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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历史 雕塑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活动 紧密相联，同时又受各个时代宗教 、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如法国旧石器时代的圆雕裸女和牝马、野猪等浮雕，中国陕西何家湾和辽宁凌源、建平等地发现的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雕、骨雕、人像和女神彩塑头像等，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和对动物的崇拜以及认识人本身、认识世界的过程。秦始皇陵兵马俑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帝国大军的威势。雕塑是时代、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结晶，是社会发展形象化的记录。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曾将艺术风格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严峻的风格，它坚守描写的客观简朴性；其次是理想的风格，这一般是艺术发展成熟、完美、繁盛时期的风格；再次是愉快的风格，它往往是一门艺术衰落时期的风格，目的是为“取悦于人”，追求形式的华美与雕琢。（《美学》第三卷）用黑格尔的观点分析中国雕塑风格的发展，发现大致上是吻合的。如果从中国雕塑的成熟期一秦汉时期开始，秦汉雕塑正是严峻风格的典型，而隋唐雕塑则是理想风格的典型，明清雕塑则是愉快风格的典型，至于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宋则分别是从秦汉到隋唐，隋唐到明清之间的过渡风格。 艺术风格从不同层次上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为了考察艺术风格的演变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这里从中国传统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的风格理论出发来把握中国雕塑的发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里的清指的就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到“气有刚柔”、“风趣刚柔”；沈约在《宋书》中讲“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就是与这种风格论一脉相承的。清代著名古文家姚来更是明确提出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风格论。 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都是从传统的阴阳刚柔的观念来立论的。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贵柔、守雌、尚静；有人则认为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另有人认为是二者之间一“中庸”。应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发展的，静态的描述难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而动态的追踪则可以更接近历史的原貌。中国雕塑正好可以成为我们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参证。相对于文献资料，它可以更直观、更不加掩饰地将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讲，一部中国雕塑风格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部民族文化精神的嬗变史。这样，就使人们找到了将雕塑风格与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的联接点。 一、秦汉时代 秦汉时代的雕塑风格是严峻的风格，是阳刚之美的风格。秦汉俑马、墓前石雕从整体上看，也许远不及后世那样精巧、细腻，而以拙重、粗犷为特色，然而正是这种“客观简朴性”，成为了秦汉时代文化精神的象征。 秦汉时期的文化精神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这种精神也正是《周易》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荀子》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秦汉雕塑的风格不是偶然的，它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强烈的开拓、征服欲望的形象写照。它继承了远古以来，华夏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注重人力，与自然抗争的崇高精神。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方民族注重对自然的征服、改造，中华民族则表现为与自然的顺应、融合。这种说法也许适合某些时代，但至少不适合先秦和秦汉时代的中华民族。如果沿着秦汉文化精神中的阳刚之气追溯下去，就会发现早在远古神话里就体现出了我们民族在早期的那种大气磅礴，与自然抗争以求生存的文化精神，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秦汉文化精神，就是先秦这种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的延续。据说秦始皇南巡衡山，舟行至湘山遭遇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显示皇帝的威力，秦始皇这种不畏天命、敢于向神灵挑战的精神正是雄伟的万里长城、阿房宫、十二金铜巨像、力士孟贲像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排列齐整、声威雄壮的秦陵俑马所要表现的精神。 汉高祖“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苍劲的诗句表明汉代文化精神就是在这种激越、高亢的基调里行进的。汉初曾一度流行所谓“黄老之学”，但这种主柔守雌的思想并非汉代统治者的真意，而是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权宜之计，“无为”是策略，为的是大有所为。汉武帝开始，羽翼丰满、国力强盛于是便抗击匈奴、交通西域，创立了不朽业绩。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汉的文化精神与雕塑风格达到了高度和谐，二者相得益彰。雕塑艺术以力量、气势、体积恰当地表现了这个征服自然、征服物质世界、开拓空间、占据空间的时代。这种合谐是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雕塑由秦汉时代统一的阳刚之美的风格分裂为两大风格，这两大风格如果从地域着眼可以分为南方风格与北方风格，其文化内涵则是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的风格，表现在当时最主要的佛教雕塑上是“秀骨清相”与“大丈夫之相”的分别。探索这一时期风格分裂的原因还必须联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来看。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西晋王朝覆灭后，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部中国成了游牧部族争逐、混战的场所，南部中国则由逃亡到江南的贵族官僚建立起偏安南方的王朝，大批有高才实学、博通经史的文人学士避乱江南，对南朝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魏晋玄学对南朝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秦汉时期人们在文化精神上表现出来的是慷慨激昂、努力奋发、以图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南朝时期则以任其自然、隐匿山林、蔑视礼教法度、崇尚虚静无为、讲玄清谈为时尚。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哲学在以征服外界环境，以发展生产，重视世俗生活为特点的秦汉时期显不出多少影响，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民族原有的刚健有为的精神在南朝减弱了，显得阴柔有余而刚健不足。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谈到，南朝士大夫搽粉涂胭脂，香料熏衣，肉柔骨脆，景侯作乱时，着罗绮，抱金玉，伏床边等死。县官老爷看见驴子也心惊肉跳，说是老虎，这与《史记•游侠列传》中秦汉时代的英武刚健的儒生形象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一时期在雕塑中出现的“秀骨清相”的风格从艺术上看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它意味着民族感性心理的丰富。在形式上，也较之前代的雕塑显得细致和讲究，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正是由于风格上的分化，为中国雕塑在下一个阶段形成新的统一风格奠定了基础。其实不限于雕塑，当时在文化艺术上，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风格。佛学家谈到南北佛教的差异；学者注意到南人与北人在学风、学问方法上的不同；文学 史家谈到南朝民歌和北朝民歌迥然相异的风格；书法家注意到南、北书法的不同风格……总的说来，在艺术方面，南方风格一般是婉约的、细腻的、秀美的；北方风格一般是豪迈的、粗犷的、壮美的；所谓“铁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就是这两大风格的写照。 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充满了戏剧性的。按说南朝在学术、文艺、典章制度方面堪称华夏正统，加之礼乐之盛，富饶的山林物产之利，都是北朝所无法比拟的；十六国以及北朝统治者自己也不敢以华夏正统自居，按说，统一中国的应是南朝人而不是北朝人，然而结果正好相反，蛮勇强悍的北朝人最后征服了南朝，统一了中国，这应该是引人深思的。 
大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以上。最初的雕塑可以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算起，这是中国雕塑的序幕。造型多样的陶器，为中国雕塑的多向性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独立意义上的雕塑作品。当然，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渡时期。距现有的考古研究资料来看，远在一百万年以上，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原始人类。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云南的“元谋猿人”、陕西的“蓝田猿人”等等。他们居住在洞穴之中，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大约在二十万年前，“猿人”进化成“古人”，过渡至母系氏族社会，如山西的“丁村人”、湖北的“长阳人”等等。“新人”时期大约在距今五万年前，如内蒙的“河套人”、四川的“资阳人”等等。而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距今有七千年以上，最有代表性的上“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等。至此以后，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出现了统治和被统治，继之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人与猿的区别在于在劳动中创造了生产工具——石器。在以上所述的漫长过程中，人类的祖先从简单打制石器，到把石器磨光并分类使用，是从劳动实践中变化发展而来的。同时，精神文化层面的装饰品也随着思维能力和审美意识的提高而愈加美观。最早的雕塑萌芽，可以算作原始石器，有大量的精细石器具备了雕塑的性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出现了陶器。它们造型丰富、纹饰多样，既是生活中的必需日常用器，也是可以欣赏的艺术品。这时的陶器还没有脱离实用的目的，但它对后期的青铜器、象形器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从工艺手段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三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它们有的以配件的形式出现，如盖钮、把手等；有的以表面浮雕等形式出现。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七千年了。尽管作品只有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 这中间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夏禹是在约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最大部族的统治者，从他以后，确定了王位的世袭制。商代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其仍然是部落性质的国家。商代后期迁都安阳，由于当时地名称为“殷”，所以史称商后期为“商”。再后来是建都西安附近的周代，史称“西周”，迁都洛阳是周代后期，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这一期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青铜雕塑因素分类①是以动物现象为主题造型的青铜器，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站立的鸮鸟圆目大睁，坚实有力，外表装饰有其它动物纹样的装饰；再如湖南 醴陵出土的象尊，在基本写实的基础上又有夸张变形的因素，铸造技术精细。②是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常见的有浮雕、圆雕、透雕等形式，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体态巨大，四角各铸一卷角羊头，造型端庄；如河北平山中山国都遗址出土的人物座三连灯，以人物造型为灯具的主体结构，神态自然。③是相对独立的青铜造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站立人物像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高172厘米，加上基座高达262厘米，面部形象简洁，整体感较强，整个外形上有比较精致的装饰。据考证，此类雕像非为明器，可能与祭祀所用的器物相关。再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玩鸟顽童雕像，其面部表情生动，非常写实。这些青铜器虽在性质上仍属工艺品（实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备了雕塑艺术的属性。一些夸张变形奇特的纹饰，构成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点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整体风格商代青铜器比较端庄、沉重，气质伟岸；西周前期、中期的作品比较华丽、装饰繁缛，形象怪张，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其上；而西周晚期则比较写实，不再咄咄逼人，装饰上也相对简洁了一些。另外，在这个时期还有用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雕塑作品。这类雕塑的目的在于祭祀、日常生活用品、服饰等方面。其中以玉雕最为突出。据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的人们很喜欢佩带玉器，除了审美意义还兼有道德伦理上的含义。商周墓中经常会有玉雕的佩饰品，有玉鳖、玉虎、玉人等等，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特征。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坐形，高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纹，头上钻孔，以利穿绳佩带。再如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玉雕鹿形，姿态可爱，尽管体形很小，但其刻画却十分传神。西周时期的国都在陕西长安一带，该地有很多类似的文物被发现。春秋晚期的墓葬已大量使用陶俑替代人殉葬。山东林淄的出土陶佣只有10厘米左右，外表加施彩绘。此外，在湖南、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还发现有木雕人俑，形体概括、简练，注重体快的整体效果。这一类殉葬品都为“明器”，有些在制作上比较粗糙。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虽然在整个雕塑史中，秦代只占据着短短的十五年，但只一个兵马俑的出现，就足以改变中国雕塑史。它出土于1974－1976年，主要以兵俑和马俑居多。体态与真人等大，数量众多，神态各异；自是有立、有跪，有驭手、射手；由军官、士兵之分。马俑形象写实，身材矫健，可见当时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对塑造技术支精通。这些秦始皇百万大军的缩影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不论是造型、塑造、烧制等各个环节，都是一件庞大的工程。一般采用模制加手工塑型的技术，分段成型，整体焙烧。其陶泥制的细腻、烧成火焰均匀、过程当中变形较小，烧成后外表用颜料彩饰。作品注重面部形象刻画，据说万千兵马俑没有充样、雷同的，可用“栩栩如生”这个词来形容。从人物结构上看，比例合适，动态自然。秦俑的单件作品都有很强的动作个性，有的手持利剑，有的伫立凝视，有的坚定刚毅。但整体上不在乎细节变化，不是完全照搬现实，在躯方头圆上有强烈的体块对比、疏密变化、动静之别。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秦代兵马俑的出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显示出我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很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前进了一大步。总的来说，秦代兵马俑对我们研究那一段历史、促进后代的雕塑艺术之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同秦俑同时发现的另外一个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就是铜车马。这些铜车马比秦俑要小些，为铸铜而成，做工更为精细，即以考究。青铜雕塑艺术始自商周，像这样的铜车马，是空前罕见的。同样，由于秦代的大兴土木，使我可以从许多现存的建筑构件遗物上了解当时的雕塑艺术。秦代的瓦当艺术可以说是小件浮雕艺术之精品，大致上可分为卷云纹和动物纹，构思巧妙、变化多端。动物纹瓦当充满了雕塑趣味，由“子母鹿纹”瓦当，表现一直带着孩子的活泼腾跃的母鹿，在只有十厘米的空间内，把生气盎然的生命浓缩起来，有浓厚的装饰趣味。俗话说的“秦砖汉瓦”是指秦代的空心陶砖，多是以龙、凤或狩猎、农耕的图案。这种风格特点，在秦代的铜镜纹饰中也可以欣赏得到，这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品种，自秦代开始愈加精美。其浮雕装饰纹样，无一已不是飞动活跃的，这种艺术特征对后来的魏晋六朝时期有很大影响。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自秦朝统一中国，一直在盛衰变化中持续了四百余年。汉风气势，我们可以从现存的雕塑清楚的看到。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霍去病墓石雕群其体积之大，风格之独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见的。公元前二世纪，是汉武帝当政的时代，国力比较强大，工艺技术、艺术水平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雄厚气魄，石雕采用巨大整体石块，就其自然外型加以艺术处理，灵活使用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使之完全服从于雕塑的整体造型。比如“卧虎”，在虎形上运用了寥寥几条简单的阴刻线，就表达了它的内在精神。这组石雕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挖掘、整理、保护起来，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给人们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和创作启迪。西汉大量的陶俑陪葬陕西杨家湾就出土了数千件彩绘陶俑，有人有马，阵容整齐。但这些陶俑体积较小，大都在50-60厘米高，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再者，这些陶俑的做工也远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较模糊、型相类同。“汉承秦制”，相比之下，汉代比之秦代的厚葬之风有所减弱。汉代的明器雕塑在题材上更为广泛，为了使死者能在阴间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环境，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粮仓、猪圈、锅灶、房屋以及鸡、鸭、狗、猪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事物。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有许多陶质明器都外挂了赭色釉和绿色釉。这些明器也为研究当时的农牧业、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形象佐证。西汉的工艺装饰性雕塑也十分发达，其一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等；乳钉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乳钉之间有人物、鸟兽等等。其二，西汉的金银嵌镶工艺也比较发达。是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因、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在填以黑漆，曰“错金银”。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微熏香用的实用品，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这在汉代也十分盛行。西汉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等等，以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建筑装饰构件上看到雕塑艺术的成就。史籍中所记载的建筑实物已荡然无存，“秦砖汉瓦”为我们提供了推想空间。西汉瓦当场以“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语作为装饰内容、动物纹样多采用“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再满足与仅仅实用，而是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艺术化。比如当时的铜油灯是常见的一种生活用品，从出土文物看，各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灯具也有很大差异。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于河北满城的“长信宫灯”，以一个神态安详的少女形象为灯体，双手托起灯罩；结构很巧妙，整体为空腔以免烛烟四处散漫。再比如有一些随身佩带的腰饰、头饰或玉佩等，都是小型雕塑精品。云南省晋宁出土的“双人舞饰牌”，以镂雕的形式表现了两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脚下踩着一条扭曲转动的长蛇，整个形象饱满而浪漫，结构紧凑。 豪强争斗激烈，社会因素很不安定。两个世纪中，厚葬习俗成风，所以留至后代的墓室有很多保存完好。为使墓穴坚固耐久、多使用材质较好的石料构筑其框架，并在石材外表浮雕以历史故事、植物动物，或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面雕刻记录下来。其中最为优秀的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组浮雕，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车马出行、宴乐游乐等场面，还有些是神话传说、鬼怪迷信一类。所使用的雕刻技术多为阳刻，将人物形象以外的部分铲平剔下，使物象凸现于石面。再就是山东的孝堂山祠和肥城张氏墓其画像石的特点是使用阴刻，以凹线勾勒形象外缘。河南南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家，当地的富豪官员、皇亲贵戚众多。从后来发现的石雕、画像后可以看当显官贵族们的奢华生活。“南阳汉画像博物馆”藏有千余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石壁雕。南阳汉墓浮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粗犷、中期熟练、晚期的风格不及前两期。趋于软弱。其手法多为阴线凿刻，题材广泛。此外，江苏徐州、陕西绥德、四川岷江沿线等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汉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乐山、重庆等地有不少崖墓，这种墓壁上的装饰被凿棵成高浮雕纵深可达20厘至40厘米。在出土的墓俑方面，四川远比其它地方（包括洛阳），都更加丰富。在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一件说书俑，表情极为生动，刻画出说书艺人的情感瞬间和他的典型特征，并配合以夸张地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在其他地区也有优秀的东汉时期雕塑被发现，如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使全世界为之轰动。这匹奔马三足腾空，以足落在支撑点上，雕塑家巧妙地将底座设计成一只飞燕，象征“天马行空”的潇洒。整件作品为铸铜而成，虽只有34．5厘米高，但它的气势却是雷霆万钧、不可一世。 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中国在历经秦、汉四个世纪的一统局面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分足割据的状态。所谓三国就是曹氏父子建都洛阳的魏国（220－265），建都南京、由孙权统治的吴国（229－265）以及汉室后代刘备统治的蜀国，他的称帝是在（221－263）。这期间鼎立存在了四十年，战争频仍，但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生存的威胁也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艺术成果似未受太大影响。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已经被正史所记载，造像活动也因此而展开。自晋代以后，造像活动大肆盛行，甚至当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节制的耗费人力和物力。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亳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蜀国和吴国被魏所灭以后，魏国的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统一而短命的西晋（265－316）。但由于西晋的统治腐朽无能，被北方各少数民族所破，这些少数民族被统治者成为“五胡”。随之天下大乱，除了“五胡”、“十六国”的民族争斗，西晋政权旋即倒台东晋王朝（317－420）趁乱建立于建康（今南京），统治者为西晋宗室司马睿。之后的局面更加复杂，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被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十六国”以后分别建立，成为“北朝”，直到公元六世纪的这一段，就是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市佛教雕塑艺术得以巨大发展。印度佛香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再是色彩上，重彩浓抹，表现技法日渐成熟。云岗石窟群位于山西大同，石窟延绵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龛）约千余个，规模庞大。云岗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是北魏时期，充分利用了当地石材的特点；体魄巨大、形象庄严，具有摄人魂魄的体量感和空间感。主佛高达13．7米，立于石窟中主要位置，为云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显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注重形象刻画，人物动态也更加活泼；第三期已近尾声，时间拖至六世纪初。当时的大规模开凿工作已经停止。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饰装扮已完全中国化，“褒衣博带”式的中原服装形式已经普及。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力经东魏、北齐、隋、唐多个朝代之开凿。南北朝时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这种悖常为“神兽”的想象中动物形象，被成为“麒麟”，有的似狮虎，却右翼，被称为“避邪”。这种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现存遗迹多为南北朝时作品，江苏南京周边比较多见。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江苏句容石狮村梁南康简王萧绩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简洁，体积感强，最能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各处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佛像和与之相关的造像被大量制造。单尊可移动的佛像，都带有“背光”，一为装饰、二为其坚固。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多件北魏时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时刻出佛经故事。山东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保存比较完好的单件佛像。此外，为了供养方便，易于携带，当时还生产了大量小型鎏金铜像，制作精美，雕刻细腻，不亚于大型雕塑的气魄。
在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人，已经开始制作泥塑和陶塑了。1975年，在陕西华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墓葬中发掘出一件陶制鹰鼎。它那精美的造型引起人们的赞叹。陶鹰鼎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这样一件体量并不算大的陶塑，竟产生出非凡的气魄和雄强的力量感。黄河中上游地区先民给后人留下不少陶塑杰作。枭形壶是将壶的顶部作成猫头鹰的头面，其中可能含有某种图腾崇拜的意义。有些器物的盖纽或口嘴作成人头形或鸟兽形，稚拙而有趣。在湖北屈家岭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中，出土了一些手捏的只有数厘米大小的动物雕塑。从它们的形状来看，是经过特意烧制的陶制品，如陶鸟、陶猪、陶鱼之类，造型完整而有情趣。好像是当时在制作大体陶器之余，用剩下的泥巴即兴作出来的。不知是否专门为孩子制作的玩具，还是另有用途，总之，它们主要起娱悦性情的作用。在黄河中游早期的遗址中也有类似的动物陶塑发现。陶塑小动物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定居后普通饲养的猪、羊、狗、鸡等家畜家禽，反映了制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经过观察。发生兴趣才去加以表现的 。原始陶塑的含义可能是多重的，也是比较模糊的，从而带有某种远古的神秘感和莫解的奇妙。其表现手法真实，朴实、自由、夸张、概括，一点也不雕琢。体现了一种随意美，稚拙美。它们为后来较大和较精细雕塑的制作，奠定了基础。秦兵马俑，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完美的高度。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栩栩如生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动力、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扩展资料：中国城市雕塑出现“质变”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千城一面”单调的城市景观，人们视觉疲劳，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弥补环境中文化的空缺，找回忽略的“文化平衡”。1982年3月，中央批准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展雕塑建设的建议》。在当时的建设部和文化部及中国美协的共同领导下，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随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城市雕塑的领导、管理机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根据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的说法，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基本健康。当时参与这项事业的，主要是一批老艺术家和一些美术院校的专业师生。每年的作品数量大约在两千件左右，其中多为精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重庆的“歌乐山烈士纪念碑”，深圳的“开荒牛”，兰州的“黄河母亲”等。在题材上，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从单一表现政治历史逐渐向普通生活转移。这些作品，刚落成便获得普遍好评。1990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雕发展进入了业内所称的“黄金十年”，一夜之间，各地对于城市雕塑的热情空前高涨，雕塑公司、“雕塑之乡”纷纷涌现。与之相伴的，则是大量“雕塑垃圾”的出现。进入很多城市，甚至农村，面前耸立的都是面目雷同、含义不清的抽象派雕塑。有专家总结，“银光闪闪(热衷不锈钢材质)，一派抽象(风格上偏爱抽象)，却不过是一个球、几条线。”在南京和广州等城市，甚至出现了专门配套生产、销售大小不同的圆球、飘带，可以临时组装“抽象雕塑”的商店。2004年，太原市规划局对全市城市雕塑进行了一次普查，请专家进行评审。结果显示，太原市当时共有城雕作品353件，但其中超过八成属于劣质作品或平庸之作，仅有17%具备欣赏和保留价值。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雕塑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城市雕塑的历史演变：从皇权专属到公众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