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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是人类文化的简称，是人站在自身或者其它的角度，用自己或别人提出的方法对世界中已知或未知存在的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总结出来的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的又能被大众接受的属于个人主观的知识点。中国《辞海》中这样写道：“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文化是生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是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环境的体现。因此，具体到人类社会当中，文化不仅包含了人们外在的的衣、食、住、行，还包含了人们的内在的心理、意识或者说思维活动。 人文的分类，是一个简单而又繁琐的事情。说它简单，是因为人文的核心是“人”，只要这个事物的出现跟“人”的活动有关，就可以作为一类罗列出来。说它复杂，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不仅有区域的限制，还有时间上的不同 。这就造成了人们认知上的不同。因此，其产生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求同存异，是我使用的分类方法。具体概括为，寻求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上的人们活动的共同点，保留有争议的地方。因此，我把人文分为以下几大类：服饰文化：跟“衣”有关的，包含了人们所有的跟穿着、打扮有关的物品，比如服装、首饰、鞋帽等。饮食文化：跟“食”有关的，包含了人们可以食用或跟食用有关的所有的物品，比如蔬菜、水果、调味料、畜产品、水产品、加工品等。建筑文化：跟“住”有关的，包含了人们所有的可以居住或跟居住有关的物品，比如洞穴、房屋、阁楼、庭院等。交通文化：跟“行”有关的，包含了人们所有的出行或跟出行相关的物品，比如，马匹、车辆、飞机、轮船等。文学或者教育文化：用以帮助人们掌握相应技能，交流、知识的普及、进行大范围活动等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其他文化：衣、食、住、行之外的文化，比如，商业、管理、宗教信仰、书画、音乐、节日庆典、军事、政治、武术、手工业等。这些文化的产生，是跟人的职业分工有关，跟人的爱好有关。 人文分类：文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国学、历史、法律（俗称规矩）。二级分类：文化：文学。艺术：美术、电影、音乐、神话、舞蹈、戏曲。美学：跨学科（哲学、艺术、心理、伦理、文学）。教育：学术、科学、素质（礼仪素养品德）。哲学：宗教、思想。国学：诸子、易学。历史：中国、外国、世界。社会：人权、政治、经济、军事。人本主义（humanism）【汉语注音】：rén wén【释义】：指礼乐教化 泛指各种文化现象 人事，多指人世间事 习俗，人情【English】：humanism 人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基因，作为一种朴素的习惯和意识，古已有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潮流，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即更多的人、更大的人群共同具有并更为稳定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则始于我国春秋时代（傅斯年先生早已指出：春秋时，人道主义固以发达 ），通过阿拉伯人在12世纪传到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的朝廷 ，昌明于 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17、18世纪的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法国启蒙运动，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时期，反思于19、20世纪初的马克思、尼采、罗素所处的时期，发展于20世纪中后期的现代时期。在发展期，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宣言则是人文走向法制化、国际化的标志，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是现代人文思想最杰出的代表。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人文革命 ——文艺复兴，科学革命——近代科学诞生。并诞生两大观念：人文观念——尊重人；科学观念——尊重规律。紧接着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经历了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等三个阶段。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遗憾的是，在这几次伟大的变革中，中华民族始终沉睡不醒。更糟糕的是，一觉醒来的时候，我们又往往把世界的一系列伟大变革，人类的许多共同文明成果，特别是人文思想、人文精神的伟大成果，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长期加以否定、拒绝和抵制，极大地增加了我们转变过程中的阻力，也给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空白和断层。更遗憾的是，这些误解、空白和断层长期内化在我们的教育之中，使我们的教育常常处于尴尬的地步，进而增加了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文明进程的难度。我们醒来，却没有醒正。20世纪，又发生一场新的革命：信息化、知识化、民主化、全球化。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社会本身都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从过去的工具人，经济人，发展到现代的社会人，文化人。人的价值得到充分承认，人与人的相互交流与认同得到更好的实现，自信、平等和价值感等现代国民素质得到更广泛的提升。 1952年 1952 年以来， 中国的人文发展一直是一片空白。1975年 在人文发展指数排行榜中，1975年以后，中国一直处于弱势国家之列。 1987年 1987 年， 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人文发展指数已经比原先提升。 1990年 在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用收入水平、期望寿命指标和教育指数这三个指标，来把人文发展作为一个全面综合的度量。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 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指数(HDI)在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颇有影响。 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在《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由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成绩指数和实际人均GDP指数三大指标复合而成的人文发展指数义（HDI)来衡量各个国家人类发展的水平。 人文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的。 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和设计，美国海外开发署的D·莫里斯（Morris）博士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数（PQLI指标）即用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三项指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人文发展报告》1990年）提出的用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国民生产总值三项指标衡量消费构成质量成为世界通用的指标体系。 1990年5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公布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将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相结合，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此外，外国的评估在年度之间差距过大，如人文发展指数，1990年中国被评为64位，而1994年以同样方法计算，中国的位次却降到94位，反映了某些国际评价不太符合实际。 联合国从1990年起发表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报告提出了人类发展水平的人文发展指数HDI。 1990年以来，根据这一方法编制的人文发展指标已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直到1990年，联合国开发署（UNDP）在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中引入识字率和人均寿命两项社会人文指标，从教育和社会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弥补了单一经济增长指标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二维指标联系。 早在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发表了一份《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提出了“人文发展”的概念 指出人文发展状况 ：人的健康长寿、受教育机会、生活水平、生存环境和自由程度等指标的综合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 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强调必须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提出用人文发展指数(HID)来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提出用人文发展指数来综合评价社会福利状况，为我们解决非经济福利指标的综合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 根据联合国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1990年苏美GDP对比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苏联为美国的4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苏联为美国的34%。 1991年 在1991 年的《人文发展报告》中，又增加了环境破坏和居民自由程度两个因素。 1992年 1992年蒙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89美元， 人文发展 指数为0．604，这在发展中国家并不算低，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 1993年 1993 年， 中国国际金融研究所对人民币币值研究结果为：1 元人民币合83 美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 人文发展报告” 推算结果：1 元人民币合6 美元; 广东省政府研究中心根据世界银行ICP 指数套入省内数据研究结果：1 元人民币合93 美元。 联合国的《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0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人的收入为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收入的30倍，到1990年，这个差距增加到90倍。 1993年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报告说：男女平等问题上已经辩论了许多年，女性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国家的法律作了不少修改，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对女性同对男性一样。 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报告》称当今年代为“ 人民的年代” 提出“ 发展以人为中心，发展围绕‘ 人’ 转；而不是人以发展为中心，人围绕‘ 发展’ 而转”。 该系列的阈值选取谨慎地参考了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文发展报告》的统计结果和中国“ 三步走” 发展战略的量化标准。 1994年 联合国在《1994 年人文发展 报告》中指出：地区差距扩大及行政分割是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1994年人文发展 报告》列出了全球四个地区差距较大的国家，我国即是其中的一个。 1995年 1995 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其《发展纲领》中宣称：人民的幸福是发展的定义，人民的特征决定持续的人文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现从1995 年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指数排序中选取高发展水平， 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各五个， 作为两组样本， 另选四个国家作为待判样本作距离判别分析。 我国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发展比较落后，联合国开发 署公布的（人文发展报告）中，1995年世界人文教育和发展处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加拿大、美国、日本，我国处于111位。 思考《1995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有利的政治措施可以在资源贫乏的国家中改善妇女的人文发展 。 1996年 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称，在过去的10多年中，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增长了4倍。 199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 人文发展 ” 报告指出：1965—1980 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 亿，而1980—1993 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 亿。 1997年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问题根据联合国1997年6月公布的《人文发展报告》在全世界近60亿人口中，约有13亿人人均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 另据1997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即使在那些最富裕的国家也生活着1 亿穷人，3700万失业者。 设在伊斯兰堡的人文发展中心1997年发表的前世界银行行长、巴基斯坦财政部长马赫布卜· 哈克：关于南亚社会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 1997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 人文发展 ”的角度提出“ 人文贫困” 的概念。 1998年 富人和穷人的开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 人文发展 报告显示，1998年全球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开销接近24万亿美元，消费者从未像今天这样幸福，但前提是你必须是富有的少数人中的一员。1998年9月9日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宣布：一名1997年在美国、法国或英国出生的婴儿在一生中的消费、浪费和造成的污染将超过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50名婴儿--由于燃烧矿物燃料所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美国每年为21吨，而在中国每年只有3吨 。 1999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 年人文发展报告认为，世界化或全球化为人类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只有伴随着更好的管理，这些机会才会变成现实。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 年《人文发展报告》说，占世界总人口最富裕的20 %和最贫穷的20 %之间收入差距1960 年为30∶1 ，1990 年为60∶1 ，1999 年为74∶1 。 1999 年7 月， 联合国公布了《人文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英国是人口增长相对缓慢的61 个国家之一，为了使人口增长保持稳定，英国妇女平均每人必须生育2 个孩子。 正如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所说，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 2000年 并认为只要有效地去解决和提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标，就有可能提高全国总体平均水平，进而能在2000年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含义下的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 200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 报告指出了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技术发展的关系，首次列入了技术领先的指数。 2001年 《2001 年人文发展报告》资料显示，2001 年世界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0 ．939 。 在联合国开发署《2001 年人文发展报告》中，将世界各国国民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入学率等与国民素质关系密切的指标，合成为 人文发展 指数。 据《2001 年人文发展报告》资料显示，我国人文发展指数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2001 年人类发展报告》1999 年世界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939 。 《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资料显示，2001年世界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0．939。 2001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为718，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居中等人文发展水平。 2004年 资料显示2004 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956，瑞典和澳大利亚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 2005年 人文的核心是“人”，以人为本，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人类关怀和生命关怀。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在人世间的各种权利，只有人权是天赋的，生来具有的，不可剥夺，也不可替代的。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人利益，包括物质的利益和精神的利益。人文，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制度，一种法律。人文思想是人文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人文制度又是人文思想的实现，人文思想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权观念的诞生以及人权的法制化、人权法的国际化、全球化，是人文真正确立的标志，是人文思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强调：“《易经》讲，物杂成‘文’，乾道变‘化’。阴阳矛盾相薄的表现无非就是‘文’与‘化’，世界各国最终的较量也将在于文化。我们要重新赢得世界尊重，还须依靠悠久灿烂的的传统文化！” 书具有人文涵盖面任何一种的人文类书籍。人文杂志1）具有人文类涵盖面任何一种的杂志。如《矢量年华》《书城》、《读书》、《风夕》等。2）刊名为《人文杂志》，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术期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1957年创刊，为全国哲学类核心期刊。 国际君友会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基于理性和仁慈的哲学理论及世界观。作为一种生活哲学，人文主义从仁慈的人性获得启示，并通过理性地推理来指导。人文主义以理性推理为思想基础，以仁慈博爱为基本价值观。至于个人的兴趣、尊严、思想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容忍和无暴力相处等等，都是应有之义。人文主义以理性思想为基础，同时和人本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有密切的关系。除了一般无宗教的人文主义，在各个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义，在这里一般人文主义与该宗教的信仰和传统相结合。也有的人文主义运动认为人有参加仪式和规则的需要，并组织一定的团体来满足人的这种需要。人文主义注重人的精神心灵，显然不同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注重理性，因而有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和理性精神相违背的神灵崇拜的宗教精神并不是人文主义。到了近代，人文这个词被用来翻译Humanism，人文主义，这个词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在超越和反对中世纪欧洲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作为一种依归，用这种办法来回归世俗的人文传统。这些人就被称为“人文学者”，后来人文学者所做的学问就变成了“人文主义”，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又有所谓的人文学科，20世纪英美的大学里面也开始出现所谓的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意思不是说人文的东西用一种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而是说对于人的各方面的一种求知以及对于人的知识的一种探讨。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实际上，Humanity（“人文”——在中国并没有词源学基础），Humanity，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的角度来思考人（Human beings considered as a group; the human race），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下述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文”一词的根源古希腊和罗马（Humanity在西方也可以解释为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he classics），它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文的理解是怎样在传统和西方的双重影响下变化的，可以参看李欧梵和汪晖的相关文章。奥运景观人文奥运的提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深厚的人文思想。中国的人文思想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人文精神就已萌芽。“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文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家经典《孟子》、《大学》、《中庸》、《论语》，以及《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四书五经，是对儒家思想与中国人文精神的系统而又完整的阐述。当然，中国的道教和佛教文化对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人文精神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以及自身道德与欲望的关系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因而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代或是将来，都为人们或将为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诸多方面的问题提供智慧和理论依据。人文奥运是一个系统工程，经营定位应该准确。人文奥运（People's Olympics）是指“奥运各种文化现象”，是指以“人”为主体的奥运参与人文现象，其核心是“奥运”，其现象是“奥运人文”；“人文奥运”不等于“人文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文现象”才能称之为“人文奥运”，把中国的文化融入到奥运的参与文化之中，才能是名符其实的“人文奥运”……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直接形成的“奥运文化现象或景观”才是“人文奥运”！人文景观，又称文化景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一些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需求，从而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了文化特质而构成的景观。反映这方面的诗，如诗人志岁先生《德昌公园》：“四艺人文盛，三湖秀水明。怡游思烈士，不敢忽兴平。”（《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人文景观，最主要的体现即聚落。其次有服饰、建筑、音乐等。而建筑方面的特色反映即宗教建筑景观，如伊斯兰建筑景观、佛教建筑景观。 
我国新闻传播缺失人文关怀 摘要: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 现实表明我国当代传媒对受众的确有了重新认识和重视，但客观地讲，传媒对受众现有的人文关怀与受众所需的人文关怀相比是相当微薄的，尽管它已经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关心大众的生存状态。不可否认当代传播中对人文关怀的表达可以说既不充分又不深刻。主要原因在于传媒自我定位存在一个悖论，在理论上自知是大众的引导者和教育者，但在实践上却徘徊于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和亦步亦趋、满脸堆笑的服务生之间，实际上这个悖论产生的根源是传媒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对人文关怀缺乏理性思考，由此造成新闻理念的偏颇和肤浅。然而只有当传媒以真正的人文关怀即科学而理性的人文关怀为复归和基点时，才会正确地自我定位，才会具有最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也才能最成功地完成引导和监督的责任。 我国传媒在注入人文关怀、“突现人”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在市场利益的趋势下，在传播中大量运用视觉新闻，极尽渲染之能事，强烈刺激人的感官，这种“不得不为了金钱而进行的精神活动，会使人感受到对完整的人的本质的否定。”这种传播是将受众仅仅看作自然的人、本能的人，对大众缺乏情感的疏导和理性的提升，显然这是对人的简单理解，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是有悖于人文关怀的原则的。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传播对作为受众的“人”缺乏深刻的哲学把握。马克思曾就人的概念论述过：“‘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那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它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简言之，人的本质规定性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有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性，作为社会活生生的人，必然会有理性和情感的矛盾，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矛盾，个人与其他社会人及与周围环境的矛盾，他们是种种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当代传媒要全面的看待人，要从人的本质规定性出发，实现对人的理智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的全面尊重，真实客观地把外部世界呈现给受众，倡导回归人类真善美，树立起健康积极的社会观念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互助。 当前媒体在对人的关怀中做得更多的是同情人、关爱人，但往往在这种所谓善意的关怀中随意侵犯他人隐私，忽视新闻人物和受众心理，对受众造成实质上的伤害。这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和隔靴搔痒的关爱，让人感到更深的冷漠，与真正的人文关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爱和善意的表达，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泛爱精神，不仅仅是眼泪和同情，它所揭示的是平凡的人的内在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所弘扬的是蕴于其中的质朴、坚韧、善良和互助这些美德，而这正是人文关怀所坚守的人本身的真、善、美，这样一些道德价值的存在正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之必要。 有一种叫作“新闻本位”的新闻观。执行这种观念的人，把事实、传播者、接受者、传播通道、新闻信息等看成新闻传播中的各个环节，而以新闻信息为本体。于是，新闻传播者在选择新闻的时候只是以事件是否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即是否具有非常性和猎奇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能否引起轰动效应作为标准，甚至一味地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最终导致媒体品味的下降，也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诚然，新闻追求新奇，渴望引起轰动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新闻理念的指导下，新闻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往往被忽略了，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事态的发展而无视扮演主体角色的人的感受。阅读（收看、收听）新闻的人们也只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旁观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信奉一条原则：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夸张的说法无外乎是想强调新闻事件的新奇性。据说真有国外媒体曾报道过人咬狗的事件，且不说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单从事件本身来看，这则报道对当事人来说有何意义呢，难道从中他（她）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而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吗？相反，也许当事人从此会被别人当成疯子来对待！另外，这对广大的受众来说又有何意义呢？！难道他们因为获得了奇闻怪谈而感到真正的欢乐？或从中感悟到人生的意义或真谛？多半的可能性是长此以往受众的欣赏趣味会下降许多。 我国新闻传播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 人文关怀的泛化和简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界、思想界开展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些术语纷纷涌现，从社会精英阶层“下凡”到人间，几乎妇孺皆知。新世纪伊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后，“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泛滥开来，形成了“言必称关怀”的奇怪局面。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被严重地泛化了。例如，对有些属于权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也大加颂扬，便是人文关怀泛化的一种表现。据《北京晨报》2005年1月6日报道，日前，河南省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被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姜国仕当庭对检察院表示感谢，因为在查案中，许昌市检察院充分体现出人文关怀和司法诚信。那么检察院是怎么做到“人文关怀”的呢？报道说，“在查案中，考虑到姜国仕年纪较大，有关节炎和高血压，检察院专门为他安排了一间较好的号房；天气凉了，检察官及时给姜国仕送去被褥、衣服。在搜查姜国仕家时，检察官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一位叫“气横西北谁人剑”的网民疑惑不解，在论坛上问道：“难道这不是检察院应该做的吗？如果不讲‘人文关怀’，在工作中就应当让一个上年纪的嫌疑人（不管他是贪污还是伤人）住‘较坏的’号房？就应该让他在天凉时无衣无被吗？就不去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如果把这样的工作也叫做‘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公安局不打骂嫌疑人、监狱不虐待犯人、乡干部征税不抓人，不也可以叫作‘人文关怀’吗？自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后，‘人文关怀’就迅速成为一个流行词。以前，每听到这个词，总让人感到一些温暖，可是现在随着它的被滥用，我们只感到乏味。”（新华网2005年1月6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没有关怀的生存环境了，现在有人“大发慈悲”施舍了一点“关怀”，我们反而受宠若惊，感叹社会确实进步了。若仅仅是普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倒也情有可缘，而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媒体却也在歌颂这些“宝贵的人文关怀精神”，难免让人觉得悲哀。 （二） 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 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便被媒体遗忘了。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媒体留给社会弱势版面和频道太少，报道力度偏小。比如，对进城农民工的报道就很少，我们只能看到零星的、琐碎的报道，而且大部分报道范围也只停留在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对农民工整体生存情况没有作全面深入的调查，报道的层面很浅。对下岗职工和新失业群体也是如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很多（应该说是大部分）记者报道政府关怀困难群众的时候往往是跟在各级领导人送温暖的队伍后面，报道的重点不是弱势群体的困难，而是领导的关怀，处处突出党和政府的亲民爱民的形象，弱势群体的困难只是突出这一形象的辅助物。这种摆拍的矫揉造作的镜头、照片我们看见的还少吗？这是真正的关怀吗？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见，我们媒体还没有真正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放在重要的地位，这很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神圣职责的。 另外，近年来媒体对社会黑暗面的报道很青睐，纷纷采取暗访、卧底的方式对社会底层的黑暗面大加揭露，执法队伍到哪儿我们的新闻记者就跟到哪儿。关于黑心棉、黑香肠、地下性工作者的报道层出不穷，甚至对乞丐、流浪人员有损城市形象也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而没有深入探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现象，难道仅仅是因为弱势群体贪财、无耻、没教养吗？最后，新闻报道的内容本身往往也漠视弱势群体。南京一家电视台的社会新闻栏目《服务到家》曾报道过一位农村老大爷身患怪病，需要不停地走，否则一停下来就会呼吸加重，甚至晕倒，连打吊针吃饭都要在行走中由家人帮忙才能完成。多方求医也无法治愈。节目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不是从为这位老人想方设法治病的角度展开，而是以猎奇的眼光、调侃的语气报道新闻，新闻中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竟然是一首摇滚歌曲，并且将病人边行走边吃饭的镜头用快放式播放，似乎是记者编导们觉得那种样子很滑稽好笑。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再请看另外一家地方电视台的一则名为《市区开展清除整治算命、测字人员行动》的新闻：警车开到一栋大楼前停下，执法人员下车，走到楼前的一个算命摊，拉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头吓得瘫坐在地上，苦苦哀求，而执法人员“义无反顾”地架起老头拖向十几米外的警车。其他执法者当场没收算命、测字工具，并焚毁。而这个身体瘦弱的老头嘴里一直在哀求：“我改，我改，放过我。”从这则电视新闻来看，很明显，电视台是站在执法人员一边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这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的记者有没有想过，老者那么大的年龄为什么不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却做出这等有伤风化的事情；老者的工具被焚烧后，他该如何生活下去；除这个老者外，其他从事迷信活动的人的情况又怎样；为什么现在文明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愚昧迷信活动。问题太多了，可有几家媒体认真思考过了？！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没有就此深入采访调查下去，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太普通了，没有新闻“价值”。而这样的想法本身不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往往过多地强调个人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而无视个体生存发展的合法权利。 （三） 对隐私报道不慎重 通常情况下，隐私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1我国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主要涉及公众人物和未成年的隐私。前者，比如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曾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破口大骂某娱乐媒体，原因是这家媒体公开刊登他家详细地址，以致他家屡遭陌生人上门骚扰，干扰了其正常生活。冯氏声称要诉诸法律手段加以解决。这是媒体侵犯“名人”隐私的典型事例。更严重的，有些媒体对去世的公众人物也不放过，对他们的死以及生前的情况捕风捉影、妄加猜测，不顾死者家属的痛苦，对其生前的私密信息恶意挖掘、大肆炒作。对歌星高枫之死的报道就是典型一例。这不仅是对死者及其亲人的不尊重，从根本上说也反映了社会对人的不尊重。 另外，媒体对未成年的隐私保护也做得不够。关于未成年人的报道，正确的做法是未经当事人同意，新闻不得披露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地、家庭住址以及一切可能推算出其真实身份的信息。还要注意不得暗含受指控的人与少年儿童本人关系的内容。例如，2003年1月20号，某报以《14岁少女身染五种性病》为题，报道一名尚未满14岁的女孩外出打工误入淫窟而身染五种性病的事件。报道中虽然使用化名，对图片也做了相应处理，但不经意间流露了一些相关信息，如事件发生地点、时间等，同样能让某些“有心人”比较容易地推断出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他们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伤害。我们的媒体一定更要慎之又慎，不能对他们造成再次伤害。2其实尊重公民的隐私权是新闻媒体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当，那就更不要奢谈什么人文关怀了。 （四） 灾难报道缺乏人性化关怀 当前我国媒体对突发重大事件报道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隐情不报，认为灾难性事件容易给受众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报道会造成社会恐慌，等事件过去以后再报或者干脆不报。二是报道不及时、不充分，对一些重大事件迟报、缓报、简报，难以满足受众对事态发展的关切。媒体往往把灾情简单地表现为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经济损失这些没有生命力的数字，这说明缺乏对生命的真正敬畏。三是过于注重从政府立场说话，灾难发生后不是把镜头对准正在忍受苦难的群众，而是大力渲染党和政府怎样关心受灾群众，社会各方怎样慷慨解囊，高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赞歌，把灾难的起因、发展、损失、灾情严重程度、灾民的情况却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四是采访报道方式不当，不顾受灾群众的感受，缺少对人的精神和感情的关怀。例如，“5、7”空难第一个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情景被拍摄下来，被很多媒体所采用。照片显示，当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时候，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虽然记录的是实情，但是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遇难者亲人看到欢呼的场面后会怎么想。还有的记者采访遇难人家属的时候，伸过话筒就问：谈谈您失去亲人的心情好吗？ 灾难新闻报道出现人文关怀缺失与错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现实利益的驱策，也有传统传播理念对人文关怀的漠视，还有缺乏理性约束，有的是技术上的失误，但归根到底还是传播者人文精神的缺失。比如满足受众知情权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和人文精神无关，但是知情权是当代信息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权力之一，因为信息是最重要资源，如果受众不能及时充分地获知应该获知的、与自身、他人、社会有关的重要信息，实在是媒体的重大失职。不夸张地说，满足受众知情权是新闻媒体首要的、最大的人文关怀。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再多的关怀都是多余。 （五） 对女性的不尊重 关于女性的新闻报道问题更多也更突出。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女性的报道数量很少，说明对女性的关怀不够重视。《人民日报》2000年3月要闻版涉及女性的报道仅占5%，而涉及女性问题的就更少。其次，对女性的形象定位有歧视。据2002年12月28日金羊网报道：华坤女性调查中心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八成被调查女性认为“对女性的宣传报道娱乐性、生活性居多，而事业性少”，“女性处于弱者地位的题材多，强者形象少”，“有关妇女的新闻报道很难摆在国内重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而且“女性作为配角的题材多，作为主角的题材少”。第三，宣扬落后的贞操观。贞操观是男权社会所产生的帮助男性从肉体到灵魂上占有女性的精神枷锁。如今，这种落后的封建的贞操观仍然有市场。1997年，四川姑娘唐胜利因为不愿做三陪小姐而跳楼受伤致残。媒体抓住这个事件争相报道。但是有些文章不是强调她维护人权与尊严的可贵精神，而是她“宁死不做三陪女的刚烈行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说什么她“用献血维护自己的清白”。这些错误的思想导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时间，各地不断出现类似“唐胜利”的事件，很多妙龄少女落下残疾。媒体的责任太大了。第四，存在污辱女性的报道。其中最典型的言论莫过于什么“女祸论”。这原本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把朝廷腐败、民风败坏的责任推卸到女性头上的反动历史观。然而这种愚昧可笑的观念在如今的新闻报道中仍然存在，着实可悲。比如，很多媒体把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归结到官员家属身上，报道为党组织一把手的妻子办学习班以培养“廉内助”的新闻。《大河报》还用了一个言词粗俗的标题：好女人是所学校，好干部老婆熏陶。甚至有的女性刊物都说：“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廉政形象好不好，与其配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果枕头风常吹，领导干部势必先替个人或小家庭打算，假公济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多么荒唐的言论！3新闻媒体一般主要以事件本身是否具有传统的新闻价值来选择所要报道的新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人反而被放到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很显然，这违背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不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总之，新闻不能只见事不见人。 注释： 1张宝新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 2张菊样 ：《传媒应重视人文关怀——对当前某些新闻报道的反思》，《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马守敏 ：《新闻报道中的性别歧视》，《新闻记者》2000年 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