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bin9000
1、题目宜小不宜大 内容宜深不宜浅 2、课题要新 逻辑要顺 文理要通 
看看下面这个经济学论文范文怎么样，也是用某种经济学原理解释某种经济学现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 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 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 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 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
建议你写房价的供需矛盾，这个相对于简单，而且在自己身边，也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以下为摘取的一篇文章的分析，也许对于你所要求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下的暴利认知上的差别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有三种形式：一是不被任何人知道；二是它只被一些人知道而不被另一些人知道；三是它被所有的人知道。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说的是在某一事件中所涉及的信息在参与者之间的不对称分布。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很多，知识结构的不同，教育水平的不同，交流能力的不同等都会造成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参与者所获信息含量的不对称，即市场交易的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出现一方多、一方少，或者一方有、一方无的情况；另一类是参与者获取信息的时间的不对称，市场交易的双方获取信息的时间点有先有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存在不当获利的机会，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或欺骗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信息不对称”催生下的信息经济学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最常见、最让人感到头疼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就要算是虚假广告了。在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广告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消费者时常会感到迷茫和无奈。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和精力的有限，消费者通常无法精确地去判断广告的真实与否，以至于与虚假广告有关的“信息不对称”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微观经济行为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信息的不对称给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假设：一个是竞争假设，市场中的每个经济主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有一个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主体拥有与交易相关的所有信息，也就是说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绝对完全的、对称的。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掌握的信息总是不那么的对称，所以就有了古人的一句谚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信息的不对称势必会导致信息的优势方为牟取自身的更大利益而做出损害信息劣势方利益的行为，它可能会使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使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很难能够以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来配置，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市场的失灵。同时，信息的不对称还会带来道德上的风险（Moral Hazard），滋生腐败。针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展开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创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克尔洛夫、斯坦福大学的斯宾塞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开始关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分别从商品交易、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三个不同的领域对信息经济展开研究。1970年，阿克尔洛夫在哈佛大学期刊发表了名为《次品市场》的论文，对信息不对称在商品市场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他在该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柠檬”模型，从而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劳动市场的信号》则是斯彭斯的研究成果，该文对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与应聘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斯蒂格利茨通过分析保险市场、信贷市场等道德风险问题提出，缺乏信息的交易方应该如何获取更多的信息。2001年，为了表彰阿克尔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三人对信息经济学做出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向他们三人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终完成。在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信息不对称是核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两大支柱。通常，我们一听到信息经济学，就会把它和计算机、通讯网络联系在一起，将它等同于信息产业经济学。其实不然，信息经济学是一种理论经济学，它是在否定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完全信息假设”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理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性很强，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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