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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不仅被历代的读书人称为“圣人”，而且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孔子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被列为世界十大名人之一。但孔子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形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孔子形象。我们一直想了解：孔子本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能做的，大家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接近历史上本来的孔子，但同时，我们的认识又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永远值得人们重新研究的缘由所在。孔子开创的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并不象有些学者所说的变成了“游魂”。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它、了解它。孔子的一生是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一生，是追求社会治平、世界太平之道的一生，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人生都有悲剧色彩，但他们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和情景是各相不同的。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是逆着潮流而走。但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己的民族和人类，所以说他是东方的圣人。在现在中西对话中，孔子是东方文化的象征。 一那么下面我先简单地谈谈孔子其人。孔子后来被尊为圣人，其实他这个人的一生也是很平常的。他晚年的时候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修养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总结大体上说明了孔子一生的生命历程。孔子三岁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困。孔子生于陬地，在他幼年的时候，母亲就把家迁到鲁国的都城曲阜。为什么迁到曲阜？曲阜是当时的文化政治中心。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公是“制礼作乐”之人，曲阜在当时是文化典籍集中的地方，孔子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孔子在很小的时候玩游戏就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拿礼器来做礼仪方面的游戏，这与一般的儿童不一样。孔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我年少时地位卑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卑下的事情。孔子曾经在鲁国当过管理粮草和牛羊的官吏。这是很小的事，但他做得很认真，一丝不苟。当他管理仓库的时候，“会计当而已矣”，很认真很仔细；他在做牛羊官的时候，牛羊很肥壮。这就说明孔子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非常认真地做好，不眼高手底。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行事。孔子一生非常勤奋地学习，从未间断，自“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没有间断过。他的学习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学习中体会到乐趣。不同于现在的一些人以学习作为实现其他的目的的手段，学习是孔子生命的一部分，可以是培养完善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境界。就象他讲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学习中对知识产生一种乐趣。孔子一生就是这样的，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可以说是对其一生的一种总结。孔子一生无所不学，但学无常师（《论语·子张》）。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他曾向当时一个很小的诸侯国的人学习请教过历史文化问题，还曾专门跑到东周（今洛阳）问礼，据说还向老子问过礼。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文化里头主要的有两派，一派是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一派是道家，以老子为代表。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儒道互补”，两家思想不同，但可以相互补充，形成张力，使得中国文化延续不断。这个说法可以商榷。我认为，儒、道是同根而生的。特别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比现在的通行本早得多，这里头有些关键的地方与现在通行本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现行本批判儒家的地方，出土本却很多地方和儒家思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这就更证明了，他们的根本思想是同根的。当时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在周商时代，学校教育是官学，贵族可以学习，一般 
有教无类人为本 仁礼相成德为首——浅谈《论语》中孔子教育思想对素质教育的启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史学家。有人说：“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笔者每每翻阅，感到《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前的素质教育有许多相通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与借鉴。一、继承“有教无类”办学思想，努力实现教育均衡公平。孔子从教40年，据说弟子有三千之众，贤者也七十有二。像颜路、颜渊等等是穷人，子贡等是富人；仲弓、伯牛、子张等是贱人；而孟懿子、南宫敬叔是贵族之子。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孔子创立的“有教无类”办学思想，在今天看来就是：“教育均衡与公平”。孔子是私人办学的真正开创者。他创建的学校，没有院墙，没有篱笆，没有门卫，更没有高大雄伟的建筑，甚至没有固定的讲堂，向全社会完全开放，与外界没有一点屏障。正因为孔子讲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因而整个天地间无处不可以为场所。《孔子游春》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既可“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也可寄情山水之间，指点“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的人生感悟和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既可在出访、周游列国的旅途中，告诫学生“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也可在陈蔡绝粮之际甚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告诉学生“君子固穷”之志和生命存在的庄严。虽说孔子没有固定的学校，但天地间无处不是孔子的学校。在山巅，在水涯，在林中，在庭院，在途中……总之，对孔子来说，无处不可以为教，亦无时不可以为教。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揭示了教育不是某部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孔子教导人的，不是如何挣大钱、发大财、当大官，而是人如何才称得上是人，怎样才能算作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孔子告诉我们做人比发财更根本、更基础、更富有根源性。要做人，就要修己。现实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东西，有许多贪欲、偏执、矫情，这些东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偏离了生活的常态，难道不需要“修”吗？不需要“理”吗？修己就是修理自己，打点自己，使自己心态、行为由不正归于正，这里并没有远离生活常态的更高深、更玄远的东西。修己何分阶级，何分富贵贫贱，何分男女老幼，而是人人应为能为，能知可知的事情。孔子教育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将礼乐教化不分族类、不分老少向所有人敞开，实践“有教无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但由于地域间、城乡间、校际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快慢班”、“择校风”屡禁不止，使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一时难以实现教育均衡。为此，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校际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毋庸置疑，要在我国全面实现教育均衡公平，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义务教育法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只有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教育均衡公平的美好理想。二、继承“仁礼相成”教育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这里的“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孔子不仅把“学会做人”，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并十分注重师表的作用。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孔子对为官者的一种行政品格的概括，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对老师的一种要求，从后面这个角度看，就可以知道，孔子信奉的是“身教”而不是“言教”。孔子曾多次表达过对巧言令色者的厌恶。也曾当着子路的面说“是故恶夫侫者。”在信奉“身教”这一点上孔子又特别强调道德修养，所谓身正与不正，指的是品行端正与否，演绎下来，可以这样说，老师的品行端正了，学生们就会跟着学，老师品行不端正，即使你叫学生去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听从，这里可以看到榜样的力量，也可以看到德育的渗透。孔子关于“仁礼相成”的教育思想及其人生价值，主要包括：一是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二是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这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三是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孔子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体现了他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子曰：“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在孔子看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极为重要。 三、坚持“学以致用”教学目标，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孔子在培养人才中强调：“文、行、忠、信”。（《述而》）把“文”放在首位。孔子开设6门课：礼、乐、射、御、书、数。礼与乐都是人文教育。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诗是指文化教育，礼是指礼仪道德教育。他认为道是至高无上的。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孔子十分重视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及人文素养的培育。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孔子将“乐”的内含之一“诗”独立出来了，“诗”在这里，是独立的艺术。诗尚情，礼尚理。在人格的建造上，诗的作用主要为“兴”，即启动人的情兴，为接受礼的教化做准备心理，或者说提供一个心理基础。这是因为，诗是用语言作为传达方式的，主要取语词表情的功能，但是由于语词毕竟是概念的形式，它也必然具有理性的内容。正是这理性的意义方面，使得诗直接地达于礼。礼主要从理念与行动相统一的意义上谈人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包括家庭中与长辈、平辈、下辈的关系等等。因而它对于人格的塑造，处于关键的地位，它是人的主心骨，是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人得以在社会生存的基本原则，故说“立于礼”。“乐”的形式为乐音，它不同于语言，纯是情感的符号，表意很困难，虽然乐是抒情的，但是此情因为经过理性的过滤，溶解了理性的内容，这理性的内容，就是上面讲到的仁。由于理性的内容完全溶解在情感之中，它对人格的薰陶深入到心理的深处，因而收效是更为持久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这样，乐就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格结构。所以在人格的成就上它高于礼。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对于我们实施新课标，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和特长兴趣培养颇有启发。四、坚持“因材施教”教学原则，遵循学生个性差异。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创立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实施因材施教，遵循学生个性差异的关键是对学生有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准确地掌握学生各方面的特点，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孔子就十分注重观察、研究学生。他采用的方法有“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以及“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废哉，人焉瘦哉？”（《为政》）即通过观察和与学生谈话进行全面了解。正因为如此，孔子十分熟悉他的学生的特点与个性，比如他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先进》）就是说他的学生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正是由于对学生的充分了解，所以孔子的教育和教学就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个性特点来进行。同样问“仁”、问“孝”、问“政”，孔子的回答往往是难易、深浅、详略、繁简各不相同。如樊迟和颜回都问“仁”，孔子回答樊迟是“爱人”，回答颜回却是“克己复礼为仁”。遵循学生个性差异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对于当前我们依法实施素质教育颇有启发。大家知道，未来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需要的人才必须具有多种能力，如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吸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合群能力等等。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模式，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忽视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以学生所谓“主课”考试分数和升学率高低作为教育的评价方式，高分则优，胜者为王。学生的思想品行、身心素质、个性特长等，一律被置之度外。今天我们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吸取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从学生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从而实现以人为本、学有所长、和谐发展之目的。《论语》中，孔子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还有许多具有真理性的东西。如教学相长，学思行结合，文道结合，启发教学，循序渐进，温故知新等等。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与扬弃，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浅谈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发布者：郑茜 发布时间：2006-6-23 12:13:00 内容摘要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尤为杰出和卓越，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教学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而他与学生之间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是今天的教育者着力追求的目标。全面认识孔子教育思想，将有助于启迪我们今天的教育者更深入的了解教育的意义之所在。正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孔子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孔子的一生除了参与政治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孔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有精辟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所积累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辉。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次执行局会议讨论，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由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首期为5年)，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高级别的奖项，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义设立的教育奖项。中国的教育家千千万万，为何独以“孔子”为名设立教育奖？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做一次全面的认识。一、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在教育思想中，孔子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应该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只要诚心求教，不分贵贱贫富，都应热心教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束修是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说愿意在孔子门下学习的，孔子都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人称为“贱人”的仲弓父和“鄙家”子弟子张；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蓬户瓦牖，捉襟见肘的原思和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渊；有北方的卫人子夏，陈人子张，又有南国吴人子游。孔子不因弟子的出身、贫富、资质、国籍的差异作区别对待。南郭惠子曾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说明孔子门下的确是良莠不齐的，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化愚为智，化恶为善。孔子扩大教育对象，创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1]，使一部分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摆脱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加速文化下移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文化在贫民中传播，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人才，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等同于孔子主张教育平等，更不是主张教育普及，孔子虽然提出“有教无类”，但至少女性是排除在外的，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所以，女性必然是被孔子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的，而他“来者不拒”之后的“去者不止”的作法也是其未主张教育普及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使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民间的百姓中广泛的传播，为我国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时代，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皆将其作为教育对象，这也充分显示了孔子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极大的革命勇气和魄力。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虽然孔子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这是由二程和朱熹从孔子的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曰“夫子教人，各因其材。”[2]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则建立在“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对学业生的志趣、专长、能力等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孔子都是心里有数，在掌握了每个人的特点之后，孔子有的放矢的对其施以不同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读《论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孔子在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知”时往往会根据学生性格、个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回答。在《论语• 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综观孔子的诸位弟子之所以各有所长，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的成绩，正是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专长，因材施教的结果。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孔子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进行施教，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孔子看来，所有的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是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的。他将因材施教与启发式诱导相结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利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艺术，孔子则只用了几句予以表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也正是由此而来。按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3]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建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基础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让其学生举一反三，要求学生不但要“闻一知二”，进而更要达到“闻一知十”的境地，而教师则只是从旁加以点拨，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挥，就是通过启发式教育来体现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之下，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最终达到豁然开朗，欲罢不能，乐学好学的境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博学多闻的重要原因。三、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上，孔子提倡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求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孔子的教学形式主要是采用了谈话法，有许多人一起谈的，也有与个别人的交谈，《论语》记载的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相互问答，讨论的情况。孔子在教学中主张民主，其思想基础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4](p87)。他提出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妄自臆度，不能专断，不能固执己见，不能自以为是。在谈话教学中，孔子注意造就一种自然、友爱、诚恳的学习气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切实实践着“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孔子的弟子子路性格率直鲁莽，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亦真心接受；而作为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的颜回，由于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反而引起孔子的不满，批评颜回的这种态度“非助我者也” [4](P111)。子游为武城宰很有政绩，孔子视察时“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并言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马上反驳，说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意思说：我的为政都是从老师你那里学来的，孔子则马上就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P182)。孔子并不以子游的“当仁，不让于师” [4](P170)而难堪或怨恨，而是当即肯定了他的意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平等交流，形成了一种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整个教学过程即是教师教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两者辩证互动，就教师而言，教即是学，教与学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就学生而言，从教师处学得知识的同时仍需自己努力，方能有所提高。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从而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实现了共同进步。四、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的“师道尊严”是建立在与学生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作为一位圣人、圣师，但他却并没有“至圣先师”的架子，他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他对学生谦和友爱，他对学生的教育总是展开在与学生的结伴郊游中，展开在与学生席地而坐的交谈中，这是一种充分的平等和民主。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敬而不畏，崇而不惧，他们对孔子畅所欲言，有疑必问。孔子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师生之间有如父子、朋友。孔子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对于不求上进，白天睡大觉的宰予，孔子的批评是很严肃的“朽木不可雕也，类土之墙不可圬也” [4](P45)，这无情的责备是建立在孔子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之上的，是一种真正的有情，正因为有了孔子的“无情”批评和热心教诲，才使“昼寝”的宰予最终能序在四科，成为孔门之贤。伯牛有疾，孔子亲自探望，“自牖执其手”，无限感慨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4](P58)哀痛之情一览无余，溢于言表。孔子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当属颜回，但颜回短命早夭，“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呼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4](P112)，颜回的死让孔子涂感哀伤，有一次他曾说“颜回很好学，可惜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婉惜、哀痛怀念之情令人感伤。孔子对学生的热爱，同样也赢得了学生们对他由衷的敬爱。周游列国时，颜回掉队，等追上来时，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4](P117)师生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可见一斑。难怪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孔子死后，众弟子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在墓旁守孝三年，而子贡仍不忍离去，又独留三年。后来孔子的弟子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前往孔子墓旁居住安家的有百余户，因而那儿就被命名为“孔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每个学生都是关爱有加同时又是一视同仁，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个特殊人物，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孔子的弟子陈元以为孔鲤从孔子那里得到了什么特殊传授，但经过调查后却发现没有这回事，高兴地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4]( P178)孔子主张父子“亲亲”，但却不把它用在与孔鲤的师生关系上，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不亲亲疏疏，实在难能可贵。孔子穷数十年的教育经验，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和深刻启发性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资源。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仍时时感受到中国的教育乃至世界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依旧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开创型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历史的洗礼之后的今天更显得睿智而可贵。参考文献[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389[2] 金良年论语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89[3] 刘俊田四书章句集注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147-148[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5] 杨伯峻孟子泽注[M]北京:中华书局，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