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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孝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儒家的孔孟二人，他们将孝的含义由物质扩大到精神层面并将孝道与社会治理相结合。
孔孟提倡的孝道是一种“不忍”之孝。“不忍”是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为服务他的政治理念而提出的，“人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是指每个人都有的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君王如果能对百姓怜悯，实施仁政，将这种“不忍”之心运用在治理社会中将会实现社会大同。其实，“不忍”不仅可以运用在统治者身上，也适用于百姓个体之中，当个体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和长幼辈分时，晚辈对长辈的这种“不忍”之心我们称之为孝。这是一种不忍之孝，以不忍人之心尽不忍人之孝，极有可能实现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好社会。
不忍之孝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结合。论语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能养”是指物质方面，“敬”则指的是精神层面。孟子也谈到这种“敬”的具体表现，《孟子》离娄篇讲到曾子和曾子的儿子曾元侍奉双亲的不同状态。“曾子养曾析，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日有”。曾子的儿子增元在侍奉曾子时：“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日亡矣，将以复进也”。侍奉父母的身体是最基本的物质敬孝，曾子每日提供父亲最好的酒食让父亲物质所需得到满足，可谓是做到了“能养”，但是孝顺父母还有另一精神层面，这种精神方面的孝顺更加不易。与曾元相较，曾子每餐请示父亲饭菜分配，参考父亲的意见，这其实是为让父亲有存在感，告诉父亲今日饭食有多余则是让父亲安心。这种对父亲存在感和安心的关照是一种难得的情感体恤，曾子对父亲的孝顺是一种“不忍”之心在推动，以这种“不忍”之心体会到父亲情感和归属的需求，于是每日必问请父亲看似锁碎的事情，其实是给父亲一种情感的慰藉，曾子对父亲的这种“敬”不仅有对父亲的威严之敬，更是对父亲年迈衰老的疼惜，既做到了“能养”，又做到了敬爱。子女尽孝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不忍”之心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创造财富与价值的能力是在递减的，心灵层面的孤独与失落却不断增加，这就更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理解。在物质富裕的社会，对父母情感孝敬比物质的孝敬更加有效与难得，也是今后社会发展的方向。
来源：商情 
作文素材积累：孟子可以这么写。
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是以雄辩著称的儒学大师，孟子的雄辩显示出无限的豪情与自信。孟子的自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与弘扬儒家思想文化，二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三是坚守“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而这三者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孟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典型，学习孟子坚定文化自信，具有较强的现实启示。
在群星闪烁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活跃的黄金时代。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在诸子百家中以雄辩著称，不论是游说诸侯、与各家争论，还是教育弟子，孟子的言行总是充满自信。孟子的自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与弘扬儒家思想文化，二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三是坚守“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而这三者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自信。
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思想内涵和实施方案。首先，政治上提倡尊民爱民。孟子认为，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决定因素在于能否赢得民心，即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3]136，“得其民有道，得其心”[3]136。因此在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时，孟子还力劝统治者听民情重民意。例如，孟子认为，君王在破格进贤时不能轻信左右的亲近和在朝官员的进言，而应当以百姓的评议，即以“国人皆曰贤”[3]32作为参考标准。同理，在决狱用刑时要采纳百姓的意见，即“必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而杀之”[3]32。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时也要体恤民情，因此当齐宣王用羊替换牛举行祭祀时，孟子引导他要将仁爱之心推及百姓。其次，经济上提倡富民利民。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战国时期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对此孟子主张通过法定化土地政策以达到“制民恒产”的目的。
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党委党校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