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achiyao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一段60年的时光，是一段人民经历了贫穷短缺、温饱不足，最终进入小康生活的岁月…… 经历无数风雨，熬过多少阵痛，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迈向伟大的复兴。 综合国力由弱到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60年弹指一挥间。行驶在‘快车道’上的中国经济，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共和国成立之初相比，我们现在一天创造的财富相当于那时一年的总量；现在的国家财政收入是那时的1000倍。如此辉煌成就，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 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及连年战乱中走出的国家，用一穷二白、国力空虚来形容毫不为过。经过60年的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连上台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从纵向比——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1%，比1952年增加了77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中国人民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从横向比——1952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到1978年也只占到8%；而2008年为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二十九位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8%提高到9%。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日本的6%。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人民币上升到1978年的381元后，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4倍，年均增长5%，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6%。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力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国家的财力上。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从62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从1000亿元增长到1万亿元，则用了21年的时间；而从1万亿元到突破6万亿元，却只用了9年的时间。令人振奋的数字，印证了我国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历史进程。 ● 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发电量居第二 商品由奇缺到充裕 经济结构由低到高 家住华盛顿的美国人琳达·斯特福德一家的生活几乎离不开中国：早晨叫醒的闹钟、盥洗室里的牙刷毛巾、上班的套装和皮鞋、办公室的空调和咖啡壶，以及女儿最爱的芭比娃娃，全都是“中国制造”。“就算不走出美国，身边也到处都是中国！”她感慨万千。 年长些的人，对早年物质匮乏的状况都有深刻的印象。而今，中国经济已经走出短缺，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 能不能让人民都吃饱饭，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还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持。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2871万吨，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7倍，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749万吨，增长9倍，人均产量增长9倍；油料产量2953万吨，增长5倍，人均产量增长7倍。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而且还使我国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2008年与1949年相比，纱产量由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7倍；布由9亿米增加到710亿米，增长6倍；原煤由32亿吨增加到93亿吨，增长3倍。电视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算机、空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呈迅猛扩张之势。 工农业产品产量位次大幅前移，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解放初期，我国钢产量仅居世界第二十六位，原油仅居第二十七位，发电量仅居第二十五位。经过60年的发展，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不断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方面推出重大调整，力争开创新局面。经过60年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的产业结构极大改善，比例也日趋合理。到2008年，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为3%，第二产业由8%上升为6%，第三产业则由2%大幅上升至1%。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全面实施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东部率先崛起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相继实施，区域结构在不断调整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 走出贫穷解决温饱 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四川双流县永安镇白果村5组村民苏炳中住过三个“家”。第一个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父母挤在一起的两间茅草屋。90年代初，苏炳中一家人住进了第二个家——不漏雨的瓦房里。现在别墅式的楼房是苏炳中的第三个家，洗衣机、液晶电视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 一切生产的目的，一切财富的创造，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经过了从脱离贫困，解决温饱，到迈向小康的曲折历程，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消费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 从收入状况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5倍，年均增长2%，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1979—2008年年均实际增长1%。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8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6亿元增加5万倍，人均从6元增加到16407元。 从保障情况看，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到2008年末，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891万人，比1989年增加16181万人；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大幅增加。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达5%。2008年有2335万城市居民、4306万农村居民得到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收入的增加，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保障的逐步建立，让百姓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吃、穿、用、住的消费水平，更是与6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老人们会记得，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元级“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是千元级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到90年代后就是万元级、十万元级、百万元级的电脑、汽车、商品房。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居民用于吃和穿的开支占到全部生活费支出的80％，农村居民更高达90％以上。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已经属于富裕型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也达到小康水平。 ● 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外资企业29万户 告别单一公有经济 初建市场经济体制 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在1991年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校办工厂，2000年创建了股份制企业，公司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2008年也逆势增长50%，销售额达到11个亿。朱建民说：“有人问国家给了我们民营经济什么？我说给了政策，给了环境。” 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生产力的活力来自体制。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最大的成就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60年前，社会主义新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所占比重约为9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经过30多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已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经济活力不足的弊端得到根本改变。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从业人员75万人；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从业人员68万人；外资企业29万户。同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体系格局已经形成。要素市场发展加快，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也趋向成熟。在经济调控手段上，初步建立起国家规划计划、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 60年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国，它在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成长中经受痛苦；60年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仍在强劲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刚刚启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