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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各地涌起地名复古热。引子是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地名是回家的路》。文章提出，不妨考虑黄山市复名为徽州，理由是可以更好地接续情感，传承、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时至今日，徽州已更多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否有必要花费巨额成本复名甚至改变行政区划？改名不是说改就能改，需要细细思量。一、上世纪80年代徽州易名黄山，经过了长期调研，不是拍脑袋决定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设立地级黄山市。原属徽州地区的石台县划属池州地区，绩溪、旌德2县划属宣城地区。而在此之前，原属徽州的婺源早已跨省划给了江西。自此，具有两千多年历史、曾辖“一府六县”的大徽州不复存在。此后的30年里，关于恢复徽州地名的讨论不曾停歇，时不时成为舆论热点。更名黄山是一个轻率和错误的决定吗？据媒体报道，徽州易名为黄山，缘于邓小平的“黄山谈话”。1979年，邓小平上黄山，就开发黄山旅游资源，发展黄山旅游业和徽州山区经济做了重要讲话。在“黄山谈话”中，邓小平鼓励“徽州要有点雄心壮志，要把黄山牌子打出去，把徽州建成全国最富的地方”。黄山谈话的历史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国门的打开，旅游作为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平台，如何当好改革开放的先行军，成为焦点。黄山，正是邓小平选择的破冰之地。徽州改名为黄山，不是拍脑袋、一蹴而就的事情。据媒体报道，改名经过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经过了严格的程序。邓小平提出黄山特区的构想后，国务院在下发行政文件前，召开了专家规划会和评议会，此后安徽省再下发具体的执行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又成立总体规划办公室，又聘请了专家来实地考察论证。当时也出现过一些争议，面对争议，1987年5月，国务院派了12名参事在黄山调查了20多天，最后达成共识。1987年，在“黄山谈话”发表10年后，经国务院批准，徽州才更名为黄山。更名后，项目、资金、人才纷至沓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黄山的旅游业发展非常迅猛，有资料称年增长幅度达到32%。旅游业也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快速提升，黄山也成为安徽旅游乃至中国旅游的一张国际名片。为发展旅游更改地名，黄山不是孤例。例如，大庸改名为张家界，福建崇安改名为武夷山，四川南坪改名为九寨沟。一些地方甚至为改名纷争不断。云南中甸和四川稻城为改名“香格里拉”一度争得不可开交。福建南平市（地级市）一直想更名为武夷山市，引发所辖的武夷山市（县级市）抗争不断。如果改个地名能够有力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给当地民众带来收入的提升，那不能称作是一个错误。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徽州”的消失，固然是一个缺憾，但易名为黄山不能说错。这也是多年来为什么不断有专家学者和代表委员提出恢复“徽州”地名，而黄山民政部门始终不松口的重要原因。1979年邓小平登黄山。二、地名有自己的生成与演变逻辑，不能因今人好古就恢复古名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地名不断发生变化，这也是基本常识。西安从古到今，名字不下十个，例如酆京、镐京、酆镐、咸阳、长安、常安、京兆、大兴、永兴、奉元、西京。南京更是有过几十个名称，例如金陵、秣陵、建业、建邺、建康、丹阳、归化、白下、升州、上元、江宁、集庆、南京、天京等。每一个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中国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个地名串起来的。近年来，不只“徽州”复名之争，各地不断有声音呼吁恢复古地名，或者认为今名不如古名，例如认为西安不如古名长安，石家庄不如古名常山，扬州不如古名广陵，焦作不如古名山阳，平顶山不如古名应城，怀化不如古名黔阳。有这种声音，一方面是“古而雅”的固有情结与印象，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的历史和变迁缺乏了解。每个地名的生成和演变都有其历史逻辑。黄山、张家界的更名，体现出改革开放初期致力发展经济、拥抱世界的广阔时代背景。石家庄和怀化的兴起是因为铁路，焦作和平顶山的得名是因为矿产，铁路的开通和矿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这些地名虽然不古，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却是丰富的，不能因为今人好古就恢复古名。地名复古声音，与恢复繁体字等观点类似，其实难逃文化保守主义的嫌疑。这种保守，还体现在地名上的“排洋”。当前各地正整治建筑物洋名现象，多个地方规定禁止使用外国人名和地名作为地名。遍地曼哈顿、威尼斯固然不可取，但一刀切的禁止似乎也不妥。继承传统与面向未来，本不矛盾。但推崇“复古”，强调“排洋”，也说明对现实与创新缺乏自信。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