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如衍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1）西域：两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嘉峪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2）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目的：汉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经过：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十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 （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和交往从此曰趋频繁。 （4）西域都护的设立： 2、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3、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著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人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漳州月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林登山【核心提示】漳州窑瓷器作为中国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漳州月港运送到世界各地，也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从16世纪开始，随着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欧洲人分别绕过非洲、南美洲，从东西两个方向扬帆而来，汇集到中国沿海。在这次贸易交流浪潮中，漳州月港成为兴盛的国际贸易港口。从月港出发的海上航线，东达日本，南通菲律宾，西至马六甲，然后与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相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环球航线。与月港同盛同衰的漳州窑瓷器不仅是月港外销商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和载体。月港及漳州窑业的兴起 漳州月港“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因其状似弯月而得名。明代以前，月港尚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但据沈定钧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五记载，在明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外贸易已经兴起。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月港已是“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巨贾竟鹜争持”的“小苏杭”了。 月港之所以在明朝中叶兴起为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靠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而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月港由于“僻处海隅，俗如化外”，国内外走私船只多数汇集在这里进行交易，特别是从事走私贸易的闽人，一般都从这里出洋。因此，当明朝政府决定开海禁时，就不能不考虑沿袭闽人由此出洋的习惯。另外，月港为内河港口，其出海口在厦门。月港的管理官员仅需在厦门设立验船处，即可对进出口商船实行监督，避免出现隐匿宝货、偷漏饷税等现象。且当厦门出现倭患或海寇而发出警报时，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有足够时间转移或采取防范措施。再者，月港距离省城较远，非市舶司所在地，海外贡船一般不由此入口，不易发生扰乱事件。 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正式取消海禁，随即开放漳州月港为对外通商口岸，“准贩东西洋”。月港的地位得到了政府的确认，从此正式作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外贸港口迅速地繁荣起来，到万历年间（1573—1620）走向全盛。明景泰至天启年间（1450—1627），月港从兴起到繁荣昌盛近200年，它与东南亚、中南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菲律宾）为中转站，与欧美各国相互贸易，在我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漳州窑文化的对外传播 欧洲与东方贸易往来的新航线开辟之后，中国瓷器给世界文化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漳州窑瓷器作为中国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漳州月港运送到世界各地，也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据明张燮《东西洋考》载：“文郎马神（相当于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这体现了中国瓷器通过贸易对东南亚饮食文化的影响。1992—1993 年，菲律宾吕宋岛附近海域打捞出水了一艘西班牙“圣迭戈”号船，该船沉没于1600 年12 月，出水有漳州窑青花大盘等大量外销瓷器。这些瓷器造型和图案上都加入了很多域外文化元素以迎合当地人民的需要。 16世纪，伊斯兰教盛行于印尼群岛，当地人具有喜欢席地而坐、共同围绕一个大盘进食的伊斯兰风俗。今天，在当地出土或传世的许多大瓷盘正是当时来自漳州窑的瓷器。 在东南亚，中国陶瓷常被作为显示身份财富的象征，被用于婚礼喜庆、丧葬与宗教生活。据《东西洋考》记载：“美洛居（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东海中稍蕃富之国也……嫁女多市中国盛酒器，图饰其外，富家至数十百枚以示豪侈。”考古发现，印度尼西亚乃明清福建漳州窑系陶瓷的重要销售地，福建陶瓷普遍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至今在北苏拉威西地区漳州窑系陶瓷还用于婚宴上盛放食物。当今富有的印尼家庭中，也会把中国瓷器当作装饰品，摆设出来以示身份。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在北苏拉威西地区，漳州窑系青花大盘还被用作接生之用。《东西洋考》又载：“文郎马神又好市华人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藏。”可见漳州窑瓷器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影响之大。 漳州窑瓷器也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如漳州窑五彩方位帆船鱼纹盘，就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盘内绘24向位罗盘，中央为简体阴阳太极二重圈，圈内写有“天下一”字样，内圈24个楷书铭文，“文武廉辅破廉武巨文禄廉文，破破武贪文禄廉辅破巨武贪”，依首句“文武廉辅”，大约是文武官职俱要政治清廉、相辅相成，不要贪财之意，后面重复或错位文字则为民间俗写方式。外圈由天干8字、地支12字、八卦文乾、坤、巽、艮4 字搭配组合。盘壁饰星宿、岛屿、海涛、帆船、飞渔、鹦鹉等图案，口沿饰山岭、草树、行船、桥渡等景物。大盘中心的罗盘即指南针，指南针作为定向工具在北宋时已应用于远洋航海。南宋时，人们开始以天干8字、地支12字加上八卦乾、坤、巽、艮4字定位罗盘，每个字相当于经度15°。在罗盘上，子为正北，按顺时针方向顺序是丑、艮（东北）、寅、甲、卯（正东）、乙、辰、巽（东南）、巳，丙、午（正南）、丁、未、坤（西南）、申、庚、酉（正西）、辛、戌、乾（西北）、亥、壬、子（正北）、癸。中国宋代首先使用指南针导航，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此星盘图形反映了中国的航海文化。瓷盘中另绘有星宿图，星宿图又称二十八宿，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东西南北各有七宿，与指南针皆有指示方位和航向的功能。盘中用红线连接绿彩圆圈表示星宿图，显示了中国人吸收印度、阿拉伯人的航行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果。 窑业技术的传播 漳州窑瓷器作为外销瓷，其产品主要供给海外市场，对于海外制瓷的影响显而易见。被称为日本古陶瓷研究之父的楢崎彰一曾谈到，当漳州窑系瓷器大量从月港销往日本之时，其窑业技术亦随之外传，而在此之前，日本尚未掌握在陶瓷上绘画等技术。当时，一位被日本人称作“阿米夜”的中国人在日本京都一带传授漳州窑的热烧技术和绘画工艺，他很可能来自漳州。楢崎彰一通过将日本瓷器与大量发掘出土的漳州窑系器物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织部”、“志野”、“黄濑户”等产品是受漳州窑的影响而出现的。他认为，漳州窑系在日本陶器文化形成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人在模仿漳州窑技术的同时融进了日本民族特有的风格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陶瓷文化，日本人应重新考虑自己的陶瓷历史。日本古陶瓷专家森村健一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漳州窑陶瓷和日本唐津、志野的陶器被称为“三大新餐具”，显示了近世陶瓷的辉煌。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进口了漳州窑的青花和白瓷，让陶工仿制，这些仿制品就是志野陶器。 通过以上可见，漳州月港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时空链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月港走向没落，漳州窑瓷器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蜚声海外的“砂足器”、“汕头器”、“吴须赤绘”、“交趾瓷”、“饼花手”等各类瓷器，只能成为后人遥远而美丽的遐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漳州窑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输出产品，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人类文明的交流具有重要作用。_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