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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 简介 2000年11月洛阳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龙门石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造像10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4米，头高4米，耳朵长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 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 龙门石窟中另一个著名洞窟是宾阳洞。这个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祥，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洞中原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画面上分别以魏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前簇后拥，组成礼佛行列，构图精美，雕刻细致，艺术价值很高，是一幅反映当时帝王生活的图画。可惜被美国人勾结中国奸商盗运到美国，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 古阳洞也很出名。这里有丰富造像题记，为人称道的龙门十二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清代学者康有为盛赞这里的书法之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龙门石窟不仅仅是佛像雕刻技艺精湛，而石窟中造像题记也不乏艺术精品。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有很广泛的影响。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集中于古阳洞，另有一品在西山中部偏南老龙洞崖壁的慈香窟里。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一年。洞内小佛龛琳琅满目，雕刻精巧。 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宾阳中洞外南侧，依崖镌刻一碑，即著名“褚遂良碑”，即《伊阙佛龛之碑》，记载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为其死去的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做功德开窟造像的一篇法愿文（贞观15年即公元641年）。此碑文已严重腐蚀，难辨其文。 ��宾样中洞原为北魏雕凿，由于宫廷发生内乱而止。故半途而废。该洞是北魏至淌初的过渡洞。该洞高9米、宽8米多、进深9米。主像是唐代流行的阿弥陀佛，高8米多，脸型稍长、嘴唇厚大、颈有横纹、胸部隆起。木尊两侧侍立二弟子，其中左侧的迪叶雕像，刻工十分逼真。他满脸皱纹、目不斜视、严谨持重、深谙世故。左右弟子外侧侍立的菩萨，披巾、璎珞厚重，造型古朴、典雅，具有北魏的风格。在洞内的四壁上，布满大小150余个佛龛，其中有隋大业和唐贞观年的佛龛多个。宾阳南洞体现的艺术风格，上承北魏时期的刚健雄伟，下启盛唐时期的生动活泼。 ��宾阳北洞，此洞完工于唐代初年。洞中所供主像为阿弥陀佛，高近10米，结跏跌坐，双手平分指天、地。称作“施无畏印”即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后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左右两侧南北浮雕二天王。其造型威武，刚强有力。 ��（前往万佛洞） ��我们离开宾阳三洞拾级而上，即可看到万佛洞。万佛洞的形状是方形平顶，顶上雕一莲花藻井，莲花藻井周围刊刻楷书大字：“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云禅师，一万五千尊佛龛。”洞口过道北侧上有“沙门智运，奉天皇太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的题记。两个题记互为补充，说明什末人，为什末发愿造像的原因。永隆为高宗李治的年号。太监为宫中的女官。沙门智运和内道场运单师，指比丘尼智运的号。因该洞为智运奉旨修造，所以又叫“智运洞”。天皇指唐高宗，天后指武则天，因洞勺刻有15000尊佛像，又叫“万佛洞” ��该洞主尊名阿弥陀佛，有圆光和身光，结跏跌坐在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一手贴身斜举胸前，一手抚膝。这种手势说明阿弥陀佛在向弟子信徒说法，故称“说法印”。束腰莲花座中间雕刻四个赤膊季节袒胸、筋肌突起、体朵勇猛的力士承托室座。佛背光以上崖壁上雕刻有54朵莲花，每枝上坐一菩萨，姿态生动、富于变化、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此外，在南北壁上雕有伎乐人，分；乐伎和舞伎。乐伎手执乐器有瑟、竺、拔、茎溪、笛子、西腰鼓等，这是唐代宫廷的“坐部”乐队。舞蹈者或吹、或弹、或拨弄琴弦，彷佛会奏出优美的旋律。将唐朝宫廷中的舞乐场面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可谓工匠们的神工之处。 ��原洞外除浮雕的二力士之外，还有两尊石狮，即龙门唐代浮雕的精品，在30年代被盗。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威尔逊艺术博物馆内。 ��（在莲花洞） ��这里为什末叫“莲花洞”呢？听我给大家解释：莲花洞是继宾阳中洞之后开凿的又一大型北魏石窟。因洞顶雕有大型飞天环绕的大莲花藻井图案而得名。莲花是佛教象征的名物，意为出淤泥而不染。因此，佛教石窟顶藻井多以莲花为饰，但像这样大型的莲花，雕刻的如此精美，在龙门石窟中这不多见。此洞开凿于北魏孝昌年间即公元526—528年前后，属于北魏后期作品。此洞高10米，深15米，主尊释迦高6米（为立佛）。两侧为胁侍菩萨，佛与菩萨之间，为侍立的伽叶、阿难二弟子。其左的伽叶，身披厚重的袈裟，显示着艰辛跋涉、风尘仆仆的苦行僧形象。他右手执锡杖，这是龙门石窟造像中所独有的。莲花洞南北两壁上方各有似为“法华经”所指十方分身佛的小千佛浮雕，每个高度仅有2厘米左右。他们就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小的佛像。在坚硬的石壁上雕刻如此小的佛，而又刻得如此精工细作，确实为龙门一绝。洞口北侧上方有一块平面下凹的碑记，上刻两个大字“伊阙”，原为唐刻陀罗尼经，后复刻明代河南巡抚的“伊阙”二字，说明龙门的原称。��（往奉先寺） ��在登几十步台阶就到奉先寺了，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就在这个寺内，奉先即奉供祖先之意。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大、艺术最精、气势最磅礴、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洞窟。 ��奉先寺东西深约40米，南北宽约36米，卢舍那佛（披身佛）左侧的《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高85尺，二菩萨高70尺，伽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奉先寺的建造时间，据有关资料和专家推测，约始建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永微六年。 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它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河两岸，这里两山对峙，伊水中流，形若门阙，故称“伊阙”，隋朝始称龙门。龙门石窟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凿(公元493年)，历经400余年的雕刻，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0多万字。两山窟龛造像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蕴涵丰富而蜚声中外。以北魏和唐代造像达到当时艺术的顶峰及匠心独具的皇家典范、中原风格而异于早、晚期石窟。以碑刻题记数量为世界石窟之最而被誉为“古碑林”。以造像内容广涉佛教信仰的众多宗派甚至包括道教的题材也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典型的皇家风范。其中奉先寺规模最大，是唐代雕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皇后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竣工。它是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敞开式佛龛，主佛卢舍那大佛，通高14米，头高4米，耳长9米，她雍容大度、气宇非凡、撼人心魄，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 香山寺地处世界遗产——龙门石窟景区内。始建于北魏，唐代武则天曾在这里主持了一次诗会，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大诗人白居易放情于龙门山水，慕恋香山寺清幽，居住于香山十八年，自号“香山居士”。香山寺北侧的白园就是这位伟大诗人的墓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名人的理想之地。 龙门石窟，在洛阳市南郊的龙门山口处，距市区5公里，从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凿，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共同组成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龙门，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伊阙”，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东西对峙，伊水从中流过，形成一座壮丽的门阙。后因处于隋唐帝国之南，又称龙门。 所谓“石窟”，就是在石壁山崖上开凿的洞直，或是天然形成的石洞，用以藏身或贮藏食物和东西。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利用天然石洞描绘动物形象和生活情景，然而以石窟寺的现象出现并作为佛教信徒、僧侣礼佛和修行的场所，却是在古印度兴起佛教后出现的。 由于山林的幽静、神秘、石窟的冬暖夏凉，依山雕凿石窟比用砖石筑的寺院便利耐久，所以在古印度出现了集建筑、绘画、雕凿艺术之大成的石窟寺。这种石窟寺艺术，随着僧侣的传教活动传入我国的边疆和内地，同我国民族特点和传统的各种艺术技法风格融合交汇，成为我国的一种特有的雕刻、彩绘工艺。我们今天要看的龙门石窟就是我国众多寺群中的瑰宝之一。 龙门石窟群的雕刻，除了前面所说的有利条件外，还有个不可忽视的自然条件。伊水两岸的山崖都属于古生代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石灰岩层。其石质坚硬、结构紧密，不宜风化和大面积脱裂，很适合于艺术造像，与其他砂岩石相比，有着宜于保存的有利条件。 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是继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之后由皇室开凿的又一大型石窟寺群，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先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延至清代。前后400多年。其中大规模、有效率的营建约计150年左右，分别出现在北魏（占40余年）和隋唐（约占110年左右）时期。龙门石窟的大大小小的佛龛、石像沿伊水两岸星罗棋布的在龙门东西两山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 龙门石窟修建于隋唐 是模仿云岗石窟 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其载体大都为石头，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的龙门石窟就以石刻的形式记下了公元五世纪到十世纪之间那段已经消失的文明。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诸朝，开凿时间长达四百多年。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十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块，佛塔70余座。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雕凿风格，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时尚。龙门，最具永恒魅力的当属奉先寺。这是一组斩山为石、依崖临壁凿就的群像。主佛卢舍那是中国古代人物雕塑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她丰颐秀目，仪表堂堂，一泓秋水般深邃的目光微微向下俯视，默默传递着慈爱与安详，洋溢着关注人间和洞察一切的智慧之光。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最大的皇家雕刻艺术宝库。追溯渊源流长的历史，拂去千年岁月的风尘，龙门石窟，这朵石刻艺术奇葩，将永远的绽放在世界的东方。 龙门石窟位于中国中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5公里处，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因为这里东、西两山对峙，伊水从中流过，看上去宛若门厥，所以又被称为“伊厥”，唐代以后，多称其为“龙门”。这里地处交通要冲，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又因为龙门石窟所在的岩体石质优良，宜于雕刻，所以古人选择此处开凿石窟。 龙门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7年），大规模营建于北魏、唐代，后经历代修建而成，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多个，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佛像97000余尊。沿西山石栈道缓缓而行，古阳洞、宾阳洞、万佛洞，洞洞有典；魏晋南北朝、唐代造像，代代不同。最显赫最精美的是奉先寺群像和卢舍那石佛，充分显示了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从火车站乘81 53 60路公交车直接到景区，门票80元，有学生票 
十五个石窟艺术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西夏石窟艺术浅述 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 巴蜀隋代佛教石窟艺术初探 敦煌石窟艺术元数据标准的设计及实现 蔓草纹在敦煌唐代石窟艺术中的传播 安阳石窟艺术研究 十六国的石窟寺与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学数字图书馆中石窟艺术库的图版关键词及其提取 龙门石窟艺术试探 敦煌石窟艺术概述 论中国石窟艺术的设计意匠 敦煌石窟艺术应用颜料的产地之谜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程式化表现小议 延安地区石窟艺术
张璪自撰《绘境》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心得源。”成为后来画家的座右铭。敦煌石窟是敦煌社会的必然产物，敦煌石窟在敦煌一直是社会化的佛教活动场所，敦煌石窟记录了敦煌及中国社会的千年历史面貌。敦煌自汉代开发以来，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敦煌地区有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封建文化，成为中世纪敦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敦煌在中原和西方各国和民族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频繁地来往和交流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形成敦煌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汉晋时期，敦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己的文化人物，奠定了敦煌地区本土文化的根基。 大抵与西汉开发河西同时开始，佛教逐渐传进敦煌和中原，特别是佛教建筑和佛教造像随着佛教传入敦煌和中原。早期的佛教建筑与造像有阿育王塔、犍陀罗造像等等。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以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巴雅、纳西克、阿旃陀、贝德萨、卡尔拉、巴米羊、捷尔梅兹等佛教石窟群；以及我国新疆天山南北的石窟群。通过敦煌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各类人物中就有很多是佛教的僧人，他们当中有的人还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佛教教育事业。例如著名的“敦煌菩萨”竺法护和他的弟子们；以及法秀、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猷、道法、法颖、超辩、法丰、法相（尼）等一大批活跃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敦煌高僧。汉晋时代敦煌佛教之传播，成为本地一大文化特色。另外，从事商业贸易的西域商人中也有很多是佛教的信士。敦煌石窟就是在这样的中外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是集石窟建筑本身、佛教雕塑、佛教壁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是从犍陀罗为起点的中亚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的东延。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石窟艺术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就是它在敦煌的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使人们安居乐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各个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当然首先是满足了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同时，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因此可以说，敦煌石窟艺术的社会需要与作用及其历史证明，宗教信仰是人与社会的需要，而宗教艺术是历史上人们对宗教的利用。 公元5世纪前期，北凉王沮渠蒙逊在所占领的地区大造佛像，敦煌石窟现存的他统治时期所建一组洞窟，也被佛教史籍记为他“敬佛”的事迹之一。沮渠氏所谓的“敬佛”，完全是为了自己个人和家族的需要和目的，因此留下许多贻笑千古的丑闻；但他又是一方君主，他的行为影响到整个社会。 莫高窟第285窟被认定为当时的东阳王元荣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一，是该窟南壁所绘《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时河西一带曾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并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在壁画中出现，正是元荣个人的意图。而莫高窟第428窟内绘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养人1200多名，则显示了窟主瓜州刺史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以及于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北周和隋初中国北方出现了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三阶教，当时敦煌石窟壁画中绘制的《福田经变》，就是反映与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内容。 唐代初年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以全新的壁画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武周时代，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出现高潮：莫高窟最大最高的弥勒大佛就是武周延载二年开始营造的。女皇帝武则天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敦煌石窟就创建了弥勒大像。莫高窟第148窟壁画《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等，是为激励敦煌汉唐军民抗击吐蕃入侵而绘，在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公元8世纪后期，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为了保存唐朝汉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领者们对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在整个吐蕃统治敦煌的70多年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十分盛行。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石窟的题材、内容上，发生了历史转折性的变革，一窟之内绘制十几幅、二十几幅经变画，大有包揽天下一切佛教之势；之后的归义军时代更盛。佛窟中的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固然有佛教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原因，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们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基因。 公元9世纪后期的张氏归义军时代，从公元865年建成莫高窟156窟开始，佛窟名为崇敬佛法的“功德窟”，实际上成为表现个人历史功绩或其家族荣耀的纪念堂，之后有莫高窟第94、98、100、454、61等大窟步其后尘。第156窟内绘制了巨幅历史名作《张议潮出行图》，以此来庆祝和纪念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及升迁高位的荣耀，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使营造佛窟在这里成为社会政治活动。之后几十年间，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莫高窟营造了许多大窟，包括第96窟北大像的重修。 公元914年，世居敦煌的豪强大族曹氏从张氏手中接管了瓜沙归义军政权，营造佛窟更成为曹氏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最大的在面洞窟之一的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而这些人都是张氏时期的前朝元老，曹议金利用自己营造的佛窟成功地将他们笼络在一起，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政权接交的平稳过渡；到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的莫高窟第100窟，分别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向世人展示了曹氏势力的强大和敦煌地区稳定繁荣景象，而第98窟的那些老臣及高僧的供养像，在第100窟以后的曹氏大窟，如第454、61、55等窟中再未出现过；这些曹氏诸节度使的“纪念堂”，实际上是向我们叙述着曹氏政权由初建时的内忧外患到逐步强盛的过程。另一方面，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归义军联系周围各民族政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曹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区社会稳定繁荣。曹氏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贵族的供养群像就是这一社会作用的历史见证。 敦煌石窟的“家窟”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唐代初年开始，敦煌石窟出现了“家窟”之名，即贞观十六年（642）年由敦煌大族翟通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题名“翟家窟”。此后，敦煌石窟的佛窟，不论是重修先代所建，还是当代新建，也无论是官宦窟、高僧窟还是贵族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比较有名的家窟，有张家窟、李家窟、王家窟、翟家窟、宋家窟、陈家窟、阴家窟等。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由于这些家窟中绘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来的历代先祖们的供养像及题名，使佛窟具有祠堂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是由佛祖和弟子、菩萨们“看守”的家族祠堂，历代先祖的供养人像及题榜即祖宗碑位，佛窟便成为家族财富的一部分。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敦煌也不例外；而敦煌石窟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更是受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反过来，这种社会结构又是敦煌石窟形成和发展并延续千年的社会历史原因。这里试举几例： 敦煌阴氏从西魏时期就参与建造莫高窟第285窟，和当时敦煌的最高统治者西很宗室东阳王元荣攀上了“佛缘”。此后造窟不止。从今天莫高窟崖面上现存的洞窟来看，敦煌阴氏是所有敦煌历史上的大族中在莫高窟留下的大窟最多、洞窟的规模也最大的家族。阴家诸窟跨越了敦煌公元六至九世纪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较高的社会和人文研究价值。但同时，阴稠的子孙们在唐代各个历史阶段的表演令人瞠目结舌。武周时期建造弥勒大像，莫高窟第321窟和宝雨经变、“发现”敦煌的祥瑞等，都是为武则天当女皇大唱赞歌，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又在记载营造莫高窟231窟的《阴处士碑》中，并挖空心思地寻找溢美之词，为自己背叛祖宗的行为作开脱和辩解。象征佛国天堂的佛窟成为阴氏家族为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工具。 敦煌地区的另一个大家族——敦煌李氏，也大肆进行佛窟营造，我们也就是通过他们留下的造窟“功德碑”文中了解其历史的。在这些碑文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敦煌李氏一族，在唐代，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篡改族谱、背离祖宗、投靠皇族：敦煌李氏本为汉李陵之后，属代北李，是中原的旧门大姓。北周时期有李穆一支，其子李操于隋初因谪贬而迁居敦煌，子孙蕃衍，仍保持大姓雄威。《圣历碑》先拉上李广和李固，到《大历碑》时系上李暠再到《干宁碑》与李唐皇室攀为宗亲，进一步抬高了李氏在归义军政权和敦煌地区的声望，掌握敦煌地区的军政大权。从李氏诸“功德碑”看，佛窟确实在提高和保持家族声望中起到了作用。 翟家窟是敦煌石窟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家窟，即莫高窟第220窟，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第220窟不仅开敦煌石窟家窟之先河，而且以她全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敦煌石窟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佛窟之一。当然，敦煌石窟的翟家窟中，甚至在整个敦煌石窟的家窟群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建于唐咸通年间（862——867年）的莫高窟第85窟，它突出了这样几个特点：1，初建时家族窟主与施主的协作关系；2，家族窟主与施主关系的演变；3，不同时期出现在该窟甬道首席供养人位置上的官宦施主；4，僧窟以家窟名义的历史。 家族观念也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国特色之一，敦煌的大族、敦煌石窟的“家窟”，为我们进一步表明了佛窟的社会性质。同时在一座座“家窟”的营造过程中，同属这一家族的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社会化特征。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装载着其家族的历史，也装载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敦煌石窟的“家窟”去了解敦煌的家族，进而去认识敦煌及中国古代社会，认识敦煌的社会化佛教。许多看过敦煌彩塑和壁画的人，包括一些专家都说，敦煌的艺术品不像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而应该都是出自大师之手。因为这些作品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师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肯定的是，敦煌的壁画和彩塑基本全部出自各时代的民间工匠之手！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中间并不乏伟大的艺术家，但他们都没有机会扬名后世。塑匠、画匠也属古代的手工业之一类，他们与其它手工行业一样，也必然受到手工业管理制度的制约，使一般塑匠、画工的水平，作品的时代风格都必须达到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标准，这就形成一个时期内大师的作品与工匠的作品在艺术水平方面没有多大的差距的现象。这样看来，决定一个艺人能成为大师或成为一般工匠的因素并不完全在艺术水平方面，而在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机会等等方面。所以，从敦煌石窟看，不论是建筑、彩塑还是壁画，都应该是出自伟大的艺术家们之手！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是巨匠大师群体。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勇敢、联盟和智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敦煌石窟文化，创造了敦煌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创造一样万古长青！我们今天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石窟文化，就是想让敦煌精神，特别是敦煌工匠的创造与奉献精神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