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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 积极影响：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消极影响：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利：1、平民阶层开始有机会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为发挥全民智慧治理国家提供了权力平等的基础——科举制度动摇了门阀延续的制度，的确为平均提供了机会。2、得国家的管理开始进入了有序和知识化时代——科举的方式无论如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并且有特定的标准，这的确促进了国建管理的有序化和知识化。3、刺激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既然已科举为选拔方式，教育和培训事业的发展是必然的。4、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科技人文的发展——各朝代为了不断的促进这个系统的完善性，进行了大量的典籍修正编撰工作，为中华知识的系统性积累提供了机会，也促进了科技人文的发展。弊：1、塑造了新的不平等阶层，使得经济发展状况滞后——中国科举制度动摇了世族门阀制度，但是，同时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等级结构，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一种是“君、父、夫”和“臣、子、妻”的不平等，一种就是“士、农”和“工、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过去以往，士、农、工、商本是平等的社会阶层，社会从不歧视工商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士、农的地位上升，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从业人员的地位则下降了，工商业从业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这使得科技赖以生存的商贸流通业就受到了相当的遏制，这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2、压抑了许多并不擅长于科举科目的其他知识人才，甚至导致了许多知识分子在科场连连失意以后而反过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的祖国的异常情况——比如洪秀全，洪秀全因为屡屡考取不到功名而最后转而造反，他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经就有许多这样的变异社会现象了。 3、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受到制约——科举，不仅仅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思想政治的管控制度，所有参加科举的人，其基本考试教材是确定的，其价值认知必须是与官方统一的，这就限制了民众在思想文化认识和发展商的多样性，严重的压抑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一些可能优秀思想的传播。具体见下方的详细描述，这里将大体按照时代顺序寿命科举制度利弊和具体的案例：隋朝开辟科举，使社会中的平民知识者开始有了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和有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荣耀的出路，这样，不但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敬慕知识和人才，也使得国家的管理开始进入了有序和知识化时代，中国的教育也因此而得到了刺激大发展。 唐朝建立以后，“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 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选举志》），这就是说，唐朝开始将科举举士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秀才是唐朝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功名，“秀才”是指经过科举而被社会承认的人中俊秀之才的意思。而“道举”这一功名，就是专门为研究天地人内在关系的“玄学”所设置的学科。由于唐朝实行了科举举士的考试科目，必然要带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和学生的增多，这样，使得当时中国各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也大为发展了，当时，中央设置有官办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官僚的孩子入学学习。同时，地方的州县也设置有各种官办和半官办的书院和学校，以招收社会中各阶层的读书人入学学习，这样，又带动了民间各种私塾的大发展，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被科举促进发展了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校教育和科举，是两条渠道，他们并不是一回事情；虽然宋朝的王安石曾经打算将科举和国家官办的学校联系起来，以节约国家教育投入和精简烦琐的考试科目，但是，由于王安石的这种改革举措违反了政治和教育不是一回事情的内在规律，所以，他的这项改革措施后来被取消了。 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格局和科举考试有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政治变革会带动教育变革，教育变革也可能带动政治变革。比如，唐朝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便组织大量的人力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经典进行了统一的选编，就象现在统一高考的参考教材一样，“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崇儒学》）。这些统一了的经典文本反过去又影响了国家的政治格局。 唐朝初期的学校教育往往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需要目的，这从当时学校所开的课程上就可以看出来，“凡《 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 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 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书·选举》） 唐朝开元年间，李隆基亲自对据说是孔子的《孝经》进行了审定，使得《孝经》的身价倍增，李隆基说：“朕闻上古，其风扑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孝经·序》四库全书本）。从这里看出，唐朝时代，官方主要推崇的还是“孔子”的学说，也就是实际上继承了新朝王莽刘歆等人所制造的“儒学”思想文化路线。所以，中国科举制度动摇了世族门阀制度，但是，同时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等级结构，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一种是“君、父、夫”和“臣、子、妻”的不平等，一种就是“士、农”和“工、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过去以往，士、农、工、商本是平等的社会阶层，社会从不歧视工商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士、农的地位上升，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从业人员的地位则下降了，工商业从业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这使得科技赖以生存的商贸流通业就受到了相当的遏制，这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公元583年开始科举到正式取消科举的1905年的1300多年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根据科举及第的情况而划分新的社会贵贱阶层的新的社会阶层大分化，在大量人才被选拔出来充实官方政治组织机构的同时，也压抑了许多并不擅长于科举科目的其他知识人才，甚至导致了许多知识分子在科场连连失意以后而反过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的祖国的异常情况！洪秀全因为屡屡考取不到功名而最后转而造反，他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经就有许多这样的变异社会现象了。 唐宋时代，特别是宋朝时期，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因为科举场上无门进士，而投身到少数民族政权中去挣出身，他们一旦在辽、金、西夏政权中谋求到了高位，他们攻击起自己的祖国，是毫不手软的。宋朝刚开国不久的嘉佑年间，一个叫张元的书生因为多次殿试失败，他十分愤恨宋朝当局，便投奔到西夏去充当了参谋，屡屡献策侵略宋朝国土。辽、金、西夏时代，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和部族因为尊循汉制，他们都在争夺汉地的知识分子为已所用，少数民族政权从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汉地科举中落第的举子跑到少数民族政权中的谋求荣华富贵，在当时并不鲜见，汉地的教育学校好象是在专给少数民族政权培养人才一般。无可否认，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少数民族政权中供职，客观上，他们为融会中国各民族及其在传播汉族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同时也是中国各族长期内战的根源之一，是不值得提倡的。自洪秀全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批因为个人名利场原因而转而仇恨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呢？想来，大家心中是有本帐的。 我们今人在谴责和蔑视那些因为没有得到国家重用就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祖国的变异“知识分子”现象的时候，也的确应该检讨科举举士制度中的一些弊端！同时，也应该检讨中国汉地知识分子中的过于在乎自己在社会中的名誉地位而反过去仇恨自己祖国的变异社会心理现象。综上所述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摆正自己的社会智能者的位置和作用，中国如何通过合理社会机制去人尽其才的发挥所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于新时代的关键因素。一个社会文明现代化的标志，往往首先是由这个社会文明中的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程度去体现的；而知识分子是否是现代化的标志，则主要是由该知识者是否是将个人名利场放在自己言行首位还是将探索真理放在自己言行的首位去体现的。 为什么“科举”会如此这般地吸引中国读书人去奔这条道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科举中的程序和社会对举子的优待，就知道了。 实际上，中国隋唐以来国家选拔各级官员的途径并非科举一条单行道，而是在科举产生的“进士”中，国家各级官吏中，及其地方经过察举和荐举上来的人员中的三条渠道中去选拔新的官员。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直接干预科举，所以，科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而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政治荣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达；这种情况，和前些年中国政府重视大学教育的时候，人们就把大学生称之为“社会的宠儿”的情况一样，同时，现在政府重视留学生，于是，留洋回国的身价往往就因此而倍增的那样。这就是说，中国科举带来的许多社会副作用的主要原因，还不主要是在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国家政治干预太多所致，这反过去又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明清两朝，三年才一次会试，一次会试只产生300名左右的进士，大家想想，全国又有多少举子试图及第登科呢，这怎么不造成科举中的一系列腐败和专营投机取巧呢！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弊端，实际上是由政治干预太多而造成了社会价值趋向失衡的一种社会表达，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带有现实功利性的人为政治措施，往往都有不良社会后果的紧随表达，所以，政治干预经济和文化太多，往往是阻碍社会自然发展的，甚至还会带来许多不良社会后遗症。 唐朝完善了文武两种科举程序以后，为了鼓励人们读书习武参加科举，国家规定，凡是科举合格者，国家都要免去举子家庭中的税赋钱粮和各种征缴，这实际上就使得举子家中大为得利了；同时，朝廷还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者，当地政府官吏必须礼待他们，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个措施，本来是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一种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就使得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者的社会身份大为升值了。虽说科举中得到功名的人并不都能够去做官，但是，由于自唐朝到清朝取消科举的1300多年中朝廷一直高度关怀和干预科举，所以，许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荣耀的，自然有很多人给予他们的礼待和经济补助，他们一生几乎就成为一方百姓的知识和荣誉的象征，活象个变相的“活佛”一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当然要刺激许多人会拼命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这样的科举氛围直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虚名而不注重读书人实际能力的社会后遗症，这样后遗症，恐怕在今天也还没有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真正消除掉，这，严重弱化了中国知识人才追求真理的素质！也是中国的国力之所以不强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唐朝科举名目繁多，致使许多教育资源白白浪费，所以，宋朝王安石改革时期，曾经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几条措施，1，罢取各种科举项目，而独取进士科；2，以学校养士，也就是通过考试和举荐，收取一些学子进入国家官办学校，并由学校包养他们，然后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这些学子中的优秀人员去做官；3，统一科举考试中的行文格式，创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经学大义文章的“破题、接题、小讲、缴结”的“四股文”格式。北宋末期，宋微宗还曾经取消过科举考试，实行过直接从学校中选拔官员的方法，但是，这是在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所以，南宋以后，又恢复了科举考试，甚至把王安石的许多科举考试改革措施也取消了，但是，四股文却延续下来并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八股文。 严格说，八股文是一种论文的格式，其本身并无什么问题，这就象我们今天无论是写作社会科学论文还是自然科学论文，都必须遵照一定的格式的那样。八股文之所以后来的名声不好，主要是因为元朝和明朝的科举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这，才是中国科举在元明清三朝很压抑人的关键因素。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题（类似于现在论说文的论点）、承题（对论点的详细说明）、起讲（简要的论证思路）、入手（进入论证）、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后四个部分，是八股文的关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论证和结尾阶段，是具体表现考试学生才华和独特观点的部分。 1306年，元朝为了体现中华民族一统化的决心，也为了向汉族人证明蒙元皇权尊敬孔子等圣人（注：中原文化长期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影响，加之汉族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担任职务，所以，儒道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这是今人应该注意到的），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设祭祀孔子的圣庙，诏封孔子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谥封。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举方法，并首次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为科举版本，也就是要求参加科举人员发人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去理解圣人言论，这样，就压抑了许多学生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开始占据了科举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学就是这样借助科举而登上中国思想文化神坛的。四股文经过元朝和明朝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该年的会试题目《责难于君谓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于世。 中国科举的科考科目和科考形式，在历史上根据不同的朝代的具体情况曾经有过不同的形式，以明清两朝为例，科举和学校教育的情况如下： 因为宋朝王安石的改革取消了唐朝时期的烦琐科目，只留考取经学大义的进士科，这样，明清两朝的科举也是这样只按照进士的科举程序去选拔人才的，象以前的“算学、律学、字学”等事关民生的学科都不再是科举项目了。当时，国家设置的学校情况如下：清朝学校分官学和地方学，官方学校又称太学，设有国家全费包养的国子监，国子监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高级官员的孩子入学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国家的科举程序去考取功名，也有少数人直接去做官。地方设有半官方的书院，凡是能够进入书院学习的人，官方都有许多物质和名誉的优待。除了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校外，民间还有许多私塾学校。清朝的科举程序是：不论身份和年龄，一律都得经过童试（含县级的童试、州府的府试、省级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的科考程序。 凡是经过考生所在县的县试的，就算童生，童生不算功名，但是是一种社会荣誉，往往会得到社会相应的尊重和资助。童生都具备了进入府试的资格；经过了府试的童生就取得参加省级院试的资格，省级院试过关，就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国家要给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税赋，还要给予资助。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大多在秋天考试，所以又称之为“秋闱科考”，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考试，经过了乡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举人”。会考三年举行一次，举人才有资格参加科考，经过了会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贡士。贡士的名额很少，一年只有300名左右。取得了贡士功名的，其实已经获得了进士的功名，但是，他们还要参加殿试才能够最后得到这个功名，所谓的殿试，就是皇帝要在太和殿再进行一次御前考试。殿试在宋朝之前属于科考程序之一，还有淘汰名额，但是，自宋朝出了张元因为殿试落选投靠西夏反攻击自己祖国的事情以后，宋朝皇帝就取消了殿试筛选制度了，这就是说，凡是经过会试考试关的，都是进士了，不再会落选，但是，殿试要产生重新排名，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总称“鼎甲”。取得进士功名的人，国家可以直接放官，也就是可以直接选他上任做官，但是，国家派官要根据国家职官的空缺情况来定，所以，也有一些进士一生并没有做过朝廷官员。同时，也有许多8品以外的官员可以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去求取仕途宽广。 大周女皇武则天按照科举程序开辟了武艺科举制度，所以，自唐朝开始还有武艺科举，程序和文科科举程序基本一样，只不过内容是武艺类别和兵法等，这些武艺科举士员直接充实军队管理阶层。 由于政治干预太多的缘故，中国的文化结构的确有很矛盾的一面，科举的目的，本来是隋唐以来国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实行平等选拔人才的一种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所以，即使是科举考试，凡是有功名的考试，也就是秀才以上的考试，都有拜师门的习惯，也就是考取了功名的人都要拜本次主考官为自己的老师为恩师，同学之间也要互相拜同年，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和学术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帮结派的情况，这，对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和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当然是不利的。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存在着很严重的社会悖论情况，科举的公平目的往往因为科举的内容而互相矛盾，从而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副作用。现在，我们依然在现实中感受得到的师门习惯和学术中根据毕业学校和职称身份而拉帮结派的情况，以及那些讲出身而轻视人才实际学力的现象，这，都和这些历史上的科举中的悖论社会现象有直接关系，所以，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学界中的人们，要清除掉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腐朽现象的侵蚀，还任重道远啊！ 同时，过去的科举还有有事先向科举主考官“投卷”的习俗，也就是一些考生将自己平时写作的文章献给一些当朝的名人和主考官阅读，以获取他们对自己的好感，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有很严格的保密和封卷打分制度，所以，这样的“投卷”往往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却也因此发掘了一些人才。比如，苏轼三父子同朝参加科考，苏询事先将自己的文章投卷给当朝大员欧阳修阅读，后来，苏询落榜，却因为欧阳修非常看重苏询，以至于他将苏询推荐去做了个小文官，发挥了苏询的才华。如果不是欧阳修这样的举荐，苏询也不会和他的两个进士儿子一样，成为后来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我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笔墨去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科举，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中国的许多人，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学界和政治行业中的许多人至今还套在科举的陈腐习俗中。即使是我所要评说的中国近现代中的十大思想文化人物中，他们也不能够说就从中国旧科举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们几乎都和中国的科举文化有着各种渊源关系。洪秀全连续四次没有进入童试的第二阶段，这对于他的自尊心的伤害是很大的，甚至导致了他的疯疾，这，也是他之所以造反和愤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张之洞曾经在四川试图进行教育改革，他最终促成了中国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灭亡。康梁利用科举的场合而进行变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严复虽然将官做到了北洋海军学堂的教育总长的位置，但是，他就为了自己不是科举出身而后来屡屡去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得到一个“进士”功名，这，是何等的可悲。孙中山虽然一直没有参加科举，但是，他的哥哥却多次逼迫他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陈独秀本人是秀才，他一生的言行中有没有旧时代的士员味道呢？胡适、鲁迅、毛泽东到是没有参加过科举。但是，这十个人物中，除了胡适一直是在新式教育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外，其他九人都和中国的旧科举有着各种羁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评说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人物不可忽视的背景资料。如果中国的许多事情能够象五四以来的激进者那样仅仅依靠激烈的反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世界也就太简单了！我们要剔除掉中国旧时代给今人带来的腐朽因素，只能够小心翼翼的去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这样的研究分析过程，就象是诊断医治一样，必须对各种问题的系统内在关系进行仔细梳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只会喊激进口号的人就是社会革命者，他们，不过就是些现代的洪秀全而已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身上，本身就带有许多旧科举的后遗症因素。建设，往往是很难的，建设，要比爆破更艰难千倍，建设，就是先要仔细研究分析，然后批判和继承。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在科举制兴起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察举制”。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这一制度形成的准确时间不太清楚，至少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至汉文帝，察举制度体制化，成为汉王朝选拔官员的一项正式制度，不断由各郡国向中央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此为统治阶级提供新鲜力量。 稍后，在汉武帝的主持下，察举制度进一步规范：一是规定以儒术作为取士的标准；二是规定察举的内容应该包括德行、学问、法令和谋略4个方面；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6百石以下的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之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郡国3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人士，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当时最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两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只是随着政治腐败日趋严重，察举不实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东汉晚期，察举制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这一制度才逐步失去其创设之初的功能。 为纠正两汉察举制度的缺陷，曹魏政权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这一制度，中央政府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推荐出仕人选，士人德才有变，“中正”有权升降其品级。 “九品中正制”的意义是将士人评议品级的权力由豪门名士之手收归中央，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以来豪门名士操纵察举的局面，从而使人才的选拔相对来说更加公平和公正。 但是到了南北朝，由于门阀大族势力重新抬头，“九品中正制”遭到严重破坏，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吏利用其掌控的考核权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最后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成了九品不中不正，所有上品皆为世家大族，而寒门弟子即便怀抱真才实学，也只能屈居下品。 鉴于“九品中正制”既压抑了大批寒士的进取之途，又妨碍了皇权专制的强化，因而当隋朝建国不久，即废除中正，另设“州都”负责举荐人才，但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只需参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进行考察，分别荐进。炀帝即位后，又于大业三年（607）令各级文武举荐人才，共分10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又二年，诏诸州荐人分为4科：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显然，隋朝的选官办法是两汉察举制的沿袭与改良，依然无法解决人才选拔中的客观标准问题。 继隋而立的唐朝在开国后便调整官吏选拔制度，正式建立科举考试制度。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进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10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规定下来，并第一次明确每年10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地方考试只是预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试，才是国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确士人自愿报名，投牒自应，而不必再经过任何官府或官吏的举荐，这样便使下层寒士真正获得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在唐朝，这种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这就叫作“分别科目”进行考试和选拔。又由于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由各地政府举送而来，所以科举两字的准确含义就是“分别科目，举送人才”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死记硬背比较容易，文学才能毕竟需要某种天赋，所以重诗赋的进士科比较难，而以儒家义理为主的明经科则相对容易。 科举制虽然在唐朝建立了，但这个制度的完善与定型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是到了北宋时期。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科举制度的改革首当其冲。其内容主要有：1．合并唐朝科举制中复杂的科目，只设进士一科。2．废除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墨义等形式，专以经义、论、策取士。3．殿试仅试策一道，且不得少于一千字。4．取士必须由学校逐次升等，最后参加中央组织的统一考试。这种办法也在明清确定下来，形成童生、生员（即秀才）、举人、进士4个固定的等级，重要的3个考试分别是州试、省试和殿试。州试由各地方举行，通过的举人进京参加由礼部在贡院举行的3天省试。殿试则由皇上亲自主持，在宫内举行。凡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再需要经吏部选试。 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在金元时期受到破坏，到了明朝全面恢复北宋比较严格的科举取士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与调整。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都必须通过科举途径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科举考试成了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 1644年清兵入关，两年后，清政府举行首次科举考试，大体照搬明朝成例，在清一代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形式与内容差不多完全承袭明王朝。 后来人总是说科举制度抑制人才的成长，殊不知，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拔方式的历史条件下，严格的考试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拔制度。而科举大概就属于这样的制度。 按照科举制的一般原则，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或意义： 一是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出身、地位、财产状况，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再经过官吏的举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大概是绝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下一切读书人的追求。这个制度之所以被日本、越南、韩国长期采纳，被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看重，其实就是它的“三公”原则。英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法以及由此而确定的文官制度，显然是对科举制的“制度移植”。 二是科举考试定期进行，不必再等候专门下诏才能举行。这有利于考试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命题官总在琢磨着命题，考生们总在潜心准备，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一切结果都是可预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三是考试格外严格，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场文章的优劣，这便有效排除了世袭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从而促成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鲜、活力与动力。严格的考场纪律和严厉的作弊惩处机制，保证了这项制度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据统计，明清两朝的进士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读过书但并没有做过官的人，是典型的“寒门”出身。 四是作为一个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在其存在的1300多年中，为中国社会选拔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进士接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这些人当然并不都是精英和杰出人士，但他们在一层又一层的选拔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破门而出，也并非等闲之辈。宋明以来的名臣能相、国之栋梁，除极个别特例，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是：不是进士入不了翰林，不是翰林入不了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吏的必由之路。 五是科举制对知识普及和民间读书风气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推进和示范作用。功名利禄的引诱，光宗耀祖的期待，有时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因此从客观效果上说，科举入仕的风尚提升了民间社会的境界，净化了民间社会的风气，基层读书人虽然难免有着浑身的酸腐味，但正是这种酸腐味加大了民间社会的书香气。 当然，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在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王安石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等科目，改以经义取士，原本是认为唐代诗赋取士，华而不实，于是并多科为一科，一律改试经义。王安石的改革有其进步意义，更没有使之教条化的企图。然而法久必弊，王安石以经义策士的做法到了元代逐步僵化。至明初，或许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的要求，总之，洪武年间诏开科举时，又对制度、文体提出明确要求。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文体虽然有要求，但并不明确，到了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科举考试日趋教条化，成为“八股”。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开。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让读者知道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子”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导语”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开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说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10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词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难，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所讲究的就是文辞。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四书义不得少于200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间，规定每篇文章不得超过700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无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在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不良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几十篇范文而已。（《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中语文复习特别是作文复习的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取士束缚了人们的灵性和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的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等一系列公平公正性问题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各位考生的差异。这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所有竞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的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科，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细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的创设犹如苏轼所说的那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即要求所有试子在一定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一决胜负，衡量优劣。而这个“一定规则”，就是设定文章的特定章法、规则、结构、引证、论据、材料以及理论深度、文采等要素。如果作者不能紧扣题目，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当然也不能得分，所以那些补习老师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归纳出能够紧扣题目、讲究文章气势、结构，而又能进行个性表达、张扬个性的办法。 在八股取士的几百年中，当然是鱼龙混杂，即便是那些所谓状元，也不是个个都是优秀人才，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高考选出来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而将高考废弃，因为这种相对说来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制度，所选出来的毕竟优秀者居多。翻看明清进士题名录，就可以深切理解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感到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旅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应将中国传统学问从文史经义扩大到科学技术。此后不久，冯桂芬更明确提出改变科举取士的方法与内容，严厉指责八股取士使“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法无用之事”。这便将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对科举制的讥讽更加理论化、理性化，终于敲响了科举制的丧钟。 伴随着此后一连串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更感到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处境，他们特别指责科举制度贻害人才，试图以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作为中国进步的首要或先决条件。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强调，甲午后天下之理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就是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是中国变法将从何处入手？严复的答复很简单，就一句话，曰莫亟于废八股。他指出，不是说八股损害了中国，而是说八股取士的结果是中国无有用之才。他根据个人体验，归纳八股取士的弊病有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有了这三大害中的一害，不亡国灭种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现在是三害兼有。 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否可能一下子废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到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所以，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诏时，一是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似乎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是否废除科举、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似乎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善方案。 清政府在涉及到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地，无疑也是政府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然而，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制度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终于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帝的机会，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 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这就将中国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这当然符合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认识。 康有为的建议获得了光绪帝的认同，光绪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不要再使用《四书》进行命题，而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还可以再讨论，然后由相关主管机关制定公布。 在光绪帝指示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稍后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矛盾。这个方案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他们认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病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所谓改革也只是局限于这样5个方面：一是正名。将多年来沿袭的所谓八股考试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二是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三是正体。所有考试文章，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是徵实。所有考试的作文准其征引历史事实进行陈说，博采群书，详加论证，应当鼓励，但不得违背经旨，更不得以无所顾忌的时文混入其中；五是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论，都必须严加屏黜，不准阑入。 果能做到这样5个方面，张之洞、陈宝箴相信，所谓八股考试的格式虽然有所改变，但考试衡文的宗旨与要求，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这样自然也不会引起考生们的反对，因为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废弃他们赖以发展的道路。如此看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从根本废弃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的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因而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小很多。 至于考试的形式，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仍主张三场定案，但对三场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略有调整。根据他们的设计，大抵第一场的宗旨在于选出那些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这样所选拔的人才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颇狂妄之弊。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于考察这些生员对儒家伦理精义的认识与理解，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至于录取的顺序，他们建议不必等待三场考试全部结束，而是从第一场开始就进行淘汰，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这样三场下来，考生越来越少，“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至于三场考试之后的殿试，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该加强，应该加以改进。殿试的宗旨是由皇帝亲自考察人才，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极谏如刘蒉者而用之，所以断不宜继续以小楷优劣决定去取。实际上所有经过殿试的考生都将被授予相应的官职，他们日后的主要工作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所以那些文艺小楷之类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殿试中再出现，而应该以他们的政治见识、实际能力为依据，授予相应的官职，从而鼓励他们汲汲讲求强国御敌之方，以切于任官修政之急务。 当然，词章书法，润色鸿业，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自亦不可尽废。不过，朝廷如果确实需要此类人才时，自可颁布特旨，偶一为之，不必列为常例，略如过去南书房等招考故事。 应该承认，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弹，造成无谓的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7月19日，清政府以这个方案为蓝本颁布废八股后的新科举方案。至此，由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张之洞等人的稳妥方案只是暂时平息了新旧冲突，实际上随着新知识的传播，科举制本身就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特别是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各地新教育风起云扬、热火朝天，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对新知识需求的加大，极大地压缩了科举生源。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这样一来，科举制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是青年学子的进身之阶，青年学子纷纷进入洋学堂或直接出国留学，科举制的存在已经意义不大。1905年9月，清政府肇准袁世凯、张之洞立停科举的奏请，宣布自第二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用今天的眼光看，科举制的问题一是容易造成“官本位”的社会心态。知识阶层是社会文化的代表，然而科举制度却垄断了这个阶层的几乎全部精力。行政权力至上，这就决定了富依赖贵、财依赖权，否则财富便没有保障。地主富商要想继续发财或逃避破产，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有富裕之家几乎无不谋求科举仕进，至少也要培养出一个能与当地官府打交道的秀才，从而维护自己家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宋真宗的那篇有名的《劝学文》宣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便真实地道出了科举制下读书人的实际目的。于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人们都在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说到底都是为了仕，为了当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只有仕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贵和享受。所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云云，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实在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无数青年长时期将精力消耗在科举考试的准备上，结果却如冯桂芬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应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还年复一年地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人人都期待跻身于统治阶层，但最终能够实现理想的毕竟是少数。 科举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导致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畸形，这个问题越到近代越突出。在科举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应付考试，必然将全部精力都用在科举所要求的知识内容上，结果造成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牢笼中挣扎，眼不离四书五经，终日所学只是做官应举的学问，而对于那些真正对国计民生有用的真知识，却不屑一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落后不必说，即便是那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还算发达，但却一直是那些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匠人所为，而被正统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科举制下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官方所允许的那些东西，始终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地创造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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