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velop
收稿日期：2001-12-10� 作者简介：朱建华(1965-)，男，江苏泰兴人，泰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儒林外史》非讽刺小说论� 朱建华� （泰州师范专科学校，江苏?泰兴?225400）� 摘要：《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的说法始于鲁迅先生，并得到广泛认同。但这种分类并不科学，既不符合吴敬梓的主观创作意图，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这种说法的提出，和鲁迅先生的创作个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小说；吴敬梓；鲁迅� 中图分类号：I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207(2002)02-0060-03�� 晚清的论者论及《儒林外史》时，往往视其为“社会小说”，《清朝野史大观》即以其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解�的《小说话》也称之为“社会小说”。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儒林外史》列为“清之讽刺小说”，并作出了经典性的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FJF〗�〖FJJ〗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自此，《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的说法就深入人心，历来的研究者都奉为圭臬，建国以后的各种小说史基本上承袭了鲁迅先生的说法。� 鲁迅先生以文学巨匠的眼光，犀利地道出了《儒林外史》的艺术特点，其论点广为接受，迄今成为定论。应该说鲁迅先生的说法的确道出了《儒林外史》在思想和创作上的一些重要特点，但是据此即将《儒林外史》称为“讽刺小说”却多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从总体上来考察的话，我们就很难把《儒林外史》看成是讽刺小说。 一、“讽刺小说”说不符合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和作品实际 首先，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儒林外史》的立意并不在讽刺。� 《儒林外史》的创作动机，前人多有论述。吴敬梓的从外曾孙金和在同治八年(1896)为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作的跋中说：“是书则先生嬉笑怒骂之文也。盖先生遂志不仕，所阅于世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彰阐之权，无假于万一，始于是书焉发之，以当木铎之振，非苟焉愤时疾俗而已。”黄安瑾于光绪十一年(1885)为上海宝文阁刊行《儒林外史新评》所作序文也认为“其实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金和与黄安瑾的论述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目的着眼，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进行分析，其共同点是在肯定作品对现实不满的同时，也指出了作者的创作动机不仅仅是由于“愤世疾俗”，也不仅仅是为了“骂世”，而是因为“所忧于人心者深”，是为了“醒世”。换言之，即讽刺并非作品的主要目的。� 这些论述为我们了解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主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然而，要真正了解作家的主观意图，关键还是要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吴敬梓没有留下直接表现《儒林外史》创作思想和创作动机的文字，但他还是在作品中比较清晰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意图。《儒林外史》第一回的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清楚地表明这一回是全书的总纲和主旨。从具体内容来看，作者也确实是想借这一回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思想的。这一点早就为论者所注意，如卧闲草堂本第一回回末的总评中就已指出：“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然与本事毫不相涉，则是庸手俗笔；随意填凑，何以见笔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对第一回在全书结构和内容上的作用揭示得相当清楚。� 从内容上看，第一回虽然也有讽刺的成分，如对七泖湖畔三个没有名姓的客人愚昧无知而又热衷于攀附权贵的言行，作者就没有吝惜讽刺的笔墨，但总体上来说，讽刺却不占主导地位。在这一回中，作者倾注自己的全部同情，精心塑造了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王冕的形象。吴敬梓在保留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改造，小说中的王冕形象和作为历史人物的王冕相去甚远。这种改动，完全是吴敬梓按照自己的理想对人物进行改造的结果。� 2 《儒林外史》非讽刺小说论 在第一回的最后，作者借王冕之口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了。”对于受到科举制度戕害的知识分子，作者同情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作者还借王冕之口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的了。”这些维持文运的“星君”才是作者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可见，理想才是作品的主调，讽刺并不是作者的出发点。� 其次，从作品的具体内容看，讽刺不是《儒林外史》的基调。� 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实际并不吻合的情况在文学史上并不仅见，《儒林外史》是否也是如此呢?讽刺的确是《儒林外史》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进、范进等为科举制度所毒害的士人，以及权勿用、景兰江等所谓的名士。然而，讽刺并不是作品的全部内容，作品中除了对上述两类人物进行批判、讽刺之外，还怀着满腔热情塑造了一系列正面形象，这就是真名士、真儒的形象。作者讽刺了醉心于功名利禄、热衷于在科举道路上进身发家的周进、范进等士人之后，就赞扬了鄙视功名利禄、从容淡泊的真儒虞育德、迟衡山；批判了假名士景兰江、权勿用，就写了不慕功名、仗义疏财的奇人杜少卿；揭露了招摇撞骗的张铁臂之后，就刻画了真侠士凤四老爹。从人物塑造的结果来看，《儒林外史》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些反面形象，作品中的正面形象大都流于概念化，缺少个性。作者在描写他所批判的形象的时候游刃有余，然而，一旦描写到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时，除了王冕、杜少卿等少数形象之外，一般比较苍白无力。 这也是“讽刺”说得以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对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的地位。当描写正面人物行事的时候，吴敬梓的笔就开始变得生涩起来，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过于郑重其事，写泰伯祠大祭的场面就是如此，文字因而显得十分沉闷，全然没有了描写反面形象时的流利和洗练。惟其如此，才见出作者下笔的慎重，见出理想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尽管作品题为《儒林外史》，但吴敬梓还是将笔触伸向了儒林之外，他描写了并非儒林人物的萧云仙、凤四老爹等人物，对萧云仙的描写在作品中还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表现作者自己的理想。《儒林外史》对反面形象的讽刺性描写，就是由于他们和吴敬梓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陈美林先生认为除楔子之外，《儒林外史》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第二部分从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这一部分中，虽然前一部分中那些士人依然存在，但作者描写的重点却在于这样一些士人：他们不受八股制艺的牢笼，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最终终于破灭”；“第三部分从第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而且在第三部分还出现了肯定人物虞华轩。这个论述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可见，即使从所占的分量来看，对正面形象的描写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如果仅仅将《儒林外史》定位为讽刺小说，显然忽视了吴敬梓对理想的追求，这既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利于读者正确理解《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二、“讽刺小说”说提出的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独特的创作个性� 《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研究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先行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外，《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很多精辟而犀利的见解直到今天还闪耀着难以遮掩的光芒。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发人之所未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本身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创作家。以创作家的身份从事研究，自然会有一般研究者所没有的优势，但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印记也往往比较明显。�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将古典长篇小说分为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公案、谴责以及以小说见才学者，仅就《儒林外史》同类的小说而言，《中国小说史略》就将其分为三类：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这种分法，体现了鲁迅先生作为小说大师的敏锐与犀利，也是鲁迅先生艺术洞察力的体现，和其创作个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儒林外史》非讽刺小说论 鲁迅先生在创作上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鲁迅先生的作品继承和发展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关于这一点，前贤论述已多，不必赘言。但是，鲁迅先生和吴敬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有着各自的创作个性。吴敬梓尽管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非常失望，但还在努力着开出疗救的药方，这便是“礼乐兵农”，便是《儒林外史》中的“真儒”、“贤人”和“名士”，即使到了作品的最后，悲剧气氛笼罩着整个作品，作者仍然写了四大奇人。和吴敬梓不同，鲁迅更多地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尽管他“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而“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4〕�鲁迅的作品中表现出对黑暗社会的深深的失望，基调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和谴责，他的笔下少有《儒林外史》中虞育德、迟衡山、杜少卿之类的理想人物。《药》中的夏瑜是鲁迅早期小说中难得一见的正面形象，可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作者甚至都没有让他直接出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夏瑜形象都不是小说描写的重点。至于《理水》中的禹等正面形象的塑造，那是以后的事了，而且这样的形象在鲁迅创作中占的比重很少。除了祥林嫂那样的受压迫、被凌辱的人物之外，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讽刺性，从《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阿Q正传》中的阿Q，到《白光》中的陈士成、《肥皂》中的四铭，再到《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几乎无不如此。在这一点上，鲁迅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因此，对《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手法的理解，鲁迅先生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深度，但另一方面，对于《儒林外史》中充满理想色彩的描写也就不够重视。这大约也是鲁迅比较重视《儒林外史》中讽刺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将《儒林外史》视为“讽刺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鲁迅先生的艺术个性所决定的。这种提法虽然揭示了《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重要特点，但讽刺只是《儒林外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艺术手法，无论是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来看，还是从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实际来看，将其称之为“讽刺小说”都是不太合适的。从《儒林外史》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其称之为社会理想小说似乎更为妥当。这一点，当容以后撰专文论述。��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 〔2〕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陈美林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A〕吴敬梓研究〔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27-� 〔4〕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ZK)〗 
1．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就事论事。有时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但认真分析一下还是能够发现问题。在看似没有问题的问题中发现了问题，这就是高瞻远瞩。2．见微知著：也就是说，要从报微小的事物中看到一种发展的趋势，看到一种大的事情。3．由表及里：要从表面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4．由此及彼：有时两个事物看上去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他们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你要能把他们挂起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