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gege131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说不好，只能谈谈我的看法:方法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假如人文社会科学想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必须首先解决自身的“方法论”问题，因为一种学科的研究假如其方法是有问题的话，那么研究出来的结论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科学”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求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科学性”问题。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哲学对方法论的问题还不够重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才开始系统地思考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学，使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形成自己系统的方法论，才使得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有了保障。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证明一个“科学”的结论，必须有用证明的工具，其《工具论》即是主要讨论如何去证明一个“科学”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自创立后，就一直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遵守的方法论。近代以来，方法论的问题一开始就得到重视，笛卡尔认为，方法论问题是哲学的首要问题。其专门有一本书《谈谈方法》，其中提出人必须建立正确的方法来指导我们的理性来获得真理，为此他提出其自己的四条方法论原则。笛卡尔的主要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也可以看成是在解决人类知识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这一命题即是寻找人的思想、知识最确定的、无可怀疑的基础--即我思的主体，由此开启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但笛卡尔在提出其自己的解决人类知识的确定性基础这一问题的方法外，也留下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最终还是通过上帝来保障人类的思想，知识的“真实性”基础。受笛卡尔思想影响，近代的学者们都很重视方法论问题，如斯宾诺莎也十分注重探讨“真理”的方法性问题，他认为，要获得“真理”，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来指导我们获得“真理”，他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正确的“真理”是由正确的方法来保障，那么谁来保障用以获得“真理”的方法的正确性呢?假如用B来保障A的正确性，那么又必须要由C来保障B的正确性，而C的正确性又必须由D来保障，这样就会导致无限逆推。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真理的内在性”观念，认为，真理的正确性只有在真理的内部获得，不可能通过外在的方式获得“真理”的证明。简单地说，就是用以证明真理正确性的方法本身的正确性，只能在真理证明的过程当中得到证明。斯宾诺莎有一个倾向，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的研究，从而将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成“科学”。最典型的代表是其代表作《伦理学》，试图采用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证明方法，将伦理学建设成一门“科学”，即从大家都认可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然后一步步地推理出伦理学的原理，由此来证明这些原理的正确性。但这种理路遭到了后来者的很多批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跟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不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行的，其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方法论的独立性。但事实是虽然后来的思想家不像斯宾诺莎那样从痕迹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但近代的哲学家们大抵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原则，即将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当成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的方法论时，其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受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影响的倾向是共同的。如对归纳原则的应用还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模式。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曾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归纳问题”，其认为，人的个别的、偶然的经验都是不同的，就算是其重复一万次也不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原来我们认为具有必然性的因果观念只不过是人们习惯性的联想。其结论动摇的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必然因果观念，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如历史学而言，想采用归纳个别的历史现象得出所谓的历史规律也成为不可能了。在休谟之后，康德探讨了美学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探讨艺术科学的真理性问题，他应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即“共通感”的概念来说明美，他认为美感就是无利害关系的、无目的但合目的性的、普遍的、必然的共通感。康德提出的这四个美学原理，解决了原来其它哲学家没有解决的什么是美的问题，为美学确立自己的“科学性”确立了基础。受康德对“共通感”概念的应用启发，后来的哲学家试图用这一概念解决自己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科学性”问题，如维柯提出，精神科学，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建立在“共通感”的基础之上。在这之后，狄尔泰提出生命体验的概念，其认为精神科学有着自己的、独立的方法论，因为他所处理的不是各种自然的现象，而是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所以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进行精神科学的研究。狄尔泰之后，建立起了哲学诠释学的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探讨了精神科学自己的方法认问题，认为诠释学的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方法。后面的这几个人的思想阐述起来太复杂，只能简略地点出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看看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这一本书，这样就可以对方法论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总而言之，方法论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但是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方法的“正确性”、“科学性”用什么来保障?这些个问题都是复杂的哲学问题，没有最终的答案，哲学家们也一直在探索。 
一、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如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曾说：“没有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将永远愚昧落后；没有人文素质教育，人类将坠入科技带来的黑暗及社会灭亡的深渊！”不过，从哪个角度入手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如何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如何保证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取得应有的成绩，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笔者经过检索发现，近年来，有关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文章和著作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元，但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入手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的则非常少。与从其他角度研究相比较，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入手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优点和价值如下：一是新时代新形势的需要。时代在不断进步，一些新的影响人才素质的元素，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竞争化等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中日益突出其重大影响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应摆脱传统社会意义上的人文素质教育，而指向市场经济以及新的人才需求模式和竞争模式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二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文化发展，我国社会已经初步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的社会阶段，传统只重视传授空洞的、说教化的人文素质教育已经落伍，我国现阶段所需要的大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不再是纯粹理想化的完美之人，而是能够适应发展需要的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素质的人才，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国民经济、市场需要、职业要求相连显得尤为迫切。三是大学生的自我发展需要。人文素质教育对于大学生个人而言，不能将之与其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割裂开来，而应该着眼于其整个人生历程，作为培养大学生评价自我、规划自我、定位自我能力的主要手段，人文素质教育还要服务于大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及人生规划，将之与其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相连，在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的同时，最终实现个人事业的提升与个人自我建构的完善。可见，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的意义重大。二、基于职业规划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受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知识发展专业化的影响，近些年，我国大学生整体人文素质呈现弱化趋势，形势不容乐观，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欠佳，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效地在大学生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必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来含义几经演变，其狭义指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含括了许多领域的研究，自然科学通常试著解释世界是依照自然程序而运作，而非经由神性的方式。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可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由于自然科学主要是依靠逻辑思维，其思维方式往往是收敛的、确定的、必然的，而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依靠形象思维，其思维方式常常带有发散性、多元性和或然性。培养良好的人文素质可使人们经常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交差、互补训练，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这对于人们创新思维的培养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事实证明，超一流的科学家身上蕴聚着超一流的人才素质，他们是科学家，同时也是具有良好的人文道德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如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地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建树卓越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那些为人类历史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们，如居里夫人、爱迪生、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等，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在科学本身，还在于他们伟大的精神力量和可贵品格。因此，人们培养良好的人文素质，将关系到所学专业上的成就，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2．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可促进人们综合素质的提高 人文素质是一种基础性素质，它对于其他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渗透力。人文素质对于促进人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表现在提高人们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还表现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改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等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