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叶2
1．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的性格，都存在着A、B两面。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俗名利、地位和声望的追求。宝钗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圆滑世故”；但骨子里，她却实在是一个耿介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在小说里，每至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给家长们留下诸如“忌讳”、“离格”、“不祥”之类负面印象的，几乎总是宝钗；而明确表示自己渴望“邀恩宠”、“独立名”的，几乎总是黛玉。《红楼梦》全书又恰恰以宝钗的《螃蟹咏》骂世最狠，以黛玉的《杏帘在望》“颂圣”最力。这无疑是作者对钗、黛深层次性格的一种暗示。2．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处世，更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但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对各种世俗利益、名位的关注和向往，却又远远强过于宝钗。相对而言，宝钗比黛玉处于更为优越的位置。但宝钗却根本不屑于尘世的争名夺利，甚至不屑于元妃的特别恩赏；反倒是黛玉连小小几枝宫花，都要斤斤计较，非得比出个势利不可。一个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所以，我们说，在《红楼梦》（脂评本原著）中，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 
论《红楼梦》的思想性 这里要谈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开现在存世流传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写结局，只论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砚斋批语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线”提了开头、而现在已经“迷失”的后几十回所写结局。本文只谈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它总体的艺术性构成，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俞平伯、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等专家、学者已经撰文剖析评论，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一些学者的评价，我却认为过于拔高；“知人论世”，我有些话，忍不住一定要说。 曹雪芹《红楼梦》的哲学指导思想，我认为仍然属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学”传人李贽一派，但还没有李贽那么激进。《红楼梦》主角贾宝玉，“毁僧谤道”，却仍然推崇“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贾宝玉推崇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明明德”，烧掉其它书而保留了《四书》，显然是认为值得继续学习；女主角林黛玉，其父亲为她延师教读，读的也是《四书》。如果认为儒家王守仁和李贽学派仍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应该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 曹雪芹《红楼梦》“大旨谈情”，我认为其哲学根源也来自王守仁和李贽：王守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传习录》）；李贽《童心说》，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贾宝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没有受到现世污染的“童心”。 当然，曹雪芹“大旨谈情”，也受到了汤显祖、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家的巨大影响。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大胆追求爱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编纂出版《情史》，汇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迹，在序言中说自己“余少负情痴”，扬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金圣叹批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庄子》、《史记》并列，推崇表现男女爱情的《西厢记》是“天地妙文”。 谈情，钟情，往更远追溯，有儒家说《诗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魏晋时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为。张宜泉诗序记曹雪芹“字梦阮”，敦诚赠诗说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这些，我在《爱红臆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引述。《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曹雪芹对这个典故应该很熟悉。他后来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创作的《红楼梦》要“进呈御览”，被强迫修改，他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殇逝，他“悲不自胜”！ 没有宝黛式爱情作基础，纵使结合为家庭，在曹雪芹笔下，也多变成“怨偶”；如贾琏和王熙凤、迎春和孙绍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数妾。宝玉的父亲贾政、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为，都还属于“正面人物”；而他们全都有妻还有妾。宝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为妻外，已经当面委婉应许袭人、紫鹃做小老婆；即使不说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宝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应该也是愿意满足她的。 周汝昌先生提出：贾宝玉的爱情对象，其实是史湘云。这个问题牵扯面广，要另作别论，这里不谈。 曹雪芹《红楼梦》的政治观点，我以为，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民主”这样的西方传统，还才由卢梭重新阐发，传播到北美殖民地；这种现代玩意儿，那时还没有传来中国，曹雪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呢。他贬斥“国贼禄鬼”，只是反对那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贽一样，他并不反对皇帝。他让主人公贾宝玉歌颂“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还说要“作践”匈奴“犬戎”，发扬武勇，“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著文立论，反对封建专制；对比起来，曹雪芹《红楼梦》在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先进的。 曹雪芹《红楼梦》，是揭露了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没落，把后代历史学家都称赞的“康、雍、乾盛世”贬为“末世”；但是，当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应该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却没有表现它们，没有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 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苛求于古人。曹雪芹虽然“无材可去补苍天”，甚至到后来他还很可能脱离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他和清朝满族统治者，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而把他看得、评价得好像一个“革命者”。 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讨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朽衰败，必然灭亡。曹雪芹《红楼梦》如此思想性，已经够了不起了。 根据张爱玲先生《红楼梦魇》的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早期稿本，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贾宝玉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没有能够专心读书，科举出仕，家庭败落以后就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性格决定命运”，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导致他必然只有悲剧命运。 而现在存世的脂评本《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创作的稿本；这其中的悲剧，已经是社会性悲剧，“历史必然性的悲剧”。 贾宝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见容于当时那腐朽社会。贾宝玉的爱情理想超前高级，然而，在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却不能实现。 贾宝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长所愿，与薛宝钗成婚，努力读书应试、步入仕宦，又能如何？书中就写有贾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却被机巧者看作迂腐，终于被蒙骗，不能当好官。 反面，贾雨村奸巧狠恶，巴结权贵往上爬，为贾赦夺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狱。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结局，不也“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没有好下场吗！ 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会、封建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鼎盛过后，就必然衰败，任你怎么“补天”补地，也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 《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让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预示全部结局。辩证地看，“了”也就是完结；旧的因缘完结了，可以开始新的因缘，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满；既完满，就必须完结，否则，“乐极悲生”，仍归完结，但却是别样的完结，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结。因此，社会人生，确如曹雪芹让跛足道人所唱所说，“好”就是“了”，也必须“了”。外国智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刚一感叹“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来收取他的魂灵了。 因此，论述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悲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处境，窥见了宇宙演化的秘奥。 在这个社会性悲剧中，人世间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亲情人情、纯洁的爱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怀！怎样才能保全永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读《红楼梦》，促使你不断思考、反复辩难。 不只艺术魅力，《红楼梦》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你去一下“红楼大观”网站 里面有好几个版本的红楼梦 还有好多学术论文 包你满意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后来成为贾宝玉之妻。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红楼梦》第38回，她就作《螃蟹咏》，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而她自己最喜爱的词曲，居然也是一首富于孤愤、反叛色彩的《山门•寄生草》！由于受程高本的误导，红学界对薛宝钗思想性格的认识长期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薛宝钗“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但事实却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钗恰恰因为自己的个性而得罪了家长！如小说第22回，宝钗就曾一首《更香谜》，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时候，宝钗蘅芜苑那“雪洞”一般朴素的室内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满，认为是在亲戚面前很扫了她的面子。贾母对宝钗，一则曰“使不得”，二则曰“不象”，三则曰“忌讳”，四则曰“不要很离了格儿”，五则曰“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全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到后来，“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时刻，贾母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宝钗在贾母面前由“受宠”转为“失宠”的重要标志。如果宝钗真是“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她何以会落到如此结果呢？可见，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钗恰恰是最不屑于玩弄什么“城府”，以讨好家长的人！正好，脂砚斋对于钗、黛写应制诗一事的评语也是：“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对弱者真切的同情，却对权势者“不屑”，这才是宝钗行事的基调！另一种观点也同样错误不堪。即认为宝钗“热衷于仕途经济”，只会“谈讲谈讲仕途经济”。事实正好相反，宝钗恰恰与宝玉一样，最痛恨当时的官场、最痛恨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这种官场人物！宝钗劝宝玉读书做官，不过是希望宝玉能够掌握权力，去消灭那些“禄蠹”而已。正如她在《螃蟹咏》里所说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由于宝钗对宝玉的直言进谏，她的话还一度引起了宝玉的误会，以为那是所谓的“混帐话”。但误会终究是误会，后来宝玉读到宝钗所作的《螃蟹咏》，也禁不住要为宝钗愤世嫉俗的思想叫好，高呼“写的痛快”！耐人寻味的是，被宝玉当成是“从不说混帐话”的“知己”的那个林妹妹，后来却一再真的拿“混帐话”去劝告宝玉，告诫他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而且，在对待贾雨村的问题上，宝玉、黛玉的态度几乎判若天渊！宝、黛之间这种似近而实远的情况，倒与宝玉、宝钗那种似远而实近的情形，形成了一种反向的“鲜明对比”。对于书中的这种情况，曹雪芹生前的知己——脂砚斋倒是洞若观火。他（她）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所以，宝玉与黛玉看似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思想立场却南辕北辙；宝玉与宝钗看似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基于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极度愤懑！故而，作者借他的化身——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之手，为宝玉、宝钗安排了一场“金玉良姻”。这场婚姻的目的，就是借助宝钗在老庄、禅宗等“出世”哲学方面的“博知”，来引导宝玉“悟道”，并最终推动他出家为僧，使沉迷于红尘中的顽石尽快返回大荒山。而事实上，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玉的第一次“禅悟”，就是宝钗向他推荐的那首《山门•寄生草》给引出来的。这就叫做“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在脂评本的后三十回佚稿中，宝玉最后在宝钗的引导下出家为僧。宝钗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尘世幸福，付出了半世孤凄的代价。但她却并无怨言，因为帮助所爱之人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正是她一生的使命。这就是脂批所提示的“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程高本后四十回显然篡改了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抹杀了原著中宝钗引导宝玉“悟道”的重大主题。致使后来的论者对宝钗结局的评说，皆发生了一系列的误判。这明显是对曹雪芹原著的极大歪曲和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