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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Q正传》 
《热风》:1925年编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间创作的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创作的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犯下了累累罪行。当时目睹了敌人暴行的鲁迅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间创作的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 《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间两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 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2月编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了1934年、1935年创作的杂文36篇和48篇。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 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份,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什么是散文呢?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散文,在古代指的是一切不押韵的文章。不过,古代没有“散文”这一个名称;“散文”这个名称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在现代,广义的散文包括了除去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体,如秦牧在《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中说,“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这样,就有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等的分类。狭义的散文则专指抒情散文。这是因为随着文体的发展,叙事散文中的通讯特写、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各成一类;议论散文则有了专门的名称——杂文,也从散文中分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抒情散文,这就是狭义的散文。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写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是言禁未开之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论述杂文和散文区别的时候,也提及过这方面的内容:杂文在表述中要尽量避免情感的参与,情感介入过多,就成了了散文,语言也要尽量客观化,否则容易被看作有宣泄的倾向。这是文章对于杂文定位的解答,我们知道散文和杂文的形式逐渐明朗,但是在“大散文”范畴,传统的散文、随笔、小品、杂感、笔记等等都是散文,而随笔、小品、杂感等又界于散文杂文之间,很难进行确切的划分,上个世纪30年代文艺界习惯把小品文也同视为杂文。在《辞海》小品是随笔、杂感等短小的文章;而对杂文的解释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杂感、杂谈、随笔归入这一类;而张恨水在1946年5月23日的《新民报》上对小品文划了界限:小品文是一种含有诗意的散文,然而它不是诗,不是小说,也不是笔记,及一切杂文。我们先不去论谁对谁错,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杂文。个人认为,现在的“杂文”大概有三类,一是针砭时弊讽喻现实的文章;一类是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扩写而成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的文章;三是一些笔记、札记、随笔、日记等等既有记的成分也有感的成分的文章,这里的感与杂文之感相同,所以也归在杂文。从杂文的三个种类回头看对杂文的定位,杂文和其他散文下的分支文体有个交叉点,我们所纠缠的也是在这里,假如对文体要求不太严格的话,有感的文章放在杂文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粗放一点;但是现在讨论的问题正是因为粗放而引出的,我在字母文章下所说的杂文定位,和达此文的某些观点相同,我需要细化杂文。当然细化之说针对的是子归杂文版并非对于杂文文体,所讨论的定位问题也是子归杂文版的定位问题。子归杂文版需要细化下的杂文,并非有感就行,时评和讽刺小品,人文随笔和人文杂感等等,而对于有感的日记、笔记、游记等之类的感如果偏向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的闲适飘逸的文体归在散文版。潘达要论述好这个问题首先是“要站好位置”是站在杂文文体上说杂文定位问题还是站在子归杂文版位置说杂文定位。在文里我看到达是站在杂文文体和子归杂文论坛的位置说的,昨天我们谈话时说的文学理论、写作章法,我是站在子归杂文版的位置上说的,局限性不言自明,但是这和我的版块定位的思路相符,在文学理论、写作章法上对于杂文本身是存在很多争议的,我们只能按自己的理解说,并非死套上来;然后你把它和散文对比,这你就站在文体的角度说杂文定位了,“杂文在表述中要尽量避免情感的参与,情感介入过多,就成了了散文,语言也要尽量客观化,否则容易被看作有宣泄的倾向。”这样的文体随笔、杂感、笔记等等都可以算进去,那么怎么理解你说的定位问题?散文细化分支后产生的各种文体的交叉点有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文章是没有论述清楚的。
鲁迅!鲁迅一生共创作了700多篇杂文,后来编为16本集子出版。这些集子各具特色的名称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无不被打上了特定时代的烙印《热风》:1925年编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间创作的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创作的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坟》: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犯下了累累罪行。当时目睹了敌人暴行的鲁迅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间创作的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间两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南腔北调集》:1932年2月编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了1934年、1935年创作的杂文36篇和48篇。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知道了吧!
鲁迅先生一生写了十余部杂文集,这些杂文集的名称往往都被鲁迅先生赋予了某种特别的含义,那么,它们的由来到底是什么?根据鲁迅先生的题记和相关资料,现归纳如下: 《热风》,编讫于一九二五年,鲁迅有感于“五四”运动退潮后周围空气的寒冷,他说:“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其意在于正话反说,是鲁迅战斗姿态和不屈精神的一种表现。 《坟》,编讫于一九二六年,集子中的文章有一些是写于二十年前的旧文章,鲁迅先生说,出这个集子的目的,是“还想将糟粕收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其意是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感慨,也抒发了鲁迅先生的苦闷之情。 《华盖集》,编讫于一九二六年,集子取名为“华盖集”,与“华盖运”相关联,鲁迅先生说,人们交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现有华盖,自然是成佛成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实际上含有自嘲的意味。其意可与《自嘲》一诗对照阅读。 《而已集》,编讫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先生在题辞中说,这半年我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擦了,血消了,屠夫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鲁迅先生取名于此,其实含有面对国内惨状,无能为力,愤懑的感情。 《三闲集》,编讫于一九三二年,集子中出现“闲”字,是因为成仿吾批评鲁迅“有闲”,并且“有闲”有三种缘由,鲁迅先生以此为文集名,据题记中说,“编成而名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编讫于一九三二年,据鲁迅所讲,当时有一种小报有一个《文坛贰臣传》的栏目,第一个攻击的人就是鲁迅,鲁迅先生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取名为“二心集”,其意大致由此而来,是鲁迅先生艰难处境的一种表现。 《南腔北调集》,编讫于一九三三年,因为鲁迅先生出生于江浙,而又在北方长期生活,他说:“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文集取名其意便在此焉。 《伪自由书》,编讫于一九三四年,这个集子的文章是鲁迅在《申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的杂文。鉴于国民党当局在书报言论自由方面的检查,鲁迅的杂文往往不能发表或被删改,也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谈,只能是“伪自由”谈了。 《准风月谈》,编讫于一九三四年,事情缘于《申报》的《自由谈》栏目中刊登作者“谈风月”的的启示,实际上是当时白色恐怖下人们“莫谈国事,多谈风月”的一种表现,鲁迅先生取文集名为《准风月谈》,表达的是对当时严酷现实的讽刺和反抗。 《花边文学》,编讫于一九三五年,取名“花边文学”,是因为鲁迅先生当时在报上发表的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被一些人批评这类文章是得了稿费(“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的缘故。 《且介亭杂文》,编讫于一九三五年,鲁迅当时住在上海租界,“且”“介”二字是“租界”两个字的一部分。鲁迅先生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租界,直至去世,这个时候编的杂文集子还有《且介亭杂文二集》(一九三五年)、《且介亭杂文末编》(一九三七年,许广平编讫。) 从鲁迅先生杂文集的名称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一生,可以看出鲁迅的愤怒、希冀、苦闷、正义感和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