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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利益”一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对外政策宣示之中。后来，针对台湾问题，继之是对西藏、新疆问题，出现了“核心利益”的提法。2010年，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我们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核心利益。 2011年秋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则正式、全面地提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的界定与对外宣示，对于我们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随着我们对“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视与强调，国外舆论对此的关注也日益上升，近年来，甚至出现了种种担心与置疑的声音。 在国内，专家学者、民众及媒体中的不同认知也逐渐显露出来。 本文结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学习心得，从若干方面，就如何认识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有针对性地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期通过讨论，对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及加强其政策指向，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关于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正式、明确地宣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对此，有人称为六大核心利益。 应该讲，这是在界定国家核心利益与划分国家利益层次上做出的重要努力，它首先确定了国家利益中最重大的部分，是国家利益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我认为，对于核心利益的界定仍然有讨论的余地。 首先，是否应将国家安全与其它五个方面并列为核心利益？事实上，国家主权等五个方面恰是国家安全中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国家安全的内涵却又不止于此 。将国家安全与其它五个方面并列为核心利益，在逻辑上不够严谨，在内容上过于宽泛。 其次，“国家统一”与“主权”、“领土完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三者相关联系，密不可分，此前，我们将其表述为一项核心利益 ，即体现了这一点。当然，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台湾还存在着台独分裂势力，突出国家统一，将其视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项首要任务，则是非常必要的。 再者，“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内涵比较清晰，但“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的内涵是什么？是指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还是指开放合作的国际市场、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或者两者都包括在内？显然须要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根据《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阐述的相关政策，我认为，上述两者都是“基本保障”的重要内容，必须使之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最后，在核心利益的表述上，建议明确加上“国民生命安全”的内容 ，这将更加符合党和国家近年来提出的“一切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预言，随着社会发展及国家利益向海外扩展，对于中国来说，保护国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性将日益彰显。2011年春，我国采取果断行动迅速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撤员，已在实际行动上体现了这一点。 总之，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上，还应继续下功夫，力争使其更加准确、全面、有说服力，对我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工作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 当前，要重点防止核心利益泛化的倾向和将核心利益内涵急剧扩大的冲动。核心利益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的、至关重大的、事关全局的利益，范围宜窄不宜宽。做出过宽的界定将会冲淡、弱化真正的核心利益，带来主次不清的问题，反而有损核心利益的维护与发展，在实践中造成国家战略资源的浪费及内政、外交上的被动。 此外，我们还应防止对国家核心利益界定做出过于简单、传统的理解。例如，认为“界定国家核心利益就是对外划出了红线”，这种提法显然是不准确也不正确的，因为它不仅忽略了我与他国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的现实，而且大大降低了我进行军事斗争和战争的门槛 。这样的解读，既不符合我界定核心利益的初衷 ，也不符合我对外政策，应及时予以纠正。 二、关于建立完整的国家利益认知体系 与核心利益界定紧密关联的是对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的界定，目前学术研究界对此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未上升到国家层面。只有这些后续研究跟上并与政策接轨，才算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利益层次的划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家利益认知体系。届时，核心利益将更加集中、突出，内政外交的轻重缓急将更为明确，针对不同层次的利益采取的应对手段，将更为精准有力。 那么，究竟哪些利益属于重要利益，哪些利益属于一般利益呢？与核心利益相比，两者的内容广泛，较具变动性，不像核心利益有限、稳定、持久，明确做出界定可能要费更多的功夫。在此，仅试着提出一些界定的标准，大致有三条： 一是与国家核心利益相比，其重要性呈递减状态，国家对其投入的力量亦呈递减状态。二是维护这些利益必须服从并有利于维护核心利益；在必要时，它们可能为维护核心利益做作出牺牲。三是从应对手段上来看，核心利益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侵犯与破坏的，在核心利益上没有或只有极小的妥协余地，为了维护台湾等核心利益，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而在重要利益与一般利益问题上，对外发生分歧、冲突时，将坚持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坚持不诉诸武力和“不开第一枪”的方针，解决分歧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妥协和利益交换。 总之，为了更好地把握核心利益，在继续深化对核心利益研究与认识的同时，还应尽快把对国家重大利益、一般利益的界定提上议事日程，争取早日建立起完整的国家利益认知体系，使之成为我们制订战略、进行决策、完善制度建设的重要支柱。 这一体系一旦确立，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宜频繁变动。当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划分不可能一成不变，如果国际、国内形势及国家利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的界定与划分也必须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关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新兴资本主义强国，都曾经主要依赖战争等强制手段来维护和扩充国家利益。“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特别是在20世纪，追逐霸权、实力对抗、兵戎相见，使人类惨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在革命与战争时代，对于站在正义一方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暴力也曾是其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与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心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致力于建立互利双赢的和谐世界、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来说，则更是如此。 在新时代、新形势、新环境下，在对外交往中，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外交手段——这里是指近年来我们已经提出的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为一体，使政府间外交、公众外交、民间外交形成合力的总体外交、大外交，应该被置于更高地位，发挥最主要、最突出的作用。 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外交流与对话，开展政治、经济、人文、军事安全、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合作；减少、消除相互误解；进行危机防范与管理，控制、解决利益冲突；建立与增强战略互信。 与以往的时代相比较，在大国力量的构成中，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中，军事手段的作用在下降，其可能获得的收益也在下降，这已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进入新世纪后，军事力量超强的美国仍然动辄用兵，得到的只是深刻的教训。但是，军事手段并未过时，在我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努力中，作为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其大可作为；作为防卫力量、威慑力量，其不可或缺，作用重大；在进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方面，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承担起更多的重担；作为战争行为，它既是最后的选择，又是必不可失的防线。 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护主权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努力中，须将领土争端问题与台湾、西藏、新疆问题有所区别。台湾、西藏、新疆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 ，事关国家统一。在这类问题上维权，不能有丝毫的退让；一旦触及红线，中国有使用武力的坚定决心与意志。而对于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国的一贯政策是通过和平对话解决而非诉诸武力，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针。不久前，《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再次庄严宣示：中国“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在解决争端的协商对话中，“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宣示对解决领土争端完全适用。近两年来，随着我与一些国家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摩擦的上升，国内外置疑我现行政策的声音都在上升，或者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了（这种来自国外的声音多数出于误解，但也有少数是有意而为，故意挑拨），或者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调整，主张用武力解决争端。对于这些错误的看法，政府、学界都应有清晰的回应，决不应让其动摇了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 为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我们还必须处理好斗争、妥协、合作三者的关系。当国家利益受到外来挑战与危害时，毫无疑义，斗争是必要的，是第一位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为了维护某些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保持使用非和平手段，包括使用武力的权利。我们的斗争策略则是“有理、有利、有节”，这一策略方针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经受过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在新的形势下应得到更好的应用。 妥协与让步亦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根据力量对比，在某些情况下，做出妥协与让步或者是为了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或者是为了找到对立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为了获取、维护其他方面的重要利益，或者是为了维护双方关系的大局。当然，妥协与让步应是相互的和有限的，决不能损害国家的总体与长远利益。 与过去相比，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大国之间，为了避免双输、争取双赢，这一手段的重要性在逐步上升。 以合作来维护、争取国家利益，则是一种新思维、新方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化已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各国仍然面临种种传统安全威胁，但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增长， “全球性挑战”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威胁” 。在此情况下，尽管国家间仍有种种分歧与矛盾（包括在非传统安全上），但却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各国已乘在同一条船上，有着某种“生命共同体” 的关系。面对国际形势、国际环境及国家利益关系的这种重大变化，如何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化干戈” ，以合作限制、消融彼此间的分歧与冲突，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任务。推进这样的合作需要智慧，更需要战略眼光。 四、关于各种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处理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一般利益、重大利益与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利益关系处理好了，各种利益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配合，“1+1>2”；处理不好，则可能顾此失彼，“丢西瓜拣芝麻”，甚至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在此，主要就处理两种关系谈一点看法。首先是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各种核心利益可以在相互促进的情况下得到实现，换句话说，就是应尽可能地使维护核心利益的努力相互支持、配合与协调，避免出现为维护某一核心利益而导致其他核心利益受损的情况。但在现实中，核心利益之间也可能出现一定的矛盾，使我们面临艰难的抉择。例如，在本世纪初，面对猖獗一时的台独势力，如何处理坚持现代化建设和解决台湾问题之间的关系，曾经成为困扰中国研究界、决策层的一大问题。当时，专家学者中曾出现较大的分歧。后来，经过全面衡量，我们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政策，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当前，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争端的上升，我们似乎又面临着新的困扰，须要做出新的抉择。 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处理核心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需要发展一种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总体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和平发展战略”就是这样的战略。 我相信，只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抉择不动摇，坚持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不动摇，在当前，我们就可以解决国内民众中出现的困惑及政府决策上的困扰；在未来，面对新的矛盾，也一定可以根据轻重缓急，较快地做出明晰、正确的决断。 其次，关于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维护国家利益时，这是我们会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有两点基本看法。第一，当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时，首先要分清这一挑战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如果只是局部的，或者挑战看似来头很大，却根本无法撼动我根本利益，我采取的应对及反制措施应是有限的、渐进的。而如果挑战是全局性的，可能对我核心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我则必须做出全面、强烈的反应。第二，在现实环境中，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对方的行为可能或已经危害到我方某些方面的利益，但与此同时，我与对方在其他诸多方面仍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做出总体评估。如果评估表明，两国关系仍是共同利益为主，或者保持与发展两国关系仍获益更多，那么在开展斗争的同时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仍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多年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案例。然而，近两年来，对于处理对外关系时要“维护大局”、“把握全局”这一基本观点，国内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原本正确的做法遭到置疑。针对这种现象，强调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显然十分必要。 五、关于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及全球利益的关系 当今世界或者说国际社会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并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并都将其作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主权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也决不例外。对此，中国政府、广大民众及媒体有着高度统一的认识。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各国利益的交融共生已达到空前的高度，相互间的摩擦与碰撞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在此情况下，要有效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不仅必须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还必须处理好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也称全球共同利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恰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新课题，国内也有种种不同意见，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除了要处理好上文提到的斗争、妥协、合作三者的关系外，还应特别强调三点：一是要更加注重合作，不仅要在双方有共同利益或存在利益交集的领域大力加强合作，而且应在减少摩擦、控制冲突方面积极寻求合作（对此尤需以新思维进行探讨），还应该把加强合作作为抑制与缓和分歧的重要途径。二是要尽力防止因双边关系中的摩擦与分歧妨碍双方的合作，对以停止或放弃合作来应对摩擦与分歧的做法尤要慎行。三是在利益竞争中，博弈与斗争是必然的，为己方争取较大的利益也是必然的，但要超越零和博弈，力争通过磨合实现互利双赢，坚决避免双输的结局。 “全球利益”是一种较新的提法。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及各国面临的全球挑战不断加剧，这一提法应运而生。有学者将之定义为“人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共同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总和”，“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全球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我认为，如果简单通俗一点，也可将其定义为在全球化形势下，关系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为绝大多数国家所公认、需要各国共同维护的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处理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时，从理论上讲，使两者得以并行不悖的发展应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则。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处理这一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基本一致，当然好办，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就是了。但如果出现差别又该怎么办？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然从长远看，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相一致，但在近期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二是虽然在总体上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相一致，但在局部上却有所抵触。面对上述情况，一种选择是使本国利益服从全球利益，这需要多数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否则，将会有损本国利益。另一种选择是使全球利益服从于本国利益，然而，如果多数国家都这样做，全球治理将举步维艰，最终可能导致“多输”的结局。 从长远看，我们努力的目标应该是争取世界各国都把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地、自觉地组成“生命共同体”，这将是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但从现实出发，在较长的未来，我们也许只能尽力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努力争取使两者有越来越多的交集。换句话说，就是当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存在差异的时候，既不能简单地使本国利益完全服从于全球利益，也不能为了本国眼前或局部的利益而置全球利益于不顾。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坚持东京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自己的发展利益，一方面又根据本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现实，日益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 这是我们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关系方面作出的有益尝试，值得充分肯定。今后我们应朝着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同时也推动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共同为维护全球利益而努力。 
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捍卫民族尊严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敢于维护国家利益、反对世界强权，从未在外来压力下弯过腰、低过头，那么现在中国发展强大了，更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一些人把中国维护合理合法的国家权益说成是“咄咄逼人”、“傲慢”、“强硬”，鼓吹“中国威胁”等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要始终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正当合理的海洋权益，是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既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又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坚决在国际上遏制“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防范国际暴力恐怖活动向境内渗透，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同时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强军目标的保障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队要遵循国防经济规律和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建设规律，自觉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地方要注重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自觉把经济布局调整同国防布局完善有机结合起来。要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加强国防教育，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军队建设和改革，配合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一国两制的意义：“一国两制”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供了政策保证，它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指明了方向，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一国两制的意义一国两制的重大意义1、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中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范例。2、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香港从此摆脱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3、香港回归祖国后，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4、“一国两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前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