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1640589
三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xiá）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因果，敬畏地位高贵的人，敬畏圣人的言教。小人不懂得天命因果，所以不知道怕，不尊重地位高贵的人，轻侮圣人的言教。” 人不知道怕才是最可怕的。我有个朋友是医院负责取肾的，他说罪犯们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一个个怕到晕的晕、哭的哭、屁滚尿流的屁滚尿流，可惜怕已经晚了。懂得怕不是件丢人的事，人只是自然的一份子，就算你心气再高，地球也不可能绕着你转。要想改变世界，必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就要懂得随顺自然，畏惧因果。 “大人”在今天可理解为国家法律、规章制度，代表政府的权威和人民的意志，你非要和他相左，便要遭到国法王难，自毁前程。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言就是指圣人之言。今天的时代更不能误将“老人言”当成是“老年人说的话”，那随时可能会中毒。现代人只要多读圣贤书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敬老尊贤、亲近长者。“圣人言”不是圣人的创造，而是圣人通过自己的经验、思考，发现的宇宙人生的真相，转而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言行符合自然的法则。中医的专家每遇到疑难病症，会再读《黄帝内经》去寻找答案，军事家则对《孙子兵法》一读再读。我们平常为人处事，一部《论语》可以常伴左右，其中智慧隽永，常阅常新，能不断给我们新的启迪。我们学习圣人言教，若果能终身受持其中一二言句，则必定受益无穷。 所以，天命、大人、圣人之言都是“法而如是”，本来就应该学习、心怀敬畏的，如同人要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你干吗非要轻慢它，自绝生命、慧命呢？ 
思想从来没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它可以穿越任何一个时空，任何的形式来展现出它的内涵。《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封建统治时期的核心思想。 “中庸”跟“礼乐”是《论语》的两大核心思想。其内在的意义也是非比寻常的。那么这两大思想在现代是否还有价值呢？“中庸”主要讲求的是一个度的把握。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做事过头与做的不够是一样的。例如，父母的爱，我们学习的时间跟量，对资源的利用等等都是一种“过犹不及”。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孔子提到的“乡原”就是一种典型的做事过了头，没有把握一个度的人，所造成的后果。“乡原”指的是一种不讲是非的好好先生。这种人是，只要别人叫他做事情无论好坏都会去做。孔子认为，这种人是道德的破坏者。因为，这种人缺少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善于被“小人”利用，从而对整个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从现代的角度去看，“乡原”除了是不讲是非的好好先生，还可以理解为鲁迅笔下的“看客”。也就是所谓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热闹的人。例如，一个人在大街上被人抢了，而周围的人只是，看着这一幕的发生，而不加以阻止。那么，也就助长了这些抢匪的气焰，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乡原”有时候比起小人来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是更为严重的。“中庸”中讲的这个度的把握，有时候更体现在君臣（下属与上级），朋友，亲人之间的一种交往。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跟君主过分的密切会遭到侮辱，是因为，跟君主过分密切，容易抓到君主的把柄或者秘密，从而成为君主的祸患。就像杨修一样最后死与非命。跟朋友过分的接触，容易造成，彼此间私人空间的缩小，从而会伤害到彼此，那么彼此间的关系自然也就会淡了，疏远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应该讲求一个“度”。“中庸”中的这个度的把握，在现代似乎又有了新的内涵。中庸讲求的是，不走极端，要明辨是非的去看待事物，选择好一定的立场，在两方立场都有道理的情况下，应该以中立的态度去看待。然而现代生活中，讲求的是一种竞争意识。人应该具有“狼”的那种不轻言放弃的精神。但是，这种只知道向前冲，而没有任何顾虑的做事，容易造成对事物判断的出错，而让自己蒙受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好一个“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在现今的社会，做事情除了要有一股冲劲，还要考虑做事的一个度的把握，切不可走极端化。“礼乐制度”孔子的又一大思想。也是人们批判最多的一大思想。鲁迅先生，就把“礼乐”比做“会吃人”。看来，礼乐制度已经被现代的这个社会所抛弃了。但是，被社会所抛弃的只是“礼乐制度”中糟粕的东西。“礼乐制度”从表面来看，是维护统治阶级，束缚老百姓的。跟现代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是有所偏离的。但是事实却又截然不同。礼乐，礼乐，指的是礼跟乐。礼，从小处看，可简单的理解为人的一种礼仪。这种礼仪，体现在晚辈跟长辈，下属与上级，熟人与陌生人等之间的一种礼仪。放在现代来讲，更可以理解为一种礼貌。一个没有基本礼貌的人，往往会被人所瞧不起。因为，一个没有礼貌的人往往会做出不尊重别人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得到他人的认同。孔子曾经就对他的儿子说过，“不学礼，无以立。”看来一个没有学会礼节的人，确实无法在社会立足。礼，从大处看了，那就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礼仪。就像，国家的外交部一样。如果是一个一点礼节都没有的人当国家的外交部部长，跟外国使节打交道，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看来，礼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那么“乐”指的是一种形式，一种发扬“礼”的制度。在现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了。唯一的作用大概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吧。颜渊曾说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我，约我以礼，欲罢不能。”从“约我以礼”看出，“礼乐”是用来约束自我行为的一种工具。如果，现今的人懂得约束自我，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也就会上升，社会的道德上升了，自然社会也就得到安定。但是，“礼”可以约束自我，那是一种拥有一定知识素养的人才懂得用“礼”来约束自己。看来在现今，只有“礼”是不行的，还得用法来作为人们的一种道德底线。如此看来，“礼乐制度”在现今应该改为“礼法制度”。“法”是一种道德底线，是一个标度。“礼”是一种约束自我，提升自我修养的工具跟途径。“礼乐”在现今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那么为什么还会遭到批判呢？更多的原因是后期的礼教思想的变本加厉的所造成的。看来，人们过分的强化“礼乐制度”，才会让它在现代被批判的如此“惨烈”。所以发扬“礼乐”也是要有个度的。在现代的社会中，“中庸”跟“礼乐”这两种思想，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中庸”主要是让我们学会在做任何事，面对任何人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度”，而“礼乐”则是约束自我行为跟举止，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跟举止而对其他人甚至这个社会造成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