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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决定命运不管什么样的水，只要它到达海洋，它就是海洋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水，只要它到达阴沟，它就是阴沟了。本来是这样的，却成了那样。人，简简单单的一辈子，有的扮演的轰轰烈烈，有的默无声息；有的演义得名垂青史，有的臭名远扬。于是一代代人便潜识的认为：命乃天定。而我认为人一辈子是由自己决定的，与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蜀国先主刘备先生，出身寒门，父亲早故，和母亲靠贩屦织席相依为命。可以说要地位没地位，要权势没权势。然而他却有一个很好的“再造”环境――汉朝宗室后裔。其父祖还曾做过小吏，只是轮到他时家道中落了，但按辈份他还是当朝天子的皇叔。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个条件，刘备身边聚集了一堆风流人物，建立了政权，促使三国鼎立的出现。所以说：命运非天定。〈孟子〉中讲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是指环境但怎样把握创造，改变在依靠人，只有把握有利之环境因素，改变不利之环境因素，并充分利有用就会改变自身。偶尔听到一些人在叹息命运不济，于是信心全无，沉浮在一些撩倒的场合，从此一蹶不振。但若要是反过来思考，命运越苦就越坚强，努力营造脱“贫”的门路，使每一条门槛都是活著的，这也是考验我们心理环境的一面。其实人在改变自身和改变命运的途中，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很重要，要心理教育界有一句很好的名言：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和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这也很好的解释了心理环境与命运的关系。人生活的环境是一种外部环境，往往外部环境不好，会影响心理环境，因为人的心理往往是薄弱的。明末万历年间，明神宗执政，由于在首辅大臣张居正的辅佐下，战战兢兢，对朝政末有丝毫懈怠，而在万历十二（公元1584年）张居正故去之后，由于神宗身边的人由原来的首辅变为了外戚和宦官，他开始疏远朝政，实施不上朝，不面臣等“六不”政策由些导致了明王朝的日益衰亡。后来史评家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不是亡于崇祯皇帝，而是亡于神宗。这就是一个皇帝的命运，一个王朝的命运。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心理环境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影响的是人的命运，当我们在典籍中掠过，环境改变命运的案例数不胜数。虽然如此，但在多数情况下，当人遇到环境不顺时，便会怨天尤人，从来不去从实际出发，寻找改变环境，改变命运的方法，而是一味的逃避：逃避环境，逃避命运，而往往这些逃避者就被历史的烟云覆盖了。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效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生产事故频次，防止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定并执行环保政策和措施，致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我国民生工程的关注点。中国化工业价值链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显赫的地位，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在化工领域尤其是中小化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不可懈怠和轻视的；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笔者以为，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的发展观，通过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通过解决环境问题来促进发展， 走发展与环境保护之路，才能实现科学发展。一、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现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许多奇迹，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一方面，经济增速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引入第一、主要工业品产量第一，与此同时，中国是建材消费第一、能源消耗第一、空气污染排放第一、水污染排放第一。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流经城市90%以上严重污染，城市垃圾处理率不足20%，农村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中国实在没有能力和办法向外国转移生态和环境成本。燃烧自己与进口的能源以后，只能把污染留在自己土地上，当然也留下了GDP。现在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环境资源成本，我是绿色GDP课题小组组长，"绿色"包含的是矿产、森林、土地、水、动物五大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污染损失、生态破坏两大环境退化成本，一共是七项。基于现有技术力量，我们只能算其中一项，就是环境污染损失，即使在这一项中，我们也只算出了一半多，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没有算进去。仅仅这一点已占2004年GDP的05%，今年年底我们将公布2005年的污染成本，还会把其他项类尽可能多算些。至今年年底，污染成本比例没有 降下来，反而反弹。十五计划中GDP指标都超额完成，环保指标一项没有完成。十一五能不能完成，我不敢说。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几乎都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例如中国的大气污染，90%以上来自于重化工业。其中70%的空气污染来源于火电，火电投资每年以50%速度递增，这当然拉动煤炭需求，今年是24亿吨，2010年可能是30亿吨，这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脱硫政策已经出台，但如今95%火电厂没有安装或没有使用脱硫设施，我们管不住，这就是体制问题。中国二氧化硫的容量是1200万吨，但2005年排放量是2500万吨，现在是2700万吨，2010年预计达到3200万吨。如果中国不改变我们85%的燃煤结构，不改变这种传统工业生产和消费方式，即传统发展模式，环境严峻期将提前来到，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2005年中国发生1万起环境纠纷，40万人次投诉和上访，而且以30%的速度在递增。生态和土地拆迁问题搅在一起，会成为社会问题新的不稳定因素。污染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早已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环境不公平也正在加重着社会不公平。除了社会问题，还带来巨大国际压力。发达国家最关心气候变化问题，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调整能源结构。他们一方面指责和批评中国，一方面提高本国环保标准，大量向中国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一方面他们没有完全履行在环保技术资金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一方面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来制约中国。今年欧盟又要出两项更加严厉的环保禁令，我国出口损失会越来越大。外国从来没有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他们认为中国只要每人一台车，这些用油需求必然会牵动全球油价，必然涉及国际金融，中国为保护石油通道安全，必然会增加国防力量，必然会参与地缘政治。这一系列的推演就成了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西方工业文明产生有很多原因，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商业革命等等，但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转移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几十年前，他们终于发现，什么矛盾都能转移，唯有污染转不出去。谁让大家不幸生在一个地球?他们只能一边选择生态工业文明，一边有限帮助、无限督促发展中国家走生态工业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