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bie2013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写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68篇。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醒思，史学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这一个特点由书名也可看出，“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此书虽有不少司马光自己的意见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通鉴》，负责检订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目录》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作为全书的骨干，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 司马光撰《通鉴》，重视战争之描写，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 另外《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汨罗江，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悉阙而不录。司马光思想保守，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诋毁商鞅变法，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温公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1084），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通鉴》；哲宗元佑元年（1086），在司马光重新执政之后，尽废新法。 《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欠伸思睡。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 《史记》材料丰富，忠于史实，它对古史的记载，许多已为出土文物史料所证实。它语言生动，文笔简洁，饱含情感，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史学思想方面，《史记》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史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目标。《史记》试图通过史传事验的方式来思考天人关系问题，通过历史的纵横剖析和人物描写来探讨古今治乱兴衰以及人生正道问题，体现了作者从历史学这个独特角度来思考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深刻思想。《史记》还在综合春秋以来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完备的史学表述形式，它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的楷模。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记》内容广泛，在阅读时，可以选读其中比较典型的内容。《史记选》有两本： 一本是由已故的古文献学家王伯祥先生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1957年4月的竖排版和1982年横排版两种，已经过多次印刷。此选本以清末校勘学家张文虎校本为底本，从文学名著角度，精选描写生动，故事性强的记叙文20篇，注释集中于每篇正文之后，非常详细，便于诵读自学。 一本是由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选编，中华书局1990年2月出版，选自50年代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此选本从历史名著的角度选录其代表作品，包括节录共26篇。既可以反映历史著作本身的体制结构，又概括反映了那一特定时期主要的典章制度，事件人物，科技文化及著者的历史观点，注释散列于正文每段之后，比较简略。建议读《史记·太史公序》。 
史记是主要是记述历史事件，在记述完一个事件后有作者本人的评论资治通鉴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统治者提供借鉴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南）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10岁“诵古文”，20岁开始游历，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仕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汉武帝元封八年（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档案和文献。太初元年（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捕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掌管皇家机要文件），发愤著书，前91年完成《史记》。
司马迁 补《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20岁时，从京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到大江南北，采集传说。不久赐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仆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很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考证著作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