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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优秀文化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 辛亥革命离开现在已快100周年了。岁月更迭，历史远去。岁月可以改变沧海桑田，但是永远无法抹去历史在此间留下的烙印，那震耳发聩的枪声将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这样说，随着硝烟散去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在探究这段历史以期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 1911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礼记》中有一句话，叫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正是这一信仰的坚定实践者。我觉得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都会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和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 辛亥革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牢记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育和启迪，就是要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优秀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这股炽烈爱国精神日益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感召力量。今天，我们要完成祖的统一大业，仍然要高举这面大旗，把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需要以爱国主义为力量源泉。 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就是要大力弘扬敢闯、敢干、敢试的创新精神，同时也要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广大干部，更要学习和借鉴这种精神。勇敢地与腐败势力做斗争，廉洁自身，以人为本，情为老百姓系，利为老百姓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困，这样种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光耀千秋的精神财富。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跃出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绚丽的红日，这轮红日是注定要高高升起来的。我们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而自豪，更为即将到来的明天而意气风发。世界有一天会再次向中国寻求文化活力、创新思想，世界将在最古老的国家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在拿破仑的加冕礼中落幕了，但借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念，我们认为革命仍然在影响一代又一代满怀热情的人们，带给历史百年的回响，深深地震撼着探索者的执着心灵。诚如费希特在《人的使命》中说“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我的世界的已知的范围里行进，并且依据我的信念的确实性，敢于随时谋求生活和幸福。”如果我们深怀内心的良知，不希望雅各宾公安专政悲剧的重演，便不得不穿越历史，上溯到1789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斗争从攻占巴士底狱开始，但那只是革命的引线，促成革命的所有因素在先前都已齐备。18世纪的欧洲诸国，事实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年代，日常生活不算贫困，统治者与下层人民的矛盾也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各国王室几乎都在进行不紊不慢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改革。这种状况甚至使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必须的；可是，为什么革命出现了，而且席卷了整个欧洲？翻阅欧洲史，我们会发现：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一个新的因素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先的权力秩序逐渐地失去了它的古老根基。这个因素就是“社会”。在法国革命之前，欧洲的国家从来都是君主的国家，国王的私产，路易十四可以和康熙皇帝一样宣称“朕即国家”而无人质疑。曾几何时，蛰伏在王权华盖之下的社会，开始苏醒，并且迅速成长起来，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横向组织（平权组织）越来越多，国王的国家已经无法全面地包容整个社会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成为欧洲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国家到了必须重新定义的时代，社会需要自己的权力，权力的危机使得整个欧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如沃特金斯这种后果时指出： “以世俗的二元论（国家-社会）取代中世纪教会-国家二元论的结果，使得先前不熟悉政府传统的人，也须承担积极的政治责任。” 欧洲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每一个都在谈论权力的问题，自由和平等于是在权力的意义下萌生的。 社会的革命心理既已萌发，那么法兰西民族在历史关头又有何表现呢？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洞见到“美国之所以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但是，应当按照贡献对它们分级。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不如民情。” 民族的文化积淀，对于一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其政治形势的走向，具有全面而重大的影响。法兰西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热情豪放而崇尚理性。法国人无人不谈政治，正如英国人见面必谈天气，以“政治民族”著称于世。出于对政治的关心，他们关注革命；然而大革命目标的彻底使得革命以所有人为敌，阻力的强大让革命者焦虑﹑恐惧。法国人重权而轻法的心态，又使他们内心深处对革命后的制宪不完全信任，尚把希望寄托在权威身上；于是拿破仑适时出现了，恰好满足了法国人的心理需求，以后发生的共和和帝制之争只不过是人民内心斗争的反复。崇尚公开有坚持不懈地追求绝对平等的结果就是革命者在革命的行程中难以自已，把日常生活中的激情带入政治，而政治浪漫主义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如果说一场伟大的运动必然产生伟大的领袖的话，那么运动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思想家来为理论奠基。谈法国大革命，离开卢梭是不可能的。与孟德斯鸠温和的贵族式的渐进思维不同，卢梭的政治哲学显得激进而刚烈。毫无疑问，卢梭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渊薮。起初人们只说要好好调整阶级关系，但很快就起步，迅跑，直奔纯粹的民主观念。一开始人们引证和评论孟德斯鸠，最后都只谈论卢梭，卢梭成了革命导师，并且始终是大革命初期唯一的导师。卢梭也许是思想史上最超前的天才，因为他发明的（或揣测到的）东西后来纠缠了整个19和20世纪。其实卢梭没有哪一方面要对大革命“负责”，但的确是他无意中制造了革命意识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材料。 诱发革命的因素是多元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毕竟“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革命既已爆发，下一步向何处走？贡斯当认为：“革命一般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忍受的制度；在第二个阶段，运动被人为地继续，它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标是试图推翻所有与少数人倡导的制度相反的东西。如果说理性的人们可以将革命中止在第一阶段，成功的机会就是巨大的。这样的革命是短暂的，令人高兴的，也是流血最少的。” “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乃是出于对暴政的仇恨，起而反抗压迫，与丹尼尔。韦伯斯特所赞美的那些‘为一篇宣言而战’，‘为一份宣言而战斗了七年’的人们相比，他们丝毫也不逊色。” 但大革命并没有取得令人遐想的成功，一直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去进行不断的革命。它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语）为号召颠覆了导致“公众不幸与政府腐败”的旧王朝，却仍旧奢望在革命中解决人类根本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彻底的革命最终瓦解了革命本身，自身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因此走向了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