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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应用哲学的某个观点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事例，或者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查找理论根据，这些都是必需的，也可以叫学用结合，但其意义更多的还是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任何一个事物，要想真正地认识它，全面地说明它，正确地处理它，都不是哪一个观点所能担当得了的，应该既符合唯物论，也符合辩证法，符合各个哲学原理。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通常把它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等，主要是为了教学表达的方便，实际上它们互相是连为一体的，不能说某件事情的合理解决，只是应用了唯物论而不符合辩证法，或者只是用了辩证法而没了唯物论，应该是应用并符合全部的哲学原理。因此，学哲学、用哲学，应该是学习应用它的原理，学习应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简单地查找结论，机械地对号入座，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常常坏事。我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我国的农村改革在开始时阻力很大，反对者似乎有理有据、理直气壮。他们理直气壮的依据是什么呢？都是经典著作中的说法，都是马恩列斯毛怎么怎么讲的，无非是社会主义农业是公有制呀、机械化呀等等，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违背了这些原则，是赤裸裸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者所讲的也是经典著作中的道理，也是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际是粮食产量低，人们吃不饱，应该研究新办法。他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改不改要看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改不改要看群众是愿意还是反对，是积极还是消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好坏对错要看实践的结果。前者讲的是个别结论，后者讲的是基本原理，谁对谁错？20多年过去了，农村改革的是非功过早已有了定论，对于当时的那场争论也很少有人再提了。其实，回顾一下那场争论，回顾一下争论双方引经据典的文章，从而使人们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发展过程，各方面条件复杂多变，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先贤导师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到，尤其不能把他们根本没见过的事情也讲到，后人根本无法对号入座。但他们讲的那些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律、讲的哲学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是“任何事物都逃不出它的范围”。我们学哲学就是应该学习它的最一般规律，学习它的原理，应用它的原理。
任何人做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了解情况、分析矛盾、研究对策这三个环节。我们讲用哲学原理指导工作，最主要、最经常的就是处理好这三个环节的问题。
了解情况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也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的根本。这如同盖高楼打基础，基础不牢，上边的结构、室内的装修再花工夫也没有意义。按照哲学原理，了解情况必须是丰富而合于实际，了解得全，了解得准，“周到而必要”。要做到这样，必须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深入调查研究，有目的地、有计划地了解，了解事物的内部，了解事物的外部，了解事物的各个方面；了解今天，了解昨天，了解事物的运动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不丢三落四，也不事无巨细，避免劳工费时、贻误时机。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了解情况需要哲学，怎样去了解情况也需要哲学，哲学贯穿了解情况的始终。
学哲学、用哲学就是学会分析矛盾。事物就是矛盾，问题就是矛盾，矛盾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无处不在，用哲学原理分析矛盾也就无处不在。我们经常说在哲学指导下研究某某问题，例如工业问题、农业问题、文化问题、文艺问题等等，也可以说就是在哲学指导下分析某某矛盾。我们讲任何事情都可以应用哲学原理，就是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矛盾。分析矛盾，首先要对材料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分类、排排队、归归堆、论论辈；然后把材料掰开了、揉碎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加工改造。一个大的矛盾，包含若干小的矛盾，任何矛盾都有各个方面。分析和综合是统一的。先分析后综合，边分析边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归宿。分析事物的内部，分析事物的外部，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结，分析事物的发展，经过加工改造，概括抽象，找出事物的本质、本质和本质的关系，找出主要和次要方面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具有导航作用，具有望远镜、显微镜作用，具有加工工具的作用。
研究对策就是研究解决矛盾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些哲学观点本身就是方法。如实事求是是哲学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最常用最重要的方法；群众路线是哲学的基本观点，被称为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同时又是党的根本的工作方法。有些常用的方法尽管本身不等于观点，但稍加琢磨就可以看出是哲学观点的延伸或运用。补充：
比如，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唯物论、存在第一观点的运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是实践论观点的运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观点的运用；抓典型、学先进的方法是认识论由个别到一般观点的运用，等等。所以，许多问题只要情况了解得准确，矛盾分析得透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许多事情在书本上或没有讲过，或讲得比较简单，或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有的结论在今天看来并不合适，这就需要在哲学的指导下重新研究探索。比如文艺工作，战争时期我们讲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文艺的功能也被简化为主要只有教育的作用；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讲法显然就比较片面。再比如文物工作，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对文物不够重视，甚至一度视为“四旧”大肆破除，把老城墙、老城楼拆了，把古寺庙、古书院、帝王陵毁了，把旧书画烧了，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何等的荒唐。这充分说明，没有哲学的指导或哲学根底不牢靠、哲学思想不彻底，研究形成的对策就会畸形走样。
研究对策，哲学最大的意义是确定原则、指引方向、启迪思路。研究对策首要的必须是解放思想，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可以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帮助你从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本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对策必须研究解决不同矛盾的不同方法，而对立统一规律能够开阔你的思路，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可以帮助你寻找方法；研究对策必须研究创造新的方法，而任何新的方法都是在旧的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哲学可以告诉你如何在继承基础上创造新的方法；研究对策必须重视间接经验，而哲学关于直接经验、间接经验的论述，可以使你懂得为什么借鉴间接经验和怎样借鉴间接经验；研究对策必须采用新的科技成果，而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可以告诉你方法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关系；研究对策必须深入实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而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可以帮助你集中正确的意见；研究对策必须重视实践，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你懂得实践产生办法、实践检验办法，试验、试点、实践是研究对策、不断创新的必由之路。总而言之，哲学可以使你脑子灵、点子多，哲学对研究对策作用很大。 
北京体育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不仅是指导我们备战和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根本理念，更是指导我们文化的碰撞中如何融合并追赶现代化潮流的根本理念。 当今世界，“西方飓风”席卷全球，奥运会也正是凭借这股“飓风”首次登陆中国。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奥运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虽然在北京举办，但它的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完全是西方式的。我们中国的本土体育——武术为什么不能进入在我国举办的奥运会，就是因为武术的话语、规则和西方文化不兼容。 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的提出，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按照西方人的规则开展游戏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我们还应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展示我们热爱自然、关怀人类命运的“天人合一”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复兴。 一、科技奥运：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科技奥运”，我们不能仅仅把它解读为操作层面上的科技与奥运的结合。作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科学技术”，其内涵不仅仅包括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科学精神。“科技奥运”是要我们通过科技与奥运的结合，去认真学习、弘扬西方的科学精神，让科学精神真正渗透到中国文化中来。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要了解科学精神，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科学。 科学，“科”即法则、规律[1]，“学”指学问，“科学”的意思是“研究规律的学问”，它的英文是science。“science”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识体系”，二是“求真方法”。相应地，科学精神包含两点：客观性和创新性。 所谓“客观性”，就是要承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通俗地讲，就是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的产生，西方人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临终前发表《天体运行论》，揭开近代科学革命序幕。在该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日心说”，而当时的权威——封建教会主张的却是“地心说”。为此，他的书被禁。他的后继者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为传播哥白尼学说，1600年，竟被罗马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刑场前，他的舌头被残暴地拔出。此后，伽利略也著书宣传哥白尼学说，被罗马教会三次监禁，最后一次是终身监禁。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为什么会像飞蛾扑火一样一次一次向封建权威挑战呢？是一种科学精神在支持着他们，他们只向真理低头，而绝不向权威低头。 再来谈谈“创新性”。因为科学永远是在探索未知世界，是在寻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我们都知道万有引力是牛顿从“苹果落地”这一现象得到启发而发现的，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假设苹果树再长高一点，苹果会不会落地呢？苹果树长到月亮那么高，苹果还会不会落地呢？如果不会，那么苹果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不落地了呢？如果会，那么月亮为什么不落地呢？月亮在围绕地球转，但它为什么不飞出去呢？ [2] 牛顿这种超越常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创新精神”。但他的创新，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瞎想”，而是建立在严格遵循思维规律的基础上的。像牛顿这样的理论创新必须依靠以下两种方法：演绎法，或者归纳法（类比是一种特殊的归纳法）[3]。 所谓演绎，就是由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即从普遍性的原理出发，推出个别性的结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方法，就是演绎法。他从“向心力使物体受到指向一个中心点的吸引、或推斥或任何倾向于该点的作用”这一普遍原理出发，找到了月亮和地球之间的引力。 所谓归纳，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方法，即从一系列个别性的前提出发，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这样得出结论不一定正确，容易犯“经验主义”或“以偏概全” 的错误。我们还必须进行科学实验，去找出现象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就是科学归纳法。科学归纳法得出的结论才是永真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科学归纳法，只停留在经验和感悟上。现在很多人甚至“拍脑门”就创造“新概念”、“新理论”。 总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好比是要“鱼”，而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才是要“渔”。我们要的是“渔”，要的是学习他们坚持真理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认真精细严密的科学方法。 二、人文奥运：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首都文明委、北京奥组委研究制定的《人文奥运行动计划实施意见》对“人文奥运”是这样解释的： 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的和谐发展。充分体现“参与奥运、得益奥运”，充分体现“中国风格、人文风采、时代风貌、广泛参与”的特点。 人文奥运是文化的奥运，是以人为本的奥运，是实现和谐的奥运，是“更高、更快、更强”与“和谐、和睦、和平”的有机统一。 从这一定义来看，“人文”包括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文化；二是以人为本。 把“人文”理解为“文化”，很不准确。我们知道，“文化”或“Culture”强调的是对人的教育和培养，这种教育和培养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培养人的目标会完全不同，封建时代的“奴化教育”也是文化，但它却培养的是人的愚昧和奴性。而“人文”不同，它的指向是很明确的，它是西方人文主义运动的产物。西方人文主义运动经历了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 “人文”的英文译名为“Humanism”。“Humanism”源于拉丁语“Humanus”，意为“属于人的”、“人性的”。“人文”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产生了一些不以神为对象而以人为中心、不研究神的学问而探讨世俗问题的“人文学” [4]。“人文学”的拉丁语为“Humanitas（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Humanitas”后来专指文艺复兴时的那股人文思潮。 人文主义者把人的问题和人的价值放在首位，强调对人自身的关怀，崇尚人的理性，提倡人的尊严，追求个性解放。这与中世纪把人看作神的罪人、神的奴婢大为不同。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也被称为“人文主义运动”。 近代人文主义运动或文艺复兴运动将西方社会带入理性主义时代，民主与科学就是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两大成果。但是，随着神学的逐步退却，理性主义日益泛滥。理性主义过分强调人的理性，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而人性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有理性，更需要的是情感，是温暖，而科技、理性主义则剥夺了人的这一需要。因此，理性主义逐渐遭到批判，代之而起的是“非理性主义”，也叫作现代“人文主义”。 在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它包括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弗洛姆等人的“精神分析人本主义”，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以及罗蒂、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等等。现代人文主义运动尽管学派繁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贬抑理性，强调人的非理性成分，并以此表达他们对人性的强烈关注。 不管是近代的理性也好，现代的非理性也好，人文主义始终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它强调的是对“人”的存在、“人”的权利的关注。这既包括对作为整体人类的生存状况、前途命运的思索，但更多的是对作为个体“人”的尊严与独立的关注，它包括对人的天赋权利的捍卫，以及对愚昧、强权等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排斥。这就是“人文精神” [5]。 可见，“人文”这个概念指向非常明确。由于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诞生过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运动，因此，我们在翻译“人文奥运”时并没有采用常规的译法 “Humanistic Olympics”，而是翻译成“People’s Olympics”，意即“人民奥运”，“人民奥运”和“人文奥运”两者意思相距甚远。这种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随意，必然会导致我们在北京奥运会上与西方文化交流时形成障碍，而无法沟通。 下面再来谈谈“以人为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里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理由是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正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 其实，中国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虽然都强调“以人为本”，但两者的含义却是完全不同。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以民为本”（孟子），而“民”是一个整体概念。“以民为本”就是要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每一个个体为了这个整体利益，甘愿放弃自身的个体利益。也就是说，要求个体尽可能地放弃权利，去尽义务，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谁来代表整体利益呢？当然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因此，“以民为本”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让天下百姓心甘情愿地做奴才，替他们惟一的主子——皇帝卖命。 而西方人文主义中的“以人为本”，其主要内核是强调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强调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这里的“人”就是“个人”。强调整体还是强调个体，强调义务还是强调权利，正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分界线。由此可见，“People’s Olympics（人民奥运）”强调的是传统， “Humanistic Olympics（人文奥运）”强调的是现代，这是中西文化的差距，也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因此，我们不能把“人文奥运”解读为“人民奥运”或“文化奥运”，不然，它不仅使我们看不到西方近代以来两次人文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更无法学到西方文化中真正的人文精神；同时，也使我们无法向西方世界真正展示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因为文化本身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综上，“人文奥运”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传播“公平、公正、公开”的奥林匹克精神， 排斥一切有违奥林匹克精神的不合理现象；崇尚“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信念，鼓励运动员“永争第一”，实现自身最大价值；自觉遵守奥林匹克运动规则，捍卫奥林匹克成员的尊严与权利。 三、绿色奥运：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 “绿色奥运”的理念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完全符合世界潮流。环境问题的爆发，最早出现在西方世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了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机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 “八大公害”震惊了西方，引起一片恐慌。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滥用科技造成的。以发展科技为特征的现代西方文明，虽然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应该很清楚，财富的最初形态是自然资源，财富创造的越多，资源消耗的越快，对环境的破坏也越严重。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非正式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指出：“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材料危机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的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 过去，西方世界以科技的进步、财富的增长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人类中心论”，就是把人看作是万物的尺度、自然的主宰。早在古希腊时期，理性主义者们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运动推崇人的地位，之后又随着近代科学的迅速崛起、工业革命对大自然的征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将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在西方人眼里，人在大自然面前似乎可以为所欲为。终于，大自然开始向人类报复了。 面对大自然的报复，西方世界开始紧急行动，绿色和平运动、人类环境会议、全面停止核试验等等，但所有这些措施，仅仅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或操作层面，它们还需要有一个最高理念或哲学基础作为支撑。或者说，“人类中心论”导致了人类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要阻止这种疯狂行动，就必须改变“人类中心论”这一理念。 那么，用什么理念来取代“人类中心论”呢？ 在古老的中国，人们一直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了五千多年，而西方人自工业革命以来，也就短短200多年，竟把大自然破坏得千疮百孔。中国人古老的“天人合一观”正好可以医治西方人的狂躁症，用它来取代“人类中心论”是最合适不过了。 “天人合一”这个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张载的《正蒙》，但“天人合一”的思想却古已有之，而且一直作为主导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天”既可以指与 “地”相对的狭义的天体，如“天行健”；也可以指广义的大自然，如“天道自然”。“天人合一”中的“天”既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但从后者的意义上来解读更合适一些。从原始的八卦到诸子百家都是用自然之道来阐发人生真谛，以指导人事运作。这正是广义的“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观”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界环境的平衡的统一，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那么，“天人合一”为什么可以用来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呢？ 如前所述，环境问题是由人类发展科技带来的。科技是介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工具，人认识自然的工具是科学，改造自然的工具是技术。2500年前的古希腊曾发生过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就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了，使人站到自然的对立面，为破坏自然的科技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中国的“百家争鸣”与希腊的“思想启蒙运动”差不多同时发生，但是，“百家争鸣”并不是将人与自然分开，恰恰相反，是强化了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科学技术也就没有了产生的条件，所以，中国一直就没有产生过西方式的、破坏自然的科学技术。 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为保护自然，我们现在又要反对科学技术。 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中西文化的根本矛盾。 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讲，西方科学技术的出现加快了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加速地球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东方的“天人合一”正好可以阻止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延缓人类的生存。 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中国还很落后，如果我们不去发展科技，那么就会在人类灭亡以前就被西方人开除“球籍”。因此，我们在向西方人传播“天人合一观”的同时，必须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抓紧发展科技。用市场经济的语言来讲，一方面，我们要“买”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要“卖”给他们中国人的 “天人合一观”。这正好都是双方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缩短与西方的差距。 综上所述，我们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次东西文化的大碰撞和大融合。在碰撞以前，我们应该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到底要什么，西方人到底要什么？西方人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又能为西方人提供什么？这才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因此，我们应该认真解读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明确我们的意图：“科技奥运”与“人文奥运”是要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绿色奥运”则是要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人古老的“天人合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