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源
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看法(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我们常常明确地指出哪些问题是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为什么惟独在哲学问题上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列宁正因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毛泽东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邓小平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某某问题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例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研究过“人”，我看这是活天冤枉。全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处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创立的，怎么能说它没有研究过人呢?但是确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却是事实。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二)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哲学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毕竟还是社会的实际生活，不管哲学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都一样。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甚至还不到提上日程的时候。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想或多或少尽一点微薄之力吗?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人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过去多年来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会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三)我觉得我们搞哲学的同志对科学的负面作用似乎讲得多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决不是唯一合理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不合理的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都是事实。哲学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也是无可替代的。西方某些学者把科学说成灾难之源的怪论千万不可附和。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血迹斑斑，并不是由于科学太先进，而是由于科学太落后。现在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可是数以亿计的人还迫切需要科学启蒙;我国科学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且连安全都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强调的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而不是大讲科学的“缺点”。在大家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时候去讲吃得过饱、身体太胖的危害性，提出“减肥”的办法，自然也并无不可，因为这种理论如果确实符合实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但恐怕毕竟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有点文不对题。哲学当然不应当是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当是科学的训导员;它应当是科学的朋友。过去苏联和我国都发生过哲学硬充科学的“指导者”和“裁判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再也不能重复了。(四)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侏儒。轻视哲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高谈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不过，从大家的发言看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融会中外，自创新局，似乎还是一种共识。也许大家将来踩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
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 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
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
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
这位：你也太抠啦。悬赏0分，何况，这可是一件费脑细胞的事啊！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写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