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snp
朝鲜文化是朝鲜民族自古不断演化发展形成的民族思想、理念、风俗和习惯。虽然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早在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人就开始使用陶器。新罗时期陶瓷技艺在朝鲜半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高丽王朝时期，青瓷的制造技术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并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李氏朝鲜时期，白瓷取代了青瓷。朝鲜陶瓷在世界的欢迎度也有所下降。朝鲜王朝中期，蓝白相间的陶瓷后又成为主流。万历朝鲜战争，倭从朝鲜半岛掠去大量的瓷器和工匠。日本的陶瓷因此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许多日本的知名陶瓷体系都是源于万历朝鲜战争被劫去的瓷器和工匠。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朝鲜半岛是我国的近邻，同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我国同朝鲜半岛的联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半岛的局势变化对于我国和东北亚地区，进而对整个亚太地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朝鲜在历史上是中国的附属国，战国时朝鲜北部大多在燕国的管辖下，秦统一后，设置了辽东和辽西郡，原燕国人卫满流入朝鲜，聚集燕国亡人，后来自称为王，到汉朝，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等四郡，在包括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地区实行了和中原地区相同的统治方式。 ，到南北朝时半岛相继出现一些部落政权，在《隋书》第八十一卷《东夷传》中记载了位于隋东部的高句丽、百济、新罗、靺鞨、琉球、倭奴等六国具体的情况。这里提到的高丽即为高句丽。国土范围从朝鲜半岛北部到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的南部。东夷传记载道：“自称为高句丽国……高祖授予汤‘大将军’之称，并未重新册封他为高丽王。”这里的高祖指的是隋文帝，汤即为当时的高句丽国王。总之，从此开始就把高句丽称为高丽。 高丽和隋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友好的。但是，在汤王去逝之后，元王继承王位开始就发生了纠纷。先动手的是高丽一方，开皇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元王出动一万多骑兵越过国境，打败了掌管营州的隋朝将军韦冲。被激怒的文帝编成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丽，但这次军事行动受到了宰相（当时称仆射）高颎的反对，由于后勤补给供应不足，一度出现无法再战的窘况，但当进军到辽水（现在的辽河）一带，恰好这时元王害怕了，派来使臣来认罪，本来就知道士气不足的文帝正好藉机下台。从此以后两国友好亲善达十多年之久。 有关元王为什么要入侵隋的原因，《隋书》并没有记载。但依当时的情形推断来说，恐怕是以此展现实力。在隋之前，中国一直是处于南北分裂相互对抗的状态，隋统一全国后，强大的帝国对高丽国威胁很大，高丽怕用会对他们采取高压政策。出兵隋可能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使自身在外交上处于有利地位。当然，也不排除高丽有侵占隋领土的欲望。 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巡视北方时访问了游牧民族王国——突厥，受到突厥国可汗启民的友好接待。从突厥王那里知道了高丽使者曾拜访过启民可汗，炀帝为此心中不安，虽然现下启民可汗对隋仍极友好，但如果高丽和突厥这两个兵力强大的国家一旦结成同盟，一起对抗隋，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炀帝为了安抚自身内心的慌乱，动员了一百多万名男女，大力整修万里长城，在工程还没完工的时候，新罗的使者来拜访炀帝，请求“讨伐高丽国”。朝鲜半岛的南半部有新罗和百济两个国家，他们因领土问题和高丽国长年战争不绝，这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互动，高丽国与隋相比是小国，受隋的压迫，但与新罗和百济比则是大国，又去欺压新罗和百济。 炀帝这时是怎么想的呢？“如果讨伐高丽的话，就能和百济和新罗结为盟友。”那么隋围攻高丽时，新罗、百济从其背后相助，则可实行大规模的夹击战。 南朝大臣中有赞同远征高丽的主战派，其中代表人物为黄门传郎裴矩。 “倘若突厥与高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中国北部边疆将永无安定之日。本来高丽就是汉朝时设置的乐浪郡，我们不如一日用兵，永绝后患。”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动员始于大业七年(611)。第一征612年正月兵出，七月败没，九月还东都。第二征613年三月发，六月杨玄感反于黎阳，帝班师。第三征614年二月兵出，七月帝至怀远(辽阳市)，高句丽请降。十月还东都，隋朝开始民不聊生，导致了四处的农民起义。最终被唐取代。 公元668年，高句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句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部分辖境为我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占据，一部分划归了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政权，一部分仍然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了内地，后与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后其王族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最终消失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大唐灭亡高句丽、百济后，新罗亦渐衰。新罗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盛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892年梁吉领导的江原道起义，规模较大。901年，新罗王族出身的弓裔篡夺起义军领导权称王，国号摩寰，后改泰封。918年，弓裔部将王建杀裔称王，定都开城（松岳），改国号高丽，建立高丽王朝（918—1392年）。936年，重新统一朝鲜半岛。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并未言自己是高句丽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同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分析，如果王建是高句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反证王氏不是高句丽的后裔。 宋朝时面临北部的强敌辽，然后是金，接着是元，无力顾及朝鲜半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