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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摘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和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民法院责无旁贷。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做好各项审判工作，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本文着重从审判工作与综合治理的关系、人民法院在综合治理中的职责、效能以及如何参与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为服务“平安重庆”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一、人民法院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系 有人对人民法院为什么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怎样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着不少错误认识，比如认为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等等。笔者认为，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主要是没有厘清法院审判工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关系。 由于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因此社会治安治理的对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违犯《社会治安处罚法》以及《刑法》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应理解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治理必须综合进行。如果不进行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治理力度就不大，效果就不会好，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环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写入了党章总纲。可见，党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何等重视，把它作为了一项重要的治国之策，其目的是通过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维护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所以，加强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公、检、法、司政法部门必抓之事、应为之举。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脚点在治理，但必须靠“综合”予以实现，这就需要国家所有机关和单位都忠实地履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责，并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才能取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良好效果。199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任务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所肩负的重任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职能和任务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任务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法院的各项审判工作属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人民法院所肩负的“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发展、维护稳定”的重任，同样就是应肩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任。 二、人民法院在综合治理中的角色及职责范围 人民法院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应充当什么角色？职责有哪些？对此，我们首先要找准法院工作与综合治理的契合点，才能清晰定位。人民法院的工作是通过各种审判活动的开展，最终达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所以法院参与综合治理的契合点就是审判。诉讼是各种矛盾纠纷的最终解决通道，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把守着调处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后关口，这更加凸显了法院审判工作在综合治理中的重要性，更加明确了我们的综治工作必须立足审判，充分扮演好纠纷裁判者、矛盾平息者的角色。以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引领三大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就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参与综合治理的主要阵地。我们要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否则就真成为“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法院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审判而审判，不能简单的以审判代替全部参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一规定要求人民法院不仅应做好审判工作，同时要通过审判活动及其延伸工作对公民开展普法教育，运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预防和减少各类犯罪与纠纷的发生，维护政治稳定、保障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三、审判工作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应有效能 在人民法院的工作中，审判工作是主业、重心，因而参与综合治理也要以审判为中心，并合理、适时、到位地将工作向前后拓展、延伸，在综合治理中发挥好究责、预防、重塑三大效能。 （一）究责效能 人民法院参与综合治理，不能单就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作出判决，不能单以打击了犯罪、分清了民事和行政诉争纠纷的是与非就认为已经履行审判职责并参与了综合治理，全面正确的认识应该是立足审判、着眼社会，强化审判、全面究责。在刑事诉讼方面，通过惩治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民事诉讼方面，通过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明确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做到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增长；在行政诉讼方面，通过依法界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执行方面，通过依法惩治“老赖”，敦促当事人诚实守信，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预防效能 打击很重要，预防也很重要。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不是单一的，而是系统的，各个诉讼环节有机结合，联动地参与到综合治理之中，现身说法的公开庭审、以案释法的公开宣判、辩法析理的判后答疑，使人民法院的“公堂效应”得到充分发挥，真正做到寓教于审、防治结合。另外，人民法院要根据党委政府的要求，重视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送法下乡、送法进企、送法入校”，丰富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扩大覆盖面，着力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效地预防违法犯罪，同时更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人民法院的以身说法是最有效的预防教育，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预防效能。 （三）重塑效能 人民法院通过对未成年犯的审判、教育，对缓刑、管制人员的回访考察等，让失足之人改过自新、重回正道；通过对法律法规的运用，以案讲法地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矫正不适法的意识行为；通过司法建议等方式实实在在的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普法教育，帮助其堵塞法律漏洞，指出合法高效的行为、管理方式，对紊乱的经济关系、民事关系、行政关系秩序起到重塑效能。 四、对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考 客观可行的参与措施是法院准确、高效参与综合治理，实现“平安重庆”的保证。 （一）统一认识，明确目标 思想意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树立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政绩的思想意识。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谐意识，协调一致地开展审判工作，防止单纯追求法律效果和部门利益的就案办案，决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忽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忽视整体利益。要深刻认识审判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效能作用。 目标任务是我们航行的方向 要全面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目标必须明确，不但要始终紧紧抓住审判这条主线不放，正确、及时、合法地审判好各类案件，还要不断拓宽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领域，坚持审判案件与拓宽服务相结合，通过一切合法有效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每审理一起刑事案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枉不纵，使犯罪分子认罪服法；每审理一起民事案件，力求做到化解一个纠纷，解决一个矛盾，消除一个隐患，促进一方安定。每审理一起行政案件，既要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要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从而实现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教育人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的目的。这既是法院职能所决定的，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充分发挥审判功能，切实参与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审判职能，抓好各项审判、执行工作，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定纷止争，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为综合治理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发挥刑事审判打击功能，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法院应从当前的社会治安实际状况出发，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打击功能，坚持“严打”方针，依法惩处杀人、抢劫、强奸、贩毒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重点打击抢夺、盗窃等多发性犯罪。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体现严打方针，坚持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从重从快，决不手软；另一方面要坚持理性严打、依法办案，强化“稳、准、狠”，不能只注重“狠”而忽略了“稳与准”。严把审判程序、案件事实、证据认定、法律适用关，确保案件质量，将每一案件均办成“铁”案，让我们的审判能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通过刑事打击，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有力地震慑犯罪，促进社会治安形势好转，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发挥民事审判调节功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运用审判职能平息诉争、化解矛盾是维护稳定的有效手段。法院必须运用好民商事审判调整平等主体关系，调节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功能，坚持以稳定统揽民商事审判工作，妥善调判各类民商事案件。法官在审理民商事纠纷中应注重调解，灵活运用换位思考、算帐引导、电话调解、借助外力等多种调解方法，促成案件当事人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尤其针对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的案件，注意加大调解力度，防止矛盾激发引发群体性事件。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始终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及时化解各种民间矛盾，对群众的诉求不能久拖不决，避免让当事人产生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 发挥审判保护功能，保护国家、人民利益不受侵害 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国际社会大形势的变换发展，诸多社会新型矛盾、历史遗留问题日趋凸显。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好审判保护功能，切实保障国家、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要严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违法行政行为坚决撤销，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合法行政行为坚决支持，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案件、劳动争议案件，要做到仔细审查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切实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处理国有企业破产、改制等历史遗留问题，要认真梳理，统观全局，始终把握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认真解读和宣传国家法律和政策法规，使广大下岗困难职工正视改革发展中的矛盾与现状，消除误解和偏见。做到既维护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确保国家利益不受非法侵犯。 （三）审判延伸工作是综合治理的治本之方 实践证明，人民法院的审判延伸工作对于搞好综合治理是不可或缺的，许多矛盾的解决、隐患的消除都是通过审判延伸工作完成。审判职能体现的是法院在综合治理中的究责效能，是治标之策。审判延伸工作则能体现法院在综合治理中的预防和重塑效能，才是综合治理的治本之方。 审教一体，以案说法人民法院不能将审判厅单纯地作为审理案件的场所，更要结合审判将其作为法制宣传、法制教育的阵地。一要加强宣传，鼓励学生、群众到法庭旁听。针对带有典型性的、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治安大要案件，在审判前多做宣传，将公告张贴进社区、学校，或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让更多的公民亲身感受“公堂”审判。二是审判法官要做好庭审，对案件仔细研究、认真准备，在庭审中查清纠纷发生的原因、矛盾症结所在，进而教育人们案件发生造成的危害及应吸取的教训。做到“审理一案、解决一串、教育一片”，从而达到审判的最大社会化效果。三要做好判后答疑，充分解答当事人的疑惑，告知为什么这样判，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辩法析理，使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消除一切不和谐因素。 回访帮教，重塑人生 人民法院不能把对缓、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矫正看成是公安派处所、社区居委会的事，把回访帮教当成是我们工作的额外负担。在回访帮教工作上，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对服刑人员尤其对青少年罪犯的回访工作，了解其思想变化情况，许多刚被定罪服刑的人由于心理承受不了而意志消沉，劳动改造消极对待。针对这种情况，法官的回访很有必要，告知他们我国法律对立功、减刑、假释的规定，让他们重拾信心，认真完成改造，重新做人。二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许多罪犯刑满释放后不被社会认可，从而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尤其是“两抢一盗”犯罪、毒品犯罪，从我院审理的情况看，这几类高发犯罪的再犯率达36%，累犯率12%。我们尤其应该对这部分刑满人员实施帮教，让公安、社区、法院共同参与，一来能够让这部分人感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二来让他们在大家共同的监督下真正的改过自新、重塑人生。 司法建议，矫枉过正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参与综合治理行之有效的拓宽服务方式。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常常发现某些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在管理、经营中存在不少漏洞，并因此吃了法律的亏，面对这些单位学习法律、运用法律能力较低的现状，人民法院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司法建议将起到不可估量的社会效果，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对法律漏洞的堵塞，能很好地避免不法分子钻管理的空子，进而促进社会的诚信和稳定。 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把守着消除各种社会矛盾的最后关口，我们要切实根据上级法院的部署，结合当地党委的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效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平安重庆的内在动力和实际能力，坚持“三个至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使重庆市真正成为投资者和广大居民的平安区和放心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摘要应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使读者不必阅读全文，就能获得论文的必要信息。摘要的功能是：使读者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为科技情报人员和计算机检索提供方便。文摘杂志或数据库对摘要可以不作修改或稍做修改而直接利用。随着全文检索光盘的出现、期刊的上网，摘要吸引读者和介绍文章内容的功能就更明显。摘要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论文的被利用情况和期刊的知名度。切忌把引言中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的内容做任何评论。不要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摘要应表达简明，句型力求简单。摘要不分段。用第三人称书写，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字样，可用“为了----，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摘要的字数：150-300字。
根据学术堂的了解，在写论文摘要的时候，字数不需要太多，大家要把握一个原则:精简，能一句话讲完的事，大家不要用2句或3句来讲述，这样不仅占字数，还会显得你很啰嗦 另外，如果是中文摘要的话，一般300个字以内就够了，英文摘要的话，则在250个实词以内即可还需要注意的是，摘要中，不能出现图、表、化学结构式等东西哦~ 摘要主要有四部分，分别是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其中，每一部分都很重要，大家要慎重对待每一部分
在 2014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 1000 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具体的提法是: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1〕此前，在官方文献、学术着作和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 “社会管理”。新的 “社会治理”的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是社会管理? 什么是社会治理?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要讨论以上问题，恐怕就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且从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说起。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乍一看，“社会管理”一词似乎很 “社会学”，然而搜遍西方社会学经典，此概念却芳影难觅。不过在前苏联，有奥马洛夫所着的 《社会管理》，〔2〕此书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被译介到中国。书中的 “社会管理”，被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显而易见，这本书中的“社会管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以当时风行世界的 “系统论”的语言表述的。2002—2003 年爆发的 “非典”，给党和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极大的震撼。于是，“社会管理”一词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4 年 9 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社会管理”一词首次亮相，当时的提法是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3〕试图用一个复合名词，从建设和管理两个不同的政策视角，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应，郑杭生论述了广义的和狭义的 “社会建设与管理”。他指出: 广义的界定是指 “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界定则着重指 “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4〕到了 2007 年党的十七大，作为对学界的回馈，“社会建设”与 “社会管理”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概念，“社会建设”与此前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二而一，并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并列为 “四大建设”，①对 “社会管理”的新提法则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5〕对于这个变化，学界再次作出热烈响应。2006 年，王思斌在 《社会行政》〔6〕一书中，对 “社会管理”作了界定，他认为: 社会管理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任务，这里的社会管理是相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言的，指的是由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和管理活动”。2007 年，何增科撰文提出: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倾向于从狭义上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含义”，“狭义上的社会管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了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7〕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将 “社会管理”界定得更为偏狭。譬如说: “狭义的 ‘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信访和公共安全工作方面，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8〕这个说法与当年 “压倒一切”的 “维稳”挂得很紧，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与党政部门的行政职责或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操作性定义。但真正为学界认可的 “社会管理”虽然也被看作“狭义”，其词义也要比 “维稳”广泛得多。何增科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9〕李培林认为: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0〕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思彬和何增科定义 “社会管理”时，已经出现了 “治理”一词，并将其与 “管理”相并列。也许是为了与 “维稳”作一词义上的切割，在公共管理学界早已得到普遍认可的 “治理”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譬如张敦福、沈叶认为: 与学界常说的“社会管理”词义更为贴近的英文名词，实际上是 SocialGovernance，而 “Governance ” 一词在学界被译为 “治理”，“最常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资本对当地地方行动者的作用、社区治理、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团结、社会不平等。这些领域均与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11〕以上的研究成果，最终在 2011 年胡锦涛的重要讲话〔12〕中体现出来，这个讲话的标题是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再次强调: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3〕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要进一步讨论 “社会管理”和 “社会治理”，就要展开讨论 “管理”和 “治理”。这通常会涉及到三个英文单词———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和 “Govern-ance”。前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是 “管理”。但 “Ad-ministration” 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尤指政府机构中科层制架构中的行政管理; “Management”则取自于市场，因此蕴含着经营管理的意思。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用“Governance”一词来取代前两个常用词，并赋予一种新的涵义。中国的学者在接受这个新的概念时，为了表示与“管理”的差别，将其翻译成了 “治理”。“Governance”或 “治理”的概念，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 “治理”的界定是: “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 “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 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14〕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 “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 “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按对 “治理”的理解来看 “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 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参照以上提出的 “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 “社会治理”和 “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 “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其一，社会治理必须强调 “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 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 “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 同时也不能靠一场 “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 “社会管理”的最显着的特点。其二，社会治理必须倡导 “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 “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其三，社会治理必须兼顾 “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 “社会排斥”的色彩。其四，社会治理必须注重 “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 “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 “理性”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 “经济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 “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但时空条件是有限的，个人利益的 “气场”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和碰撞。如果大家都坚守自己的 “气场”丝毫不让步，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其结果可能就是 “双输”或 “多输”。因此，理性的选择是以 “妥协”为号召，请大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大家都在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后退一步，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 “气场”。通过妥协和让步，找出一个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按照老祖宗的古训，退后一步天地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碰撞和冲突，才能营造一个实际上是 “双赢”或 “多赢”的和谐局面。究其原委，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和 “知本”常常表现为稀缺资源，所以其占有者在竞争中容易占上风。如果我们假设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本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但从结果看，这些稀缺资源最终却被一部分人所占有。那么，从最初的机会均等到最后的赢者通吃之间，必然暗含着竞争失败者对机会的 “出让”。赢者所以成为赢者，是输者对游戏规则大度的认可，如果输者蛮横不认输甚至借助于阴谋和暴力，那么，这样的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赢者的。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占有了稀缺资源的赢者也应该 “出让”他们的一部分盈利来回报社会，以争取社会对他们的占有的合法性的认可，亦即以此来换取输者对机会的 “出让”。当然，共享结果不应是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而是按贡献大小的有差别的分享。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妥协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利益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所有参与竞争的人都必须维护，这样才能使这场游戏能够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当自己不如意时就用非理性的手段来毁了这场游戏。要让各阶层都应该认识到，虽然在这一次竞争输了，但可以把取胜的期望寄托在下一次。只要游戏继续进行，所有的人就终究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利益就是使一个可以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维护的游戏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应该服从大局。当然，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倾诉和倾听，是使相关利益者保持沟通和达成谅解的最好手段。所以，如果公众———无论他们在社会上是多数还是少数———都能够把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而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都能够去用心倾听，用心考虑，这就能使社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到解决，也不至于使矛盾积聚和激化。三． 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十八大以来，还有一个与社会治理关系非常密切的新概念——— “政社分开”，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文献中虽然总被提及，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中，对政社分开却少有深入的讨论。什么是政社分开?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命题，但其实不然。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倡导社区服务时说: “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15〕其实，这就是用人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表述的政社分开。这个理念无疑与社会治理强调的 “过程”、“调和”、“多元”和 “互动”是一致的。政社分开，其实是要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人民群众要参与社会治理，就需要组织起来，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组织要发展，要服务人民群众，又需要理论、方法和技术，于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通常被分为三大部门，即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因为政府部门 “有权”和市场部门 “有钱”，为了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两个部门都要受到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府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应该包括: 其一，权责范围受限; 其二，上级、公众问责; 其三，领导意图不明。对市场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主要是缺乏投资冲动。于是，在处理这样一些 “受到限制”问题时，社会部门，亦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对此，美国学者利维特评论说: 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16〕这些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 “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首先，由于 “利益相关者”的模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并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职责权限范围。通常，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是，有时他们也能代表政府 ( 譬如，当政府向他们授权或购买服务时) ，有时他们也能代表企业 ( 譬如，在接受了企业有明确意向的捐赠钱物时) 。其次，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遇到某些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可以把自己放在 “民间的”社会角色上，所以不用过于担心受到上级或公众直接的问责。在具体工作中，政府部门因权责所限，有些事情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但他们仍有可能会有所顾忌。遇到同样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反倒可以放手去做。再次，当政府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举棋不定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也可以以自己 “民间的”社会角色，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去办事。如果办得好，当然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如果没有办好，也可以作为是一种民间的“社会实验”。因此，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被认为具有在 “开发新的服务种类以满足新的需求”〔17〕方面的先锋作用。既然如此，失误乃至失败也是可以容忍的。最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扛起了 “非营利”的大旗，凡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将成为以改善贫弱群体处境为目标的 “社会基金”。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分红牟利的动机，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为图 “利润最大化”才来投资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兴趣”在这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正因为上述特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 “扩张性”，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到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 “传统领域”中，“越界”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此时，理性的或曰聪明的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往往会乐观其成。于是，在靠近政府部门这一边便形成了政府直属的服务机构，在中国称为 “事业编制”或“事业单位”，在靠近企业这一边则有近年来时髦起来的“社会企业”。在与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相关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还有一个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似乎很少被提起，这个重要作用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能够在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起到区隔间离的作用。当前，“反腐倡廉”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抓老虎、打苍蝇，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从长远考虑，要彻底铲除贪污腐化，就必须要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造成中国严重的贪腐问题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公务员对于法律规章的 “自由裁量权”过多过大。这种超然于法制之上的 “自由裁量权”最终造就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则一定会造成腐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这种区隔间离作用最终能使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在发达国家，公众对于政府公务员的评价会低于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有意而为之的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若与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打交道，经常会有一种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缺乏人情味的感受。公务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章，绝对依法办事———法律上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多少时间办完就多少时间办完，绝少通融的余地。但是，一个社会要完全处于这样的氛围中一定会形成社会张力。于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民众有什么难事，首选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找政府，而是找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跟政府、跟社会打交道，帮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经济、社会或其他的资源。所以，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享有非常高的职业声望。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公众和政府机关之间又起到了区隔间离的作用: 公务员有行政权力，但只限于依法办事，完全没有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交给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但他们没有行政权力，他们只能帮助受助者去寻找资源。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而毋需把人关进笼子。所以，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政社分开绝对重要，不但在社会领域，其影响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政企分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个理论假设，如果在社会领域也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是否也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