看来几乎不可理喻，没有圣主的教诲，没有佛禅的点化，没有真主的佑护，甚至没有各方魔鬼邪灵的恐吓震慑，这样人的道德良知、行为准则靠什么来维系？这些民族的个体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都是用宗教来解决。而只有中国人靠文化和知识来界定如何“做人”--这就是“读书”。中国人是崇尚文化和智慧的民族。当异族先民对着自己臆造出来的神灵朝夕顶谟叩拜时，我们的先辈正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国人读书做学问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修身”即为“做人”，是读书的首要“宗旨”。至于“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那都是把读书庸俗化了的副产品，毕竟凭借读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总是少数，怀着功名利禄之心读书的人必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想那秦狯，在文豪并出的宋代能高中状元，论文凭远在欧阳修、苏轼之上，殊为不易。却一不留神，忘了如何“做人”，结果到了今天，还让天下秦姓同志忐忑不安。是为反面教材。 读书人的鼻祖，万世师表的孔子自称“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却说：“一日三省吾身。”不外乎用书籍文章充实自己，用知识学问熏陶自己，不断反省，改正错误，修正方向，谨言慎行，独善其身，然后推己于人，兼善天下，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孔子之说虽不容于当世，大道难行。但是我国的文化史上高洁亮丽的启明星，令天下人识礼仪，知廉耻，让读书人明白做人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善恶之念，存乎一心，纵百转千回，万劫不复，犹怀瑾握瑜，抱残守缺，不越雷池一步，不坠青云之志。 孟子则曰：“吾善养浩然之气”，他把做人的原则阐述的更加登峰造极。所谓浩然之气，是一种正气，一种精神。此正气有四： “临渊不惊，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宁折不弯；可抛头颅，不失节操；国难当头能奋然而起，危机时刻敢舍身成仁。此为壮气。” “把酒临风，横槊赋诗；壮心不已，志在千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此乃豪气。“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不恋进退，思不虑得失，举杯邀月，游目聘怀；不求与日月相始终，只见今世之乐无穷。此乃逸气。 “与天地相应和，与自然相吐纳，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见花落水流，能知其旨趣，听禽名鸣天籁，可悟其天真。此为清气。 此四气合在一起，就是“做人”最高境界的“浩然正气”，有此浩气，自可傲立于天地间，必然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可人至查则无徒，放眼古今，有几人达此境界？又如何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姑且以俗子之心度圣人之腹，唯一途径就是--“读书”。自古圣人无常师，如果有，那就是书籍。博览群书辅以学思并重、兼收并蓄，皓首穷经自可学究天人、超凡入圣。“昔孟母，择临处，子不学，断机杼”，真实生动的写照。古人之语，诚不我欺。 其后的读书人，做人方面虽然没有专门的理论传世，但在做人的社会实践上却丝毫不让古人，多是一粒粒砸不破锤不扁炒不熟蒸不烂的铜豌豆，可谓掷地有声，历史为之沉重。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退隐山林，以著书立说自娱，以诗文辞赋娱人。李白仰天长啸“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惊世骇俗之语至今余音饶梁。这种潇洒无羁的换个“活法”，就是问心无愧，坦坦荡荡的做人。 宋朝苏轼更是脑后反骨根深蒂固。十岁时，苏轼在母亲陪伴下读〈〈东汉史范滂传〉〉，那范滂也是宁折不弯之人，苏轼为之“慨然叹息”，问母亲：“轼如为滂，夫人许之乎？”苏母喜曰：“吾有子矣！”苏公“亦奋厉有当世志”。他以后身为旷代文豪，一生不阿顺取容，不避罪谴，结果朝廷改革派不亲，保守派不爱。读书有成，文名虽显扬天下，做人却“一肚子不合时宜”，以不得志终生。只能以“用舍有时，行藏在我，袖手且向闲出看”聊以自嘲。 “做人”如此，是成功还是失败？ 明朝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读书人的风骨和气节奏出了人生的最强音。 为何越是这些身为大学问家的读书人，在做人方面越单纯率真？固执的近乎愚蠢？如果这些读书人对自己做人的原则稍加曲意迎奉，他们生存的会多么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可他们却钻不出这个牛角尖，仿佛眼睛里面揉不进一粒沙子。 言及于此，偶有所得。泱泱中华，上下五前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间与空间的规律谁也无法逾越，必然物质陨灭，精神永恒。千古公道，自在人心。能代表一个历史时代的，不是坐拥江山、君临天下的皇帝，也不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枭雄，而就是这些百无一用的“读书人”。他们所代表的，正是民族精神文化甚至思想的主体，柔弱的书生实为民族的“脊梁”。中华文明是一团凝天地神绣，日月光华的圣火，由这些以饮文餐字、书妻诗子的一代天骄用人格和生命守护传接，不容许它沾染半点俗气和尘埃，民族的香烟在他们手中延续。不知到了今天，这支火炬能传到谁的手上，而又能让它燃烧的更加辉煌吗？ 所思一吐为快，心中释然。古人教我：“读书”不思“做人”，如蛮牛只顾拉车，不抬头看路，与行尸走肉何异？书，包括文字构成的书和大自然及社会生活构成的书，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博大的。也就是说人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学习社会知识。两种书都有好、坏之分。本文我主要想谈谈阅读文字书籍与做人的道理。 众所周知，书籍好坏之分，所以，读书是要有选择的。读了一本好书，就犹如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使人能够体味到好朋友的真诚。在读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受到了好书的熏陶，懂得了如何做好人的道理。 好书可以使人奋进，使人睿智，使人生出灵感。特别是读到绝妙之处，更会使人浮想联翩，陶醉叫绝。读了好书，可以教会你如何诚实做人、做事。好书是朋友，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朋友。读好书就会知道做好人的道理。 坏书是毒药，是害人的，是读不得的。因为不好的书就象暗藏的敌人，时时准备害人，象魔鬼一样将读者引向罪恶的深渊。一个人如果读了坏书，其思想意识就会受到坏书潜移默化的污染，同时也会使人上瘾、堕落、委靡不振。读坏书就可能会做坏人。 读书人可能都会认为读书与人的境界有关，与人的心态有关。有人喜欢在书房里一个人静静地读书，有的人喜欢在图书馆里和很多读书人一起读书，有的人喜欢在林荫道上高声朗读，有的人喜欢在树荫下或小湖边读书，还有人在闹市中手不释卷。有人一目十行便可入脑入心。有人一字一句细细品读。读书的境界和目的各有不同，效果也就大不一样。对于繁忙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休息，是生活的调味品。 读书是一件高尚的事。做人道理是一辈子学不完的知识。善学者可通过读书增长知识，增长智慧和学问；通过读书理解了大千世界的真善美、假恶丑；生活得更加坦然、幸福。不善读书者，只去读坏书，学会了做坏人的本领，贪婪、算计、堕落、阴险。。。。。。 读好书有益，读坏书有害，可是如果不读书就绝对有害了。我之所以感到生活得充实，积极向上，是因为我读的书都是好书，所以，很欣慰地受益至今。我感谢这些令我成长教我做人的好书。黄沙。古道。瘦马。长箧。 就这样，读书人负起古之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谆谆教诲，跋涉在自己人生的漫漫长途…… 明代杨时夜读遇疑，终不解惑。不待天明，便顶风冒雪去访二程，午时到得程府，不巧程颢正在午睡。他便站立门口候醒。待到程颢醒来，杨时的脚面上已落满白雪。古人读书，不惟求识，重在立身，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信奉书籍若神明，马背上的犹太人可以放弃所有财富，除了书籍。流浪的民族在战争的阴影下四散逃逸，流离失所。没有家园的他们在读书的过程中，给自己的灵魂镌刻上回家的路标。 书籍如同文明的种子，无论流落何方，飘泊何乡，只要遇到懂他的人，给予浇灌，便会扎根生芽。 有人说东方文化，说到底就是黄土文化，是啊，我们的族人正是把黄土当作书页，用血骨去培植，用一辈又一辈的守望当泉水去养育的啊。“耕读传家”便是我们民族繁衍希望的血脉。清代王夫之隐于乡间，每每耕作之余，他就从牛角上取书阅读，是以得了个“牛角挂书”的美誉。浙江隆岗诸葛村的大公祠上悬着“耕读传家”的家训，作家陈忠实则用自己的笔墨为我们描述了战争阴霾中的白鹿原“耕读传家”中的民族生存的一线希望。 我们的民族正是一手锄铧，一手“论语”，体味百态人生，传颂华夏文明的，由古至今，传至四方，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当中。 网络时代，刺激感官的各种事物层出不穷，书籍成为各种文字符号，深入到更为广阔的空间。有人崇尚快餐文化，读书仅仅为搏一笑；有人崇尚生活享受，读书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没有书籍可读的日子，人们的情绪浮躁不安。人们不知道福楼拜、左拉，不懂李白、杜甫，偶尔附庸风雅，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的屈原死得壮烈！”唉！网络普及，可怜焦纸，这字里行间有多少读书人的叹息啊！ 书行天下者，自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是有一点，读书人是否以书中那描绘的独特的姿势站立着……老师们，同学们：上一个星期天，我校学生会组织举办了一次“校园风采辩论赛”。我有幸参加了辩论赛的评委工作。虽然同学们所辩论的话题并不新鲜，但同样也引动了我的思考。比如，辩论赛的论题之一是对“在校学生积累知识更重要还是塑造人格更重要”问题的讨论。也许，在场的老师们还能够记得，十年浩劫中，学生“积累知识”与“塑造人格”这两者成了矛盾对立体。我们的耳边充斥着这样的论调：“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虽然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我们，已经摆脱了对科学文化持怀疑论的蒙昧，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旧话重提？为什么还需要对它们继续作理性的评判？其实，我们都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是因为辩论的需要，“积累知识”与“塑造人格”这两者应该是不容分割的。但又决不是可以相互取而代之的。我想起了我们太仓的先贤、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的一则往事：1902年4月，唐文治先生以晚清户部主事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身份出访欧美等国。一次，他来到英国参观大英帝国博物馆藏书楼的时候，一名法国翻译朝他讥讽地说道：“中国素号文明，如今先生到国外来，感到欧洲识字人多呢，还是中国识字人多？”唐先生立刻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欧洲识字人固然多，但中国识字人贵在躬行实践。比如仁义礼智，必定要具备了此四者，才算识这四字；奸邪恶逆，必定是绝缘了此四者，才可以算识这四个字。我们中国这样的识字人固然少，谅欧洲也不多吧！”我们在赞叹唐先生的睿智之余，不也正感悟到了读书与做人的辨证关系关系吗？人类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文化，建立文明，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才发展到今天的社会，让人类进一步摆脱蒙昧，变得更加文明。也许，这正是人为什么要读书求知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可是，有些人并没有摆正读书与做人的位置，就拿校园里的学生来说吧，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小学到大学，有些学生没有因为读书而改变原有的陋习，随着读书年龄的增加甚而还出现了文明与道德水准倒退的情形。试问，这样的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同学们，当我们每天从课本上、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和道理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懂得，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只有通过我们自身的实践，才能真正发扬光大，才能使得我们更文明、更健康，才能使我们的世界真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学以致用。比如，我们懂得了乱扔垃圾对人类居住的环境是有害的、吸烟有损健康等等这些道理后，只有亲身去改变了这些陋习，你所学到的东西才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否则，你了解、懂得它们后又有什么意义呢？不断地重复前人的错误是愚蠢的，而许多人的不幸与悲哀恰恰在于明知故犯。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是知识的教育， “博学”是我们读书的目标追求，但仅仅只有这些还不够。古希腊人西塞罗曾说过一句讽刺所谓的博学家的话：“他们只学来和别人讨论，而不是和自己谈心。”这就点出了所谓博学的“真谛”。有的人可算是知识的精英，但他们的心灵里装下的全是邪恶。在知识的海洋里，心灵变得冷漠与残酷。同学们在辩论赛中也提到，前几年北大一名学生用硫酸灼伤动物，四川大学生马加爵残杀同学等事件无不让人心悸，更是值得深思！他们也都有了高学历，但偏偏就少了做人的起码教养。读书能使我们博学，这只是一种追求。我们更应该在读书中学会做人，这才是灵魂的教育与净化。象牙塔里是知识海洋。我们可读万卷书，但万不能忘却那颗需要浇灌丰盈的灵魂。读书，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与文明的超越！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在此也真诚地希望同学们能够进一步深入地思考读书、思考人生！ 
天地人和，礼之用，和为贵，王之道，斯之美”是在中华民族独有的处世观念，其核心文化思想，为一“和”字，经过5000多年的心心相传，已演变为一精神，升华为一种境界。 天地人和，礼之用，和为贵，王之道，斯之美”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源于《论语·学而》。原句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就是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 三国演义中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天，包括天气，气候变化等。人们常说靠天吃饭，比如适度下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时，选择就是做事的时间。比如农业的春播秋收，就是顺应了天时。《说文》：“时，四时也。”即春夏秋冬的季节变迁。又说：“旹，古文时，从之日。”查甲骨文“时”作“”，正是从之从日，意指“日之行”，即太阳的运行。这表明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太阳运行引起季节的变迁，而称之为“时”。 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天时，可为我们所运用，正所谓顺天而行道。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巧用了天时草船借箭，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国演义中，吴国的元帅周瑜，在研究了魏军的情形后，决定用弓箭来防守来犯之敌。可是怎么在较短时间内造出作战所必需的十万枝箭呢？回为根据当时吴国的工匠情况，要造出这么多箭，至少要用十天时间，而这对于吴国的防守来说，显然是时间太长了。 当时蜀国的军师诸葛亮正好出访吴国。诸葛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周瑜于是向他请教怎样以最快的速度造出所需的箭。诸葛亮对周瑜说，三天时间就可以了。诸葛亮接受任务后，并不着急。他向吴国的大臣鲁肃说，要造这么多箭，用普通的办法自然是不可能的。接着，诸葛亮让鲁肃为他准备二十只小船，每只船上要军士三十人，船上全用青布为幔，并插满草。 诸葛亮说三天时间就能备好十万支箭。第三天半夜时分，诸葛亮命令二十只小船用长绳子连接在一起，向魏军的宿营地进发。 当天夜里，大雾漫天，诸葛亮命令船队快速前进。到船队接近魏军营地时，诸葛亮命令把船队一字排开，然后命令军士在船上擂鼓呐喊。听到擂鼓呐喊声，魏军派出约一万名弓箭手赶到江边，朝着有呐喊声的地方猛烈射箭。一时间，箭象雨点一样飞向诸葛亮的船队，不一会儿，船身的草把上都扎满了箭。 诸葛亮的船队到达吴军的营地时，吴国的主帅周瑜已经派五百名军士等着搬箭了，经过清点，船上的草把中足足有十万支箭。吴国的元帅周瑜也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智慧了。诸葛亮怎么会知道当天晚上水上会有大雾呢？原来，他善于观察天气变化，经过对天象的仔细推算，也得出当天晚上水面上有会大雾的结论。就是这样，诸葛亮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从敌军那里弄来了十万支箭。 可以说，草船借箭是诸葛亮成功的利用了天时的经典之作。 地利，古人把“地”看成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水地》），“利”字后人多从“锋利”、“利益”等意义上使用它。“地利”完全是从农业生产中得出的概念。“利”虽用“以刀割禾”会意，但“禾”只是作代表，“利”可泛指土地之所出。与“地利”密切相关的还有“地宜”或“土宜”的概念。《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视也）土之宜而布其利。”讲“土宜”正是为了尽“地利”，因为只有用其宜，才能得其利。地，选择做事的地方，在军事上常讲占有有利地形，说明地利也很重要。 《地道战》曾经是一部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影片。影片中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地道战，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地道成为拥有地利的表现形式，成功的利用有利地形取得了胜利。当然，这里也离不开人和。 人和的主体是“人”，中心思想则为“和”。这里的“和”取意“中和”、“平和”、“和谐”之意。 人，是做人，为人处事。人为万物之本，亦为万世之主。做人，是一种态度，也是一门学问．学会如何做人，则人生无忧也．我欲做人，应先学会立足于“天地”之“中”。 人，生长于天地之间．下立足于”地”，上敬奉于”天”。在”天地”之间休养生息本意应该是取其”中”。 “天地人和”－－－将人处于”和谐”与”平和”的世界之中，处于天地之中。它所阐述的是一种思想，更应该是一种境界．”天地人和”，传承于古而宣扬于今，顺应社会发展，共建”和谐”与”和平”．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境，如果真如此，则事业昌盛，人生吉祥也！ 阐述人和的重要，或许下面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 猎人在湖边布下罗网，许多鸟儿落网了，然而这些鸟很大，带着网飞走了。猎人跟在鸟儿后边跑，农夫看到说：“你要跑到那里去呀，你能用一双腿追上鸟儿吗？”猎人回答说：“如果只有一只鸟，我是没有办法把它捉住的，但像现在这样，我是十拿九稳的。” 后来证明果然如此，那些鸟儿各自朝自己的方向飞回去，一只要去森林，一只要去沼泽，一只要去田野，到头来就一起连网掉到了地上，猎人把它们捉住了。 故事的启示：一群鸟儿的目的都是为了逃跑，但由于群鸟没有共同的方向最终失败。说到底就是不和造成的。一只鸟就能成功逃脱的原因就是一个字“和”。可见，人和的重要。其实，古人也十分重视人和： 比如说三国演义中魏吴蜀三国，会讲魏得天时，吴占地利，蜀有人和。三国能在群雄混战中割据一方，各有立国之本。其实，得天下的战略表面看来有天地人各种因素，说穿了只有一条：人和。曹魏集团能统一北方，势力最大，不过是人才最多而已。刘备重视人和，三顾茅庐传下美名，桃园三结义是人和的具体体现。但也只能是文用孔明，武用关张，心胸有限，人才也有限。蜀国伐魏不成，先主攻吴丧师，均是人才战略上出了问题。而曹操一生败袁术、破陶谦、平张邈、杀吕布、灭袁绍、定乌桓、降刘琮、走赤壁、克马超、收张鲁、封魏王。戎马四十载，多胜少败，究其根本，乃是人才济济，你看谋士方阵：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晔、贾诩、华歆……武将有：乐进、李典、于禁、张辽、许褚、徐晃、庞德……文武群臣中，先事他人再降曹操者多矣，曹操不以为疑；刘备、孙权不行———刘备要讲哥们义气，孙权要讲来路出身。曹操困住关羽，关羽降汉不降曹，曹允之；关说待打听到刘备去处，就跳槽，曹再允之；关过五关斩六将，曹不究；知刘备乃枭雄，也几度容之，还与其煮酒论英雄。可见，曹操在人和上表现突出。这说明人和是关键，而天时、地利均是辅助条件。人气为贵，人和为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先秦·孟轲《孟子·公孙丑下》）。这段话：孟子在这里则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而且是观点鲜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这是与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贯思想分军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正是从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出发，他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因为天地人和没有运用好的例子也很多，如美国将军评朝鲜战争时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的错误的战争。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物才行。也就是把握好天时、地利、人和。 在天地人和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最能反映“三才”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天地人的统一体里，人和自然是相互协调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的。进一步说，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统一的，“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这里的所谓“养”已包含了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互养共生的意义在内。人们要注意不去打断天地万物互养共生的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辅助它和促进它，并有节制地加以利用，以期达到和谐发展、永续利用的目的。 当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仅是名言，而且，还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商业竞争、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狂热之中。这充分说明它所蕴含的哲理是丰富、深刻而具广阔的延展性的。 天之美，在乎于浩瀚广宇匆匆划过流星的印痕。地之美，在乎于锦绣山河如诗如画。人之美。在乎于奔涌腾湃热血中炼狱的灵魂。和之美，在乎于与之相辅相承相衬相依的默契。掌天时之机，获地利之先。拥人和之便，成吉祥之家。 天地人和，它阐述了一种思想，颂扬了一种精神，顺应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我们的生活指引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