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jerry1975
论公共政策 当你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个一级学科目录，你会看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有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根据国际国内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发展状况，自主创立了二级学科公共政策和发展管理，开中国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但在我国还属于起步和发展时期。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 然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争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使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整体上进入了纷繁迷惘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把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量化分析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给了社会科学第二次生命。 发展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已初见端倪，而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发轫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的创立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现代化研究的先河，数理分析、模型分析、心理学分析等现代分析技术与分析方法的引进使公共政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与世界接轨，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公共政策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学现代分析技术与方法集中体现的领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技术与方法的核心是把数学、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引入到公共政策研究中。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本科专业以公共政策分析、高等数学、应用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模拟决策、电子政务、宏微观经济学为主干基础课，研究生以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公共政策量化技术---统计与预测、公共政策量化技术---规划与决策、公共政策的实验模拟、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管理科学理论、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为主干核心课程，参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广泛引进人才，开辟了中国公共政策教育与世界接轨的新局面。 人才是公共政策研究最重要的资源。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拥有以陈庆云、顾昕、李永军、郁俊莉、刘霖、黄璜等为代表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数学、工学的学历背景，又取得了管理科学的博士学位，拥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和海外学习背景，通晓公共政策现代分析技术、了解中国国情，能进行政治、管理、经济、信息技术跨学科分析，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分析----数理建模与量化分析----计算机分析与信息技术模拟”科学的教学与科研逻辑。同时，随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国内知名度的提高和市场认可度的提升，来自祖国各地的最优秀学子被吸引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充实了公共政策人才的后备力量。世界著名的实业家廖凯原、邱徳拔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数亿元的捐资，以及在政府管理学院设置的高额奖学金、奖教金做出了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社会贡献。 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是公共政策教学与科研的主要使命。目前，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藉政府管理学院傅军院长国际威望的优势，学院与专业开展了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合作交流，承办了全球公共政策联盟年会、全球公共政策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公共政策项目，同时与世界五百强企业BHP的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的合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在学院和专业中，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柬埔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数量占到30%的留学生成为国际知名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王皓、马琳等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对政府管理学院知名度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学只有与市场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价值。面向市场与社会是北京大学公共政策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不仅接受了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的正规训练，而且通晓公共政策量化分析和信息科学的前沿技术，熟识中国国情，成为中国公共政策人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就业领域遍及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宝洁、必和必拓、松下，中国著名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铝业，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和事务所普华永道、麦肯锡、毕马威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核心部门。他们为政府、企业、NGO以及公民提供商业和公益咨询，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创造了巨大的个人商业价值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继工商管理科学之后又一个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军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也将迎来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春天，公共政策科学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巨大的贡献，中国公共政策人才的路越走越宽广 
1、公共政策的本质 公共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政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 2、利益分配的动态性 （1）利益选择 政府对利益的分配，不是任意的、无的放矢的。作为公共权力的占有者，政府把利益分配给谁，首先来自于政治统治的目的。政府要选择那些与政府的价值取向一致的社会群体利益，作为分配对象。不过，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政府是由若干成员组成的，每个成员的利益以及他们的总体利益是借政府的机构来实现的。所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政府首先是选择利益，选择那些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方面，也选择那些与政府自身最大利益相一致的方面。这种人为、主观的选择特征，必然使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利益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2）利益综合 政府在向社会各成员分配利益时，除了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政府的自身利益之外，还要充分想到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公共政策是要提供一种普遍遵循，或者至少相关人员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规范人们在追求利益所出现的矛盾或冲突中的行为。 政府必须综合地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或简称为“利益综合”。利益综合建立于利益选择的基础之上，它除体现在政治行为与普通准则上，还体现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上。现实社会中，利益是多元化的。政策既要反映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又要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政策的作用，是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排除那些消极因素，把各种利益矛盾尽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中，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3）利益分配 公共政策本身并不是资源，而是由于政策实施后保证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政策起到了向社会有关成员分配利益的功能。对不同的政策对象来说，公共政策所分配的利益，往往对一些人是直接的，而对另一些人是间接的。公共政策的最大特点之一，总是保护多数人利益，尤其是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利益。不过，人们从政策中获得利益或失去利益不是绝对的，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政策使得一些人既获得利益，又失去利益。 （4）利益落实 政策分配利益，满足一部分利益群体的合理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利益群体能否按照政府的规定目标，获得应有的利益。这不仅是相关的利益群体关心的事，更应该是政府关心的事。政府的政策主体地位，需要它们主动地把政策内容贯彻到实践中去，产生应有的政策效果，即从本质上讲，使得分配的利益到位。 综上所述，在对公共政策的本质理解上，应突出的内容有：第一，它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而不是其它分配。第二，它是基于多种利益关系的有选择的利益分配，而不是盲目的分配。第三，它是通过综合各种利益矛盾后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式的分配。第四，它是要在实践中得到兑现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口头或纸上的利益分配。
第一，这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意义尤其突出，任务尤其重要。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发展，但是面对世界的质疑、批评，甚至攻击、妖魔化以及同情和支持，中国急迫需要向世界更加主动地说明自己，更加透明地帮助别人了解中国的意图、走向、方针和政策。中央深化改革举措，地方配套方针频频公布，但基本都是中文。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部分代表中国最新对外开放的政策法规和各项相关的政策措施翻译成外文。尽管各个管理部门都在宣传自己管理的领域里的各项政策，尽管各个对外媒体也不断报道这些大政方针，但是在中国国家治理方面，系统化的翻译和对外呈现还是太少。公共政策翻译研究院正是在填补这样一个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明显空白。第二，这是培养翻译人员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讲好中国故事主要不是依靠中文，而是翻译，首先是翻译成英文。中国越是发展，世界上疑问越多，越是需要这样一支队伍。虽然全国仅翻译专业硕士学生每年招生超过一万，但是通过一种机制把公共政策翻译教育和实践能力培养，北二外公共政策翻译研究院是第一家。通过办好这个研究院，可以让学生们通过实践，知道应该如何翻译，如何通过翻译阐释自己的国家。权威部门去年开展了深入调研，结论之一是我国严重缺乏高层次对外翻译实践型人才，在高校学生中，翻译实践能力还非常薄弱。这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立，强化翻译实践能力以及通过培养翻译能力，提高译者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丰富相关知识极为迫切。一段时间以来，全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参加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讨论，围绕落实中央领导关于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唯奖项”倾向，明年出台的一些措施将更加重视实践型人才培养，在人才评价体系中也会加大实践能力的分量。此外，将于下周二公布的《人社部和外文局关于深化翻译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里第一次提出“鼓励高校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参加翻译系列职称评审。”第三，这是外语专业转型和提高，创办一流学科的自然途径。社会上当然需要高校培养文学等领域的翻译后备人才，高校的外语专业长期以来就是建立在外国语言和文学的基础上，尤其在硕士阶段，培养掌握外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人才成就斐然。然而，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翻译事业也在变。1980年中国有18家语言服务企业，2019年达到369000家。1985年恢复翻译职称评审，到2003年经过18年评出5万多人，而2004年到今年上半年不到15年翻译考试一、二、三级就让将近15万人次获得翻译证书。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外语专业的发展方向。很长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翻译是实践型翻译教育的短板。北二外举办公共政策翻译研究回应了社会需求，充分展示了服务大局的理念，这是建设一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既然开展公共政策翻译和研究是一个创新，如何办好，如何让社会满意，让外国受众认可就需要不断探索，比如，先翻译什么，后翻译什么，多翻译什么，少翻译什么，外国受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达到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效果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实践不断深化认识，并形成研究成果。如何让实践和研究成果对相关部门具备高度的参考价值，也需要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