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小D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个层次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 科学 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 自然 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 时代 ，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 哲学 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 艺术 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补充回答： 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 影响 和改变着人们的 社会 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 理论 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 分析 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 发展 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 现代 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 补充回答： 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 问题 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 内容 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 历史 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类能创造和使用工具，还能用特殊的文字符号去解释自然。就是说，人类比其它动物更具有一种科技能力。借助这种能力，人类才能创造出大自然中本不存在的东西――人类文明。 科技在不断演化，人类文明也在不断演化。一万年前，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人类由渔猎采集文明向传统农耕文明转型。传统农耕文明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铜时代，中国的商朝和西周王朝属青铜时代。第二个阶段是黑铁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属黑铁时代。随着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普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适应不了新生产力的要求而开始崩溃。直到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一个“铁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华文明得以成型。农耕文明一万年以来虽有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但人类总的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因为当时的科技主流顺应了自然法则。传统的农耕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有限的，对大自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敬畏自然。中国四千年前的夏朝，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历代农民，都知道“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道理，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桔杆，消费食物后的粪便，都作为农家肥再还到土地，保持了土地能量的循环使用，中国耕地经几千年而不退化。农民砍伐山林薪柴，也是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使村庄周围的燃料能永续利用。中国人口的膨胀也带来了周期性战争，而周期性的战争又将人口压缩回到自然资源的边界之内。世上任何科技系统，都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资源范围内，支撑起特定的人口和文明形态。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科技，从来没超出人力畜力和铁制农具的范围。人们自觉地根据耕地、山林草泽和水的资源总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自我调节的、可持续利用的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因此延绵至今。 西方近代以牛顿力学、纺纱机、蒸气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人类脱离农耕文明，迅速奔向了传统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相比，传统工业文明通过全新的科技手段开发了更多的矿产资源，集约化地利用了更多的土地和森林，带来了人类财富和人口总量的膨胀，形成了一个以扩大物质消费为根本导向的社会。仅上世纪100年来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消耗量的总和。传统工业文明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限扩散，终于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逼了出来。人类终于深切感受到地球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进程，所谓的现代化社会，就是人均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的社会。由于人口增加，由于物欲横流，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均资源消耗量直线上升。以水为例，公元前每人每天耗水12升，中世纪约20至40升，18世纪增加到60升，而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每天耗水量达500-600升。据有关材料统计，工业化国家每创造100美元的收入，约需要300公斤的自然资源，人均每年需要45000-85000公斤自然资源。中国如果要达到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比如13亿中国人都将自行车换成汽车，那就不是2003年每天消耗546万桶石油的水平，而要变成每天消耗8100万桶，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石油消耗总量，地球上有这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我们有能力对因此而产生的大量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吗？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全面承袭了西方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更是因为中国对本土能源的过度消耗。从1990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从18亿吨到35亿吨），天然气增长92%（从114亿立方米到277亿立方米），钢增长143%（从67亿吨到63亿吨），铜增长189%（从 9万吨到211万吨），铝增长380%（从4万吨到5万吨）、锌增长311%（从9万吨到3万吨）、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从217万吨到816万吨）。人们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兴奋的同时，往往会忘记这些成绩背后的资源消耗、垃圾成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世界上的一切成功都是有成本的。有人算过，按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有12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如果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也得把地球全部吃空才能现代化。道理再清楚不过，中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资源稀缺，而传统过时的工业科技却又偏偏指向了稀缺性和污染性资源，这种科技具有不可持续性。谁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谁就走上了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新的、可持续的生态科技之路。 二、走向新的生态科技 在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下，发达国家早已全力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我曾在《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一文中说，发达国家新能源的开发（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丰裕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循环可再生利用，零垃圾与零排放）正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转型阶段。谁最早转型成功，谁就是未来的主人。转型的关键在于探索“生态科技之路”。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即是生态科技之路的核心。 从现有能源结构看，工业经济目前的化石燃料如石油、煤、天然气等都不能回收，燃烧后就消失了。更何况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仅够人类再使用40―50年。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美国一边在伊拉克打仗以保障石油的安全，一边全力发展新能源。今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说：“我提议拨款12亿美元作为研究资金，使美国在制造无污染的氢燃料汽车方面领先全世界……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努力克服障碍，以便使这种汽车能早日从实验室走进商品展览室，而今天诞生的婴儿将会成为未来驾驶第一辆氢动力无污染汽车的人。请大家和我一起加入这个重要的创新行动，把我们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洁，让我们的国家减少对其他国家能源的依赖。”布什要求在2040年用新能源替代石油进口。为什么偏偏要求到2040年呢？因为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正好只有40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到2040年时世界已没有石油供应美国。众所周知，美国人口只占世界5%，却消耗着世界能源总量的30%，但美国仍对自己的能源未来充满担扰而大张旗鼓地开发新能源，确令人深思。1980年，美国第一架太阳能飞机上天。1995年，美国政府颁发“绿色化学挑战奖”以鼓励绿色科技发明者。2002年，美国10辆太阳能驱动的汽车无声开动。过去的四年中，太阳能和风能连续以40%的速度增长。风力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能源，从1995年到2002年增长了6倍，从4800兆瓦特到31100兆瓦特。世界上现在的风力机组发电总量，已可满足4000万欧洲人的家庭需要。 从循环经济看，工业经济中的有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会消失，如铁、铜、铝等等。这样的资源只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使它们永远处于循环利用之中。几百年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曾是实现经济增长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环境的恶化和环境运动的发展，随着资源成本的逐步攀升，逼使一些企业开始追求一种建立在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都可经过处理后再以资源的形式重新进入生产流程。这便是循环经济。丹麦取缔了燃煤能源工厂和一次性饮料生产线，首都哥本哈根32%的交通使用自行车。日本的《家电循环法》，使上百万台旧家电变废为宝；《汽车循环法案》使几百万吨旧汽车变废为宝；《建设循环法》使几千万吨建设工地废弃物变废为宝。日本还计划到2010年把垃圾掩埋量将从现在的7400万吨／年减少到3700万吨／年，到2050年计划减少到370万吨／年，最终达到“零垃圾”目标。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技术皆有突破性进展，为什么迄今仍没有全面普及开来呢？这是由于传统能源与工业集团的阻挠，西方各政党受到强力制约。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一旦普及，将对原有利益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控制全球石油贸易的几大石油公司，尽管研制氢能与太阳能最有积极性，但他们为了现有的利益，将这些科研成果封锁在自己的试验室中，以知识产权的名义限制转让，特别是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他们既要占尽现有石油利益格局下的好处，又要为石油枯竭时代的到来而“未雨绸缪”。在最后一滴石油没有被用干以前，新能源技术就难以真正普及。当然，由于规模限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产品的成本也很高，也是普及受阻的另一原因。因此说，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普及，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和利益问题。但反过来说，别的国家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惟独中国不成。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新能源使用成为惟一可行之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集中资源干大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是中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我们要认清楚。面对眼前的能源和环境压力，我们少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少修一些对生态不利的大坝，少建一些怨声载道的豪华办公楼，少投资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如石油汽车），就可以积攒下办大事的钱。我们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能力，打破一些权力部门和企业的垄断私利，将政府财政大规模投向新能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将政府的系列优惠政策去鼓励新能源开发与循环经济。在美国，每购买一辆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在丹麦，强有力的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以风力发电。这便是我国未来绿色税收与绿色贷款的参照样本。新能源技术的使用，虽短期成本巨大，长期将占尽优势。政府应当积极支持那些走在生态科技前列的企业，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主流，因为生态科技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还应当针对那些迫在眉捷的生态科技难题迅速推进，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技术系统，如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如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如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如生态监测预警的科技系统等等。政府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更多地抓好公共事务管理；在抓好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要抓一些关系国家民族未来成败的大事。这些大事，暂时无利可图但关系国计民生，是政府真正的义务。 中国本来就是在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迟到就要挨打。1840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受尽列强欺凌，内部也混乱不已。如今，我们不能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否则那心酸的大刀对火炮的历史仍会重演。试想，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我们的飞机与汽车仍是用日趋枯竭而污染环境的石油，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发达国家如果在能源结构和循环经济科技上取得根本性突破，从而决定放弃旧的工业经济科技转向全新的生态经济科技，那我们多年以极高环境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统统将成为笑话。有人将传统工业文明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文明”，因为传统工业文明把自然这个生命摇篮变成了生命的坟墓。又有人将新出现的生态工业文明称之为“从坟墓到摇篮的文明”，因为它抛弃了与自然对抗的科技形式，采取了与自然和谐的科技形式，从而打开了更丰裕更和谐的时代。一定的科技系统，指向一定的资源范围。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资源范围，而生态工业文明科技则指向丰裕、清洁、可永续利用的资源范围。围绕循环经济与新能源开发，构建中国的新伦理、新制度、新文化，使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日趋生态化，这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真正可持续的现代化。为了对中华民族负责，为了对人类负责，为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人类科技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科技模式，人类科技必须发展生态工业文明的科技模式。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我们这代人不得不承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