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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无术，老来无用不知道有没有把你抽醒年轻人，醒醒吧！ 
隋唐五代多神崇拜风俗——神树·狐仙·乌鬼·鹊喜 山川河流之外，动植物也是人们崇拜和祭祀的对象。张籍曾作《古树》诗：“古树枝柯少，枯来复几春。露根堪系马，空腹定藏人。蠹节莓苔老，烧痕霹雷新。若当江浦上，行客祭为神。”[1]凡是古拙奇异的老树，都有可能被当作祭拜的对象，成为神树。 王建在《神树词》中；描写了一个普通农家对院落中的海棠树的崇拜：“我家家西老棠树，须晴即晴雨即雨。四时八节上杯盘，愿神莫离神处所。男不着丁女在舍，官事上下无言语。老身长健树婆婆，万岁千年作神主。”[2]这户人家每年四时八节都要为老棠树上供，棠树有灵，祈晴即晴，祷雨即雨，农家希望依附在棠树上的神灵不要离开，保佑合家男女平安，官衙不要来找麻烦。 据说在江南的山里，有一种“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这种枫木人特别奇异，“旱时欲雨，以竹束其头，楔之即雨。”人们将枫木人取来作式盘，式占特别灵验，这种式盘叫做“枫木枣地”[3]。这时还有崇拜紫荆树的风俗，将紫荆树称为“紫相公”，这种神“主一方菜蔬之属”，如果种蔬菜的人家虔诚祭祀，则可“年年获收”[4]。 在动物崇拜中，在当时最为普遍，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局对狐仙的祟拜。据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思，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5]在《任氏传》中，狐仙不但利用法术帮助韦金追求到美女，而且能帮他经商营利[6]。唐将贺兰进明家的野狐，将各种物品弄回家中，“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镜者，人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袁嘉祚宅中的老狐能预知休咎，并能预知主人历任官职[7]。类似这些记载都可帮助了解当时“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思”的风俗。 与其他役使鬼神的法术相似，这时的术士也可以通过法术来“役使”狐仙。据称，唐初侍御史王义方去职之后，在魏州(治贵乡县，今河北大名东北)以讲授为业。乡人郭无为有役使野狐的法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砖瓦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裂其书碎。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竞不能禁止，无何而卒。”[8]法术不精，反而自取其辱。 禽鸟也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唐朝末年，义胜军节度使董昌欲自立为帝，谋士倪德儒对董昌说：“咸通(公元860—873年)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中和(公元881—885年)时，鸟见吴越，四日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把以攘难。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董昌大喜，于是在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自立为帝，国号大越罗平，建元天册。”[9]从这段记载可知，当时吴越一带确实是以这种“罗平鸟”为崇拜对象，“祀以攘难”，而董昌则利用民间信仰，来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 在岭南地区，以鸺鹠(即猫头鹰)为不祥之鸟。认为这种鸟昼伏夜出，是“鬼车之属”。“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除了预知吉凶之外，鸺鹠又名夜行游女，能“与婴儿作祟”，所以人们在晚上都不将婴儿的衣物放在露天，以防中祟[10]。 这时南方还盛行拜乌的风俗。杜甫在夔州时，作诗描述当地风俗称：“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11]元稹在江陵时作诗摹状南方风俗，也有“病赛乌称鬼”的描写，并解释称“南人染病，竞赛乌鬼”[12]。所谓“养乌鬼”或“赛乌鬼”。就是指南方民间盛行的乌崇拜风俗。 事乌人家，将乌作为家神奉祀。元稹诗“乡味尤珍蛤，家神爱事乌”就是指此。[13] 据说，三国魏何晏在狱中时，有两只乌落在屋顶上，女儿说：“乌有喜声，父必免。”何晏果然被释。[14]又有一种传说称，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被废，“妓妾夜闻乌啼，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15]乌的这种祥瑞之鸟的形象，也留传到了唐朝。皇甫冉诗“香象随僧久，祥乌报客先。”[16]钱起“飞上危樯立，啼乌报好音。”[17]都是其例。但是在这一时期，报道喜讯的祥鸟主要并不是乌，而是鹊。有一则故事称，孔温裕因进言被贬为郴州司马，得到堂兄的书信，告诉他有消息要调他回京任职，引领仁候，但迟迟不见正式救书。一天，忽然有喜鹊落在了庭院里，“直若语状”。小孙儿“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没过几天，果然调任补阙[18]。这时人们以喜鹊的鸣叫声为喜庆的征兆，称为“灵鹊报喜”[19]。 喜鹊还能报道远方亲人归来的喜讯。“神鹊神鹊好言语，行人早回多利赂。我今庭中栽好树，与汝作巢当报汝。”[20]人们祝祷喜鹊带来行人平安归来的消息，并许愿栽树筑巢，作为报答。“乌鹊语千回，黄昏不见来。漫教脂粉匣，闭了又重开。“[21]喜鹊已经叽叽喳喳地叫了许多遍，开镜理妆，倚门远望，心上人却还是不见踪影。李绅也以喜鹊报归来描写远方游于思乡的心绪，“雒阳城见梅迎雪，鱼口桥逢雪送梅。剑水寺前芳草合，镜湖亭上野花开。江鸿断续翻云去，海燕差池拂水回。想得心知近寒食，潜听喜鹊望归来。”[22]芳草离离，野花点点，寒食已经快到了，家乡的亲人必定在祈祝喜鹊带去游子归来的消息。 摘自《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 -------------------------------------------------------------------------------- [1] 《全唐诗》卷三八四。 [2] 《全唐诗》卷二九八。 [3] 《太平广记》卷四○七“枫生人”。 [4] 《清异录》卷四“紫相公” [5] 《朝野佥载》“补辑”。 [6] 《唐人小说》，第55—56页。 [7] 以上两条见《太平广记》卷四五一“贺兰进明”；“袁嘉祚”。 [8] 《朝野佥载》卷六。 [9]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传·董昌》。 [10] 《岭表录异》卷下。 [11] 《戏作诽谐体遣闷二首》，《九家集注杜诗》卷三二。 [12]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全唐诗》卷四○五。 [13] 《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全唐诗》卷四二三。 [14] 《乐府诗集》卷○六“琴曲辞‘乌夜啼引”引李勉《琴说》。 [15]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16] 《奉和独孤中远游法华寺》，《全唐诗》卷二五○。 [17] 《江行无题》，《全唐诗》卷二三九。 [18] 《因话录》卷六“羽部”。 [19]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灵鹊报喜”。 [20] 王建《祝鹊》，《全唐诗》卷二九八。 [21] 《不见来词》，《全唐诗》卷四九四。 [22] 《江南暮春寄家》，《全唐诗》卷四八三。
隋唐五代多神崇拜风俗——神树·狐仙·乌鬼·鹊喜山川河流之外，动植物也是人们崇拜和祭祀的对象。张籍曾作《古树》诗：“古树枝柯少，枯来复几春。露根堪系马，空腹定藏人。蠹节莓苔老，烧痕霹雷新。若当江浦上，行客祭为神。”[1]凡是古拙奇异的老树，都有可能被当作祭拜的对象，成为神树。王建在《神树词》中；描写了一个普通农家对院落中的海棠树的崇拜：“我家家西老棠树，须晴即晴雨即雨。四时八节上杯盘，愿神莫离神处所。男不着丁女在舍，官事上下无言语。老身长健树婆婆，万岁千年作神主。”[2]这户人家每年四时八节都要为老棠树上供，棠树有灵，祈晴即晴，祷雨即雨，农家希望依附在棠树上的神灵不要离开，保佑合家男女平安，官衙不要来找麻烦。据说在江南的山里，有一种“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这种枫木人特别奇异，“旱时欲雨，以竹束其头，楔之即雨。”人们将枫木人取来作式盘，式占特别灵验，这种式盘叫做“枫木枣地”[3]。这时还有崇拜紫荆树的风俗，将紫荆树称为“紫相公”，这种神“主一方菜蔬之属”，如果种蔬菜的人家虔诚祭祀，则可“年年获收”[4]。在动物崇拜中，在当时最为普遍，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局对狐仙的祟拜。据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思，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5]在《任氏传》中，狐仙不但利用法术帮助韦金追求到美女，而且能帮他经商营利[6]。唐将贺兰进明家的野狐，将各种物品弄回家中，“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镜者，人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袁嘉祚宅中的老狐能预知休咎，并能预知主人历任官职[7]。类似这些记载都可帮助了解当时“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思”的风俗。与其他役使鬼神的法术相似，这时的术士也可以通过法术来“役使”狐仙。据称，唐初侍御史王义方去职之后，在魏州(治贵乡县，今河北大名东北)以讲授为业。乡人郭无为有役使野狐的法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砖瓦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裂其书碎。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竞不能禁止，无何而卒。”[8]法术不精，反而自取其辱。禽鸟也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唐朝末年，义胜军节度使董昌欲自立为帝，谋士倪德儒对董昌说：“咸通(公元860—873年)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中和(公元881—885年)时，鸟见吴越，四日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把以攘难。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董昌大喜，于是在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自立为帝，国号大越罗平，建元天册。”[9]从这段记载可知，当时吴越一带确实是以这种“罗平鸟”为崇拜对象，“祀以攘难”，而董昌则利用民间信仰，来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在岭南地区，以鸺鹠(即猫头鹰)为不祥之鸟。认为这种鸟昼伏夜出，是“鬼车之属”。“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除了预知吉凶之外，鸺鹠又名夜行游女，能“与婴儿作祟”，所以人们在晚上都不将婴儿的衣物放在露天，以防中祟[10]。这时南方还盛行拜乌的风俗。杜甫在夔州时，作诗描述当地风俗称：“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11]元稹在江陵时作诗摹状南方风俗，也有“病赛乌称鬼”的描写，并解释称“南人染病，竞赛乌鬼”[12]。所谓“养乌鬼”或“赛乌鬼”。就是指南方民间盛行的乌崇拜风俗。事乌人家，将乌作为家神奉祀。元稹诗“乡味尤珍蛤，家神爱事乌”就是指此。[13]据说，三国魏何晏在狱中时，有两只乌落在屋顶上，女儿说：“乌有喜声，父必免。”何晏果然被释。[14]又有一种传说称，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被废，“妓妾夜闻乌啼，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15]乌的这种祥瑞之鸟的形象，也留传到了唐朝。皇甫冉诗“香象随僧久，祥乌报客先。”[16]钱起“飞上危樯立，啼乌报好音。”[17]都是其例。但是在这一时期，报道喜讯的祥鸟主要并不是乌，而是鹊。有一则故事称，孔温裕因进言被贬为郴州司马，得到堂兄的书信，告诉他有消息要调他回京任职，引领仁候，但迟迟不见正式救书。一天，忽然有喜鹊落在了庭院里，“直若语状”。小孙儿“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没过几天，果然调任补阙[18]。这时人们以喜鹊的鸣叫声为喜庆的征兆，称为“灵鹊报喜”[19]。喜鹊还能报道远方亲人归来的喜讯。“神鹊神鹊好言语，行人早回多利赂。我今庭中栽好树，与汝作巢当报汝。”[20]人们祝祷喜鹊带来行人平安归来的消息，并许愿栽树筑巢，作为报答。“乌鹊语千回，黄昏不见来。漫教脂粉匣，闭了又重开。“[21]喜鹊已经叽叽喳喳地叫了许多遍，开镜理妆，倚门远望，心上人却还是不见踪影。李绅也以喜鹊报归来描写远方游于思乡的心绪，“雒阳城见梅迎雪，鱼口桥逢雪送梅。剑水寺前芳草合，镜湖亭上野花开。江鸿断续翻云去，海燕差池拂水回。想得心知近寒食，潜听喜鹊望归来。”[22]芳草离离，野花点点，寒食已经快到了，家乡的亲人必定在祈祝喜鹊带去游子归来的消息。摘自《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1] 《全唐诗》卷三八四。[2] 《全唐诗》卷二九八。[3] 《太平广记》卷四○七“枫生人”。[4] 《清异录》卷四“紫相公”[5] 《朝野佥载》“补辑”。[6] 《唐人小说》，第55—56页。[7] 以上两条见《太平广记》卷四五一“贺兰进明”；“袁嘉祚”。[8] 《朝野佥载》卷六。[9]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传·董昌》。[10] 《岭表录异》卷下。[11] 《戏作诽谐体遣闷二首》，《九家集注杜诗》卷三二。[12]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全唐诗》卷四○五。[13] 《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全唐诗》卷四二三。[14] 《乐府诗集》卷○六“琴曲辞‘乌夜啼引”引李勉《琴说》。[15]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16] 《奉和独孤中远游法华寺》，《全唐诗》卷二五○。[17] 《江行无题》，《全唐诗》卷二三九。[18] 《因话录》卷六“羽部”。[19]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灵鹊报喜”。[20] 王建《祝鹊》，《全唐诗》卷二九八。[21] 《不见来词》，《全唐诗》卷四九四。[22] 《江南暮春寄家》，《全唐诗》卷四八三。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