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豆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摘要：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文章阐述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回顾了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城市化的几种模式，并探求适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最后指出中国应走多样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主要是指乡村变成城市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居住区的逐渐扩大，非农业活动的转移和聚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改革开放使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城市化的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不相协调，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战略等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将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研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世界城市化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纪以来，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的水平，截至#$$%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几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近几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年的0"(1$*提高到!""0年的&"(’0*，城市数量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个增加到目前的%%"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达&%个，城市经济对中国的贡献率已超过)"*。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年内，若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于#*的增长率计算，到!"!"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大概要达到’’4%"*，城市人口大概可达14$个亿。城市化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56789:;(<=>?@>A8）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城市发展报告（!""04!""&）》统计显示，!""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B%$&亿元（人均超过#"""美元），其中全部地级城市（不包括辖县）创造的约占全国的%0*，超过#"""亿元的城市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杭州、沈阳、南京、佛山、大连、重庆、成都#0个城市。+!，可见城市发展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龙头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据世界银行统计，!""#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而中国是0%()*。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0$个百分点。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统计，#$%’年到!"""年，中国工业化提升幅度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倍，而城市化提升幅度仅为这些国家的&%*。!"""年城市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0个百分点。+0（，%"）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未来!"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是畸形的、没有后劲的。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化。!"#$%&’&(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战略的演变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主要是由政府发动和引导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年为起步阶段。)*"*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市人口只有，-’，万人，城市化水平仅为)/’0，不仅远远低于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0，而且还低于当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0。经过2年时间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又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这个阶段城市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同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城市人口比重稳定上升，每年增加城镇人口""，万，年均增长率-/’0，所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机械增长占了，’0。1年间城市化水平由*/，0上升为)2/10。设市数量从)2，个增加到)-1个。)*，1+)*--年为反复和停滞阶段。具体又可以分为)*，1+)*’年的过度城市化、)*’)+)*’，年的第一次反城市化和)*’’+)*-’年的第二次反城市化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推行“大跃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0，城镇人口比重从)*，-年的)2/10猛增到)*’年底)’/’)0。!，#$%)*+)))(增加的人口大大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国家不得不精简职工，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反向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下降到)"/&0。在)年文革时期，城市化处于倒退停滞状态，城市人口继续负增长，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了)&/1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及其比重上升。从)*年到)**，年的)，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二是由于受到各种政策和体制的作用，上世纪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小城镇迅速发展。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34%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52。但上世纪*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被迫进入调整。&世纪*年代以后，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目前约有&亿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但加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城市化战略的几经摇摆，举棋不定。)*-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年)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年，国家又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此后)多年间，学术界曾有过几次关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谁是重点的争论。城市发展方针从“控制大城市规模”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表明国家对大城市规模的控制不仅不打算放松，反而力图加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五’计划纲要》对城镇化发展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一直倾向于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主张，尽管如此，实践的发展却偏离了设想的轨道。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抑制。从&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年代深圳建设和*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地位，中国沿海地区大城市通过设置各类开发区，也使城市的用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城市规模与政策制定关系不大，城市规模不能作为城市发展方针制定的依据。三、对目前几种城市化道路模式的分析在要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认识上，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但在重点发展哪种类型的城市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多年间，争议颇多。)/大城市模式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中国的管理部门，虽然总是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实践上看，大城市发展的速度最快。近年来，人们提出了应优先发展大城市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年全国#""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个，有!%个是省会城市。它们绝大多数都是该省区的首位城市，几乎都是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及新型的开放城市。其次，中国的大城市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既是组织区域专业化分工和经济联合的强大的生产中心，也是组织物资集散的商品流通的中心。再次，中国大城市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发展潜力大。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电讯业、电子信息产业、国际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第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向中期集中化阶段转变。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对规模化、集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产生高效益的关键，其发展有明显的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水平的人才和充足的劳动力。大多数认同规模经济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第四、大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将遵循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走上大城市的发展道路。&%(*+!%，-长期以来，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往往抱有忧虑和恐惧，一些学者也对大城市发展持批评态度。认为发展大城市，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无序、资源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跟不上等“大城市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宜把“大城市病”看得过重，它在社会经济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治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说，在大城市聚集大量人口更合理。分散式居住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更不经济，更缺乏效益。相反，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小城镇病”，如农村中出现的乡镇工业分散、小城镇建设无序化等现象，比一般的“大城市病”更难于治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城市提出做“强”做“大”的目标，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却没有跟上。要想强大城市，不是搞圈地运动，不在于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关键是提高城市的实力和竞争力，完善城市功能，真正把城市发展好。!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等城市处于即将升为大城市的特殊地位，发展潜力巨大而且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与大、小城市相比，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会更大，同时中等城市也易于吸引大城市中结构性剩余的科技力量、设备和资金。这种对上对下的强大吸纳能力，使大城市富余科技力量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这里进行有效地配置，有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其二，中等城市往往是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大城市辐射的中转站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转站。其三，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差。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中等城市不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与农村交流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国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出路，并且不会带来较大的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小城镇模式赞成发展小城镇者认为：小城镇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点，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具有为周围乡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工业品的功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还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村资源的转化，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国情出发，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有效减轻大城市压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差、资金短缺、大量占用耕地、环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单一低下、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差、吸纳劳动力能力逐年下降等问题，成为发展的极大障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赞成者认为，小城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产生的，发展小城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关于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还和对“城市化”及“城镇化”概念的模糊认识有关。国际上通行“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我国，从中央领导人谈话到一些重要文件却以“城镇化”的叫法更为普遍。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与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本质含义是一样的，就像现代化和近代化都是“!"#$%&’()*+("’”的中文翻译一样，“城市化”和“城镇化”也都是“，&-*’()*+("’”的中文翻译，是通用语言。城市化和城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城市”还是“城镇”都包括“市”和“镇”两个组成部分。然而有研究者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上作不同的解释，认为城市化就是发展城市，城镇化就是发展小城镇。他们提出，“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国际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采用城镇化的提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作用”。“我们在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经常看到‘城镇化’而少用‘城市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市’和
东莞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建郡，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族英雄袁崇焕、抗日名将蒋光鼐、著名画家邓白、举重冠军陈镜开等都是东莞籍人，著名的岭南画派也发端于东莞可园。东莞1985年撤县建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现辖28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386个村委会、205个居委会。全市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截至2008年底，常住人口98万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87万人，外来常住人口11万人。截至2009年，另有海外华侨近30万人、港澳同胞超过85万人，是著名的侨乡。 东莞历史源远流长。史载：新石器时代，其境内东江沿岸已有原始人群聚居。公元前辈20世纪的夏代，东莞属南交地。春秋战国时，东莞属"百粤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东莞属南海郡番禺县地。 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公元222-228年中，分增城立东官郡。入晋，废东官郡，东莞分属番禺、增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东莞立县，初名宝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更名东莞，县治置于涌（今莞城）。以东莞作县名由此始，相传因境内盛产水草（莞草）而得名。东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60多年前，林则徐在东莞虎门销烟，写下中国近代史的光辉篇章。抗战时期，东莞是东江纵队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民国期间，先后隶广东省粤海道、粤中行政区、第一行政区和第四行政区。 1949年10月17日，东莞全境解放。初期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50年3月，东莞县隶珠江专区。1952年，撤销珠江专区，东莞县隶粤中行政区。1956年2月，撤销粤中行政区，东莞县隶惠阳专区。1958年11月，东莞县曾短期隶广州市。1959年1月，撤销惠阳专区，东莞县划归佛山专区。1963年6月，复置惠阳专区，东莞县又隶惠阳专区。1985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仍属惠阳地区管辖。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批复将东莞市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