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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典论》是曹丕做太子时候写的一部专著。据《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丕写成《典 论》后，“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又引胡冲《吴 历》云，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据《魏志》载，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曾“以文帝《典 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大学，共有六碑。说明曹丕本人及其后人都很重视这部《典论》。《典论》全书大概到宋代已经亡佚，今存完篇只有一篇《自叙》和这篇《论文》。 曹丕在本文中，批评了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应享有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中涉及到：文学 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问题，文体问题以及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等等。曹丕将文学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摆到了与事功并立的地位。这是对儒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传统思想的补充、完善和发展，把“立言”的内容丰富了，从而突出强调了文学的“经国”作用和“不朽”意义。在作家个性问题上，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论断，并且作了具体论述。“文气”说遂由此发端，逐渐发展成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后代影响很大。对于文体问题，曹丕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说明各种文体既有共同的原则、共通的东西，又有具体的规则、不同的要求，所以既要研究其一般的规律，也要注意其不同的特 征。曹丕抓住了“本”与“末’的关系来谈文体问题，有辩证的观 点，同时也纠正了前人只限于本而不及其末的片面认识，是很有创见的。后世之文体研究，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等，大略从此肇端。关于文学批评 的态度，田是立足于实际，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贵远贱 近，向声背实”，二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都具有针砭现实的作用，同时还具有相当的概括性．所以一千多年来常被人们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对文学全面提出了崭新的观点，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其中论述到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是提纲挚领式的，未及全面展开，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刘勰在评论曹丕的才情时说，“乐府清越，《典论》辨要”(《文心雕龙才略篇》)，以“辨要”二字概括《典论·论文》的特点，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吴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