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芷兮颜
【个人简介】 詹天佑 ，生于1861年4月26日，卒于1919年4月24日，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于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村里人都很佩服这个孩子。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亲眼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而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几经周折，终于转入了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正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的把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这便是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英国和俄国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国和俄国的使臣们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京”指北京，“张”指张家路）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詹天佑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清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清同治十一年(1872)，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清光绪七年(1881)六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同年八月回国。曾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和广州水陆师学堂教员。清光绪十四年(1888)任天津铁路公司工程师。19世纪八十年代，他投身于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曾主持过我国京张、川汉、粤汉等早期铁路的建设，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特别是他主持的京张铁路（1905—1909）的建成，震惊中外，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他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高尚的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1919年4月24日在汉口仁济医院病逝，享年59岁。同年在青龙桥车站竖立一座詹天佑全身站立铜像。[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詹天佑，字眷诚。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福建水师旗舰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路、萍醴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 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类型：根据已知的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实物材斜，大体可将流行于我国中土的佛寺划分为以佛塔为主和以佛教为主的两大类型。特点：从构造的角度，中国古代寺院建筑的特点可以归纳为7项：①使用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创造出独特的木结构形式，以此为骨架，既达到实际功能要求，又创造出优美的建筑形体以及相应的建筑风格。②保持构架制原则。③创造斗栱结构形式。④实行单体建筑标准化。⑤重视建筑组群平面布局⑥灵活安排空间布局。 ⑦运用色彩装饰手段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可以概括为5个方面：①很少真正的建筑学理论。。②儒家传统的礼制思想是指导建筑创作的主要思想，而以风水堪舆之说作为补充。③充满了中国人现实主义的处世态度。。④标准化的建筑个体要通过建筑空间的组合来表达个性，建筑群体的布置是传统建筑艺术的精髓，处处反映着时间和空间结合的理性思维方式和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⑤以象征主义手法表现特定的主题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公元前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这条贯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丝路传入中国，受到广大百姓的信奉，并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持。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佛教的传播达到高峰，当时的梁武帝（502－549年在位）把佛教作为国教，大兴寺庙，唐代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段史实的写照。唐朝是佛教发展的另一个盛期，不仅中国佛教自身得到发展，而且还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元代统治者提倡喇嘛教，因此又出现了许多喇嘛教寺院。 今天，人们把流行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佛教称为汉传佛教。由印度与尼泊尔直接传入西藏的密宗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分布在西藏、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一带，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还有少量的南传小乘佛教，建筑形式与汉族地区的传统佛寺大相径庭。俗谚说“天下名山僧占多”，那是由于佛教的诵经修行需要远离尘嚣，打坐静思，幽静的山林正是理想环境，所以大多数佛教寺院都处于山岳丛林之中。这些寺庙或择址于山脚，或镶嵌在山腰，或雄踞于山顶，或依山而造，或跨水而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僧人们还创造出“佛光”、“听法石”等富有宗教意义的景点。山因佛寺而扬名，寺因居山而兴盛。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和安徽九华山，声誉日隆，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在古代中国，君权向来高于神权，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寺的不断增多，僧尼特权的扩大，危及到了朝廷的利益，在北魏太武帝（423－452年在位）、北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和唐武宗（841－846年在位）时期曾先后发生过“灭佛”事件。不过这种较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在历史上只占很短时间，过后佛教仍然得到发展。佛教建筑在中国延续了将近2000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建筑类型之一，其中最常见的有佛寺、塔幢和石窟。佛寺是中国宗教建筑的主要类型，是供奉佛像、举行佛教礼仪、居住僧侣的地方。 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大臣傅毅说：“西方有神，名曰佛。”于是汉明帝派遣郎中蔡、中郎将秦景等人前往西方天竺（即印度）求法，他们邀请到了两位高僧伽叶摩腾和竺法兰，并带着佛经、佛像回到洛阳。开始让两位高僧住在专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里，第二年为他们修建了住所，仍称“寺”，由于驮经来中国的是白马，因而取名为“白马寺”。从此，原本为中国古代官署之名的“寺”逐渐成为佛教建筑的专称。白马寺开中国佛教寺庙之先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 当时佛教迅速传播而缺少专门的佛寺，许多官吏、富商将自己的住宅奉献出来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通常“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由于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轻物质重精神，所谓“四大皆空”，因此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很快就和佛教寺院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佛寺的基本形式。 佛寺最初仍按照印度的式样，以佛塔为中心，或采取“前塔后殿”的布置方式。随着佛寺的中国化建设，佛塔逐渐退居后面或一侧，殿堂成为全寺的中心。现存中国最早的两座木构建筑都是佛殿，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它们斗拱硕大，出檐深远，屋面平缓，装饰简洁，是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 定型后的中国佛寺继承了中国原有的建筑形式，采用对称式布局，沿中轴线布置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两边布置供香客、僧人居住的生活用房。以保存至今较为完整的一组宋代佛寺建筑群——河北正定隆兴寺为例。它的山门对面有照壁，门前有石桥及牌坊，进门左右原为对称的钟鼓楼，正面的大觉六师殿仅留遗址。再往后是东西配殿和摩尼殿，殿后有戒坛，戒坛后两边相对而立的是慈氏阁和转轮藏殿。在东西碑亭之后就是高大的佛香阁（又称大悲阁），内有高24米的千手千眼铜观音。最后是弥陀殿，方丈及僧舍都在佛香阁东面。由于建筑体量大小、形态，以及院落空间都富于变化，轴线虽长却丝毫不觉呆板。始建于北魏后期的山西浑源“悬空寺”是一座非常特别的佛寺，它是一组由多座悬挂在北岳恒山陡峭岩壁上的殿堂所组成的寺庙建筑群。这些殿堂的重量完全靠在石崖上凿出石洞，然后插入木柱来支撑，殿堂之间再以栈道相连接，宛如一座“空中楼阁”，蔚为壮观。悬空寺中供奉以佛教为主，兼有儒、道，是中国古代三教相互影响、交融，尤其是宋代“孔、老、释迦皆至圣”的“三教合流”思想的具体表现。 佛寺内建筑的名称往往来自供奉的主神及主要用途：供奉天王的天王殿，供奉佛与菩萨的大雄宝殿；诵经修行的法堂和经楼；安置舍利或法宝的舍利殿、转轮藏殿；日常生活和接待来客时使用的斋堂、寝堂、客堂等。 藏传佛教（喇嘛教）实行政教合一，特别讲求宗教礼仪，各种佛节几乎是西藏全民的盛大节日，因而大都规模浩大。藏传佛教结合西藏高原上多山的地理条件， 多依山而建，与山岭融为一体；建筑上结合中原的木结构和当地的碉楼城堡，又吸收了尼泊尔寺庙的装饰特点，创造出富有藏地风貌的坚固雄伟、色彩鲜明浓烈的建筑风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在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外围现存八座喇嘛庙，人称“外八庙”。它们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特别是信奉喇嘛教的藏、蒙地区上层首领而建的，其中普陀宗乘之庙就是仿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仿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寺则直接受到缅甸、泰国佛寺的影响，同时又结合了当地建筑的轻透灵巧的特点。建筑群布局灵活；屋顶不仅分层而且分段，充分突出中央部分；屋脊上还布满了各种装饰。塔是一种古老的佛教建筑物。古印度的塔最早是供养释迦牟尼“舍利”（佛身焚化后形成的颗粒）的“ 堵坡”（梵文stupa），作为佛的象征供信徒们膜拜。 塔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后，印度的“ 堵坡”很快就与中国的楼阁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楼阁式佛塔：楼阁在下；代表佛的“ 堵坡”高高在上，被供奉在塔的顶部，称作“塔刹”；而舍利及后来的佛经、佛像等宝物被珍而重之地收藏在塔下的地宫中。在楼阁式塔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密檐式塔、花塔、过街塔、塔门等形式。即便是直接来源于印度，受汉族楼阁影响较少的喇嘛塔、金刚宝座塔，以及云南傣族地区的缅式塔，其造型和细部装饰上也加上了不少中国式样。 最早的塔以木结构为主，由于木结构不易长久保存，到南北朝时期发展出砖石塔，唐宋以后又有了铜铁塔，宋代以后更出现了琉璃塔，还有瓷器做的塔等。中国现存的数以千计的古塔，大都是砖石塔。现在留存下来最古的木塔是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近千年来经过多次地震仍屹立不倒。佛塔由独立孤塔逐渐发展出双塔对峙、三塔鼎立，还有五塔、八塔，甚至上百座塔的塔群。如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塔林，有唐朝至清朝千余年间的砖石墓塔220多座，形式多样，雕刻丰富，是研究古代砖石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佛塔在中国不再单纯作为佛的象征，而逐渐具有了其它用途，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内涵。首先，中国古代的高层楼阁本来就有登楼眺览的用途，与塔结合之后，这一作用延续了下来。唐宋以后，登塔游览更为盛行。如西安的大雁塔（慈恩寺塔），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登塔赋诗，凡进士及第的人也要到大雁塔上去游赏、题诗，一时形成风气。公元7世纪后半叶，佛教建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经幢。经幢是在八角形石柱上刻经文（陀罗尼经），用以弘扬佛法的纪念性建筑物。奉弥勒佛为主的佛殿前仅建一个，而奉阿弥陀或药师的则以两个或四个经幢立于殿前。它始见于唐代，经五代到北宋发展到最高峰，现存的经幢中以河北赵县的北宋经幢最具代表性。中国的石窟源自印度的石窟寺，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沿路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遗产，到魏晋至唐这一阶段进入鼎盛时期。早期的石窟大体上是沿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线分布的，这也是汉代通西域的路线，由西向东进入河西走廊，再流传到中原及南方地区，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走向非常类似。
浅谈佛教寺院殿堂布局 甘肃·杜琨 佛教传入中国，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是以汉代官署的格局建造的，以后又有不少官僚和富家施舍现成的府邸和私宅为佛寺。所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寺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继承了中国的建筑传统，以院落形式作为佛寺的布局，即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串连而成。 汉地佛寺的另一特点，就是有一条南北中轴线。主要建筑建在中轴线上，附属建筑则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中轴线上的建筑由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天王殿前的东西有钟楼、鼓楼对峙。大雄宝殿前的左右是伽蓝堂和祖师殿相对。法堂前左右为斋堂和禅堂。法堂后或藏经阁左右是方丈室。另有库房、厨房、客房、浴室等分布四周。大寺名刹，还另辟有五百罗汉堂。有的著名大寺院在寺院的左后侧或右后测设立戒坛，自成格局，另为一院。还有的附有塔院（又称塔林）。各殿堂供奉的佛像一般是：山门（正门）：多为三门并立，中间大两旁小，故又称“三门殿”。门内两侧塑有金刚像。天王殿：三门殿内的第一重殿。殿中央供奉弥勒尊佛，背后供奉韦驮菩萨，韦驮菩萨面北而立。东西两旁供四大天王像。大雄宝殿：是寺中主殿、正殿。因宗派不同，正殿供奉的佛像也有区别。比较常见的是：一佛二弟子：释迦佛、阿难、迦叶。一佛二菩萨：释迦佛、文殊、普贤。一佛四弟子：释迦佛、文殊、普贤、阿难、迦叶。横三世佛：药师佛（东）、释迦佛（中）、阿弥陀佛（西）。竖三世佛：燃灯佛（过去佛，东）、释迦佛（现在佛，中）、弥勒佛（未来佛，西）。三身佛：卢舍那佛（左）、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中）、释迦佛（右）。五方佛：阿閦佛（东）、宝生佛（南）、大日如来（中）、阿弥陀佛（西）、不空成就佛（北）。过去七佛：迦叶佛、拘留孙佛、尸弃佛、毗婆尸佛、毗舍浮佛、拘那含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由东至西）。净土宗寺院也有在主殿供阿弥陀佛（坐像）或接引佛（立像）的。正殿佛像的背后，或供文殊、普贤、观音三大菩萨，或塑海岛观音。大殿两侧多供奉十八罗汉，也有的大寺供奉二十诸天。观音殿：又叫圆通殿、大悲殿，本殿以观音菩萨为主像。藏经阁：一般安置在中轴线最后一进、为两层正殿，是藏经之处。上下分别供奉大日如来和三世佛。伽蓝殿：位于主殿之东，供奉守护伽蓝土地。“伽蓝”是“僧伽蓝”的略称，意为“众园”、“僧院”，即寺院。此殿中间是波斯匿王，左为只多太子，右为给孤独长者。波斯匿王原是舍卫国王，后皈依佛教，为佛教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后两位最先施造了只园精舍，供佛陀和弟子们居住。祖师殿：殿内正中为来华的禅宗初祖达摩，左为其五传弟子慧能，右为慧能的三传弟子并建立了丛林制度的百丈怀海。有的左侧供创建禅林的马祖道一。香积厨：即厨房。多安置紧那罗王像，祈其监护。以上所述寺院殿堂布局及佛像供奉情况，为一般正规的寺院采用，但也略有不同。至于小型寺院，则可因地而异，各具风格。
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但是，印度神庙和佛寺建筑的模式并没有被接受。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相传中国第一座古寺，东汉永平十年所建的白马寺，就是用接待外国宾客的官署枣鸿胪寺改建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佛寺与官府、宅邱、祠堂混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国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在这种文化一心理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个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宫殿官邸如是，词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也如是。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固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柯庙，依然是平面方形，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整伤严谨，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 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当时的寺院习称“浮屠祠”，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巡礼的主要内容。庙前有廊庑围绕，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房院为僧房。隋唐以后，造巨像成风，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渐渐被挤出寺院，或另辟塔院，或置于寺前后或两侧。 禅宗兴起后，提倡“伽蓝七殿”制。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楼、鼓楼等建筑。明代以后，伽蓝制度已有定式，殿堂塑像也大抵一致。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再后是藏经楼。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香积厨、斋堂、茶堂、职事堂（库房）等。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云游僧人而名。 山门一般有三个，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常盖成殿堂式，殿内左右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 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大肚弥勒，弥勒是释迦的继承人，称为“未来佛”。弥勒像的左右分裂四大天王像，掌管东西南北四大部洲的山河大地，又称为“四大金刚”。弥勒像的背后是护法神韦驮天尊。 大雄殿供奉主尊释迦牟尼像。供一尊佛，或释迦佛或毗卢佛或接引佛，有的供三尊佛，或三世佛（中释迦佛、左东方药师琉璃光佛、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或三身佛（法身、报身、化身）。主尊两侧，常有左右胁侍，即老“迦叶”、少“阿难”，或塑文殊、普贤两菩萨。殿内东西两侧面，多塑十八罗汉像或二十诸天。佛去背后多塑一堂“海岛观音”。 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是寺中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 最后是藏经楼，珍藏佛经的地方。 大雄宝殿两旁的东西配殿，西为伽蓝殿，供像三尊，中波斯匿王，左陀太子，右给孤独长者。两侧常供十八位伽蓝神。东为祖师殿，多供奉达摩或当寺开山祖师。 其它尚有库房、客房、厨房、浴室等等，分布四周。 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也较普遍。以寺为主，或包以园林，或附缀园林，或穿插园林。与寺庙均衡、对称、封闭相反，园林的配置则追摹自然，灵活多变，园林中水涧溪流，似源头无尽；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似境界无穷。这两种相反的艺术格局构成了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有自然情趣、意境层深的欣赏。如苏州的灵岩寺、杭州的灵隐寺、夫台山国清寺、广东曲江南华寺、湖南衡山祝圣寺、湖北当阳玉泉寺、成都文殊院等等，都属于此类格局。 寺院建筑的艺术处理 中国的寺院建筑样式与宫殿相似，更多地融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美学特征，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的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屋顶的形状和装饰占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和微翘的飞檐呈现着向上、向外的张力。配以宽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严谨对称的结构布局使整个建筑群显得庄严浑厚，行观其间，不难体验到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流动美。 基座，分为普通基座与高级基座；以显示建筑寺庙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基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的基座，人们常称为须弥座，须弥是佛教中“位于世界中心的最高之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体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 开间，平面组合中的佛寺院落大多数开间都是单数，这也是中国古代以单数为吉祥。开间越多，等级越高，如大雄宝殿用九、五开间，以象征“帝王之尊”。其余大殿一般为三间。间的纵深为进深，开间与进深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使整体建筑取得和谐统一的效果。 屋顶，寺院建筑的体身部分，体型都显得庞大笨拙，但在屋顶上却利用木结构的特点把屋顶做成曲面形。寺院屋顶造型有底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庑殿、歇山屋顶又有单据和重檐两种。 飞檐，又使屋顶上独具风韵，那弯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翘的屋角，使十分庞大高耸的屋顶显得格外生动而轻巧，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顶的飞脊都是弯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构成中国古典别具一格的屋顶造型。琉璃瓦饰，建筑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上置有多种琉璃瓦饰，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因它有张牙舞爪欲将正脊吞下之势，故又称“吞脊兽”。大吻产生于汉代，称鸱尾。最早的鸱尾呈鱼尾形，鸱是大海中的鲸，佛经上说它是雨神的座物，能灭火，故造鱼形以厌胜。 檐角上常排列一队有趣的小兽，小兽的大小多少视寺庙宫殿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共有十个，其顺序是：由一个骑凤的仙人领头，后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狡猊、押鱼、懈豸、斗牛、行什。这些排列的小兽，或象征吉祥安定，能灭火消灾，或是正义公道的化身，能剪除邪恶。这些造型精美，神态各异的小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梁思成语）。 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型式 斗拱，在屋顶与屋身交接部分设置有一种称为斗拱的木构件，也是古寺建筑的十个显著特征。斗拱是用短木枋组成的一种悬挑结构，主要起支撑巨大屋顶出檐和减少室内大梁跨度的作用。唐宋时期的斗拱硕大雄健，与梁、枋结合为一体。明清斗拱的结构作用逐渐蜕化，成了柱网和屋顶构架间主要起装饰作用的构件。由于斗拱构造精巧，造型变化复杂多变，具有很高的装饰效果。 彩画，原是为了木结构防腐，宋元以后，彩画已成为寺院建筑不可缺少的装饰艺术。特别是梁枋上的旋子彩画，几乎成了明清寺庙建筑彩绘的主要形式。那些用琢墨；大点金、和雅五墨（指青、绿、丹、黑、白，因不用金饰，故称雅五墨）绘成的龙锦图案、旋花、翎毛花卉与寺庙黑黄色的瓦面、朱色的檐柱、白色的台基相配，色彩浓重而有鲜明的对比感，把整体建筑装点得更加绚丽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