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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人，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所以，一名辩护人不得同时接受两名以上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作为他们的共同辩护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起共同承担辩护职能。辩护人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与承担控诉职能的控诉一方积极对抗，并针对指控，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促使法官兼听则明，在中立的基础上公正裁判。所以，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辩护人辩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辩护人辩护制度对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诉讼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行辩护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处理案件，防止办案人员主观片面，做到兼听则明，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其次，辩护人辩护制度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处于被追诉的地位，且人身自由往往也受到限制，因此，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案情，也无法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从而难以行使自我辩护的权利；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数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应当如何行使这些权利，也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正确运用法律为自己辩护，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辩护人主要是辩护律师，既有法律知识，又有广泛的诉讼权利，便于全面具体了解案情，同时辩护律师又具有丰富的辩护经验和娴熟的诉讼技巧，能够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行使辩护权，以便更加有效地保障其合法权益。最后，辩护人辩护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刑事诉讼的教育任务。法庭上，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可以使旁听群众全面了解案情，明辨是非，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 辩护人的范围 (一)可以担任辩护人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辩护人的范围包括：1．律师。律师是指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律师资格，并且经过登记注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虽然取得律师资格但未登记注册的，仍不得以律师身份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另外，律师法第13条规定：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同时该法第36条规定：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2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现役军人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可以聘请军队中的或者地方的律师作为辩护人。外国人、无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只能委托中国律师作为辩护人。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鉴于我国当前的律师队伍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要，为了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工会、妇联、共青团、学联等群众性团体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可以推荐公民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也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作他的辩护人。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选择范围，因为除了监护人不再限定近亲属，而是亲戚朋友都可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及时委托到辩护人，解决请律师难的问题和及时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是十分有利的。律师、人民团体、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被委托为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其身份证明和辩护委托书。(二)不能担任辩护人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2款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33条规定，下列人员不得被委托担任辩护人：1．被宣告缓刑和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人；2．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3．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5．本院的人民陪审员；6．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7．外国人或者无国籍的人。上述第4、5、6、7项规定的人员，如果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由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骗了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 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二）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证 现代的正义观念已经由传统观念中的实体正义转变为了具有‘显示’作用的程序正义，程序的公正是程序法本身所应具备的独立的价值理念。事实上，实体的公正是如此的难于捉摸，而程序的公正却是一种大家都‘看得见’的公正。”〔5〕（P213）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因此，程序的公正在当前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它具体包括： 1、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回避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或者行政机关被认为有成见或者偏见，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主动回避或应当事人的申请回避，不得参与该事项的处理的制度。回避制度来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这项原则要求“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确立回避这一法律制度与人们对法律公正的期待有关。回避裁决与自己有关利害关系的争议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排除与所处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行政执法人员主持行政程序，从而实现行政公正;有利于消除相对人对程序结果不公正的怀疑，增加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信任感，提高其对行政决定的认同，保障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2、不单方接触制度。不单方接触制度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处理两个以上行政相对人的、具有相互排斥利益的事项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其证据材料的制度。不单方接触也包括行政处罚裁决机构或听证主持人在就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不能在被处罚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行政机构或工作人员私下商量、交换意见和讨论处罚内容。不单方接触制度有利于防止行政执法的腐败和偏见，防止行政机关对一方当事人偏听偏信而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确保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确保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即行政公开，指的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公开，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它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前，必须事先通知相对人，听取相对人对有关事实、理由的陈述、解释或申辩(紧急情况下和法律规定的有关特殊情况除外) 。行政公开的本质是通过一种法律程序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行政执法主体之所以在作出行政行为前要通知相对人，是为了使相对人对相应行为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和理解，为履行相应行政行为为之确定的义务自觉进行必要的准备。行政执法主体之所以在行为前要听取相对人的陈述、解释、申辩，主要是为了防止和克服行政执法行为的片面性和可能的差错，尽量避免冤假错案。 4、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务公开对政府决策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提供了一个制度的保证，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程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权限，权力的运行更加规范、透明，从而建立起政府和老百姓的互信关系。政务公开有效避免了暗箱操作，保证了行政公正。 5、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应当被公平听取。听证制度作为行政机关听取陈述和申辩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就有关问题听取当事人评论意见，同时予以说明解释的制度。听证制度被公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的核心，对于行政程序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6、职能分离。职能分离，指的是将行政机关行使内部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时要加以分离，使之由不同的机关或不同的工作人员行使。职能分离是分权原则在行政主体内部的运用。职能分离可以防止行政执法人员腐败和滥用权力，也能防止执法人员的偏见，保证行政决定公正、准确。 （三）形象公正是行政公正的外在要求。 公务员的执法形象必须公正，公务员在执法过程中，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外，在言行上还要符合公务人员的身份，否则，就会妨碍行政公正的实现。目前，在政府机关中存在个别公务员由于对自身形象没有给与足够重视，导致了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办事公正性产生怀疑，进而对行政机关执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的现象。〔3〕（P48） 三、实现行政公正需要构建的平台 （一）市场经济平台 “市场培育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市场培育实际上是市场主体的意识、能力等多元化方面的独立性培育，这种独立性是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能量的充分而又合理的释放。”〔6〕（P112）“这种主体性和个体性是个人应该敢于用理性的尺度来评判一切，个人应该拥有按照自己的正当权利进行社会活动的自由。” 〔6
论沉默权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摘要】沉默权，最初形成于英国，是由“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发展而来，其后逐渐被多数国家所确认，但中国至今为止，这一制度一直缺失。本文从程序正义、司法理念、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视角出发，论述了在刑事诉讼中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避免刑讯逼供，而且更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关键词】沉默权 程序 理念 人权 必要性。 一、导言。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赵作海等冤案为何一再发生？错误的发生，有哪些共同特征？理性梳理之后，刑讯逼供的一贯特征再一次将程序正义、司法理念、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问题推到前台；也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司法理念革新、司法制度变革的极大关注。作为解决问题之一，笔者想到了沉默权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制度。讨论沉默权，对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对杜绝刑讯逼供，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与国际接轨，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二、沉默权。 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简单地说，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种不回答问题的权利。沉默权最初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是由“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发展而来，是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最先移植了这一制度。目前，沉默权规则已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和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并被视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强有力的工具。美国学者Chrirtopher Coak We认为，沉默权包括三层含义：（1）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一案件事实作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简言之，沉默权的含义第一项是反对被告自证其罪；第三项是不得将非任意自自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项和第三项内容是第二项内容的保障。 三、反思刑讯逼供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违背公平正义。 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司法机关的错误，轻则导致司法不公，重则导致无辜生命的消失。一次不公判决的危害远大于多次不法行为。如果说罪犯的作恶，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当司法者将刑事诉讼原则抛之脑后导致不公正的审判时，则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二）司法队伍的理念错位。 酿成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当地的司法共同体在职业道德方面出现了司法理念的错位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三）无罪推定没有真正实行。 “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1]31。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四）保障人权观念的欠缺。 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就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答媒体问时，强调刑法要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要全面认识刑法的功能或者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或者是同等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这也是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双重功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四、从刑讯逼供案件看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赵作海等冤案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猜定的方式确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在有罪推定的原则下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让嫌疑人自证其罪；其后，在“限期破案”和“命案必破”等指引下，对嫌疑人起诉定罪甚至从快处决，而嫌疑人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辩护；有的办案机关还不惜侵犯人权，千方百计制止当事人亲属的上诉、上访，避免翻案。这是一个可怕的“司法逻辑体系”，而沉默权的确立则是防止上述可怕“体系”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确立沉默权有利于程序公正，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公平、正义是诉讼制度的首要价值内涵。“如果法律制度背弃了正义，不是一项矛盾就是一项讽刺”[2]106。而程序正义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障。沉默权正是维持刑事诉讼构造平衡、程序公正所必需的。刑事诉讼构造是指刑事诉讼内部各构成要素即控诉、辩护、裁判各项职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3]152在刑事诉讼中，控诉与辩护是诉讼构造这一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和对立的诉讼职能。诉讼的前提是控诉与被指控的双方存在“讼争”，由此形成双方的格局对抗。“如果控辩双方在形式上一方明显优越他方，就有使诉讼在实质上变成行政程序的危险”[4]188，程序公正就无从谈起，案件的实体处理就很难保证质量。纠正控、辩力量上先天失衡的方法就是增加辩方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沉默权则是纠正这种先天失衡的一项可能是最简捷的消极防御手段。 （二）确立沉默权有助于执法文明，改善司法队伍形象。 沉默权制度有助于抑制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制止刑讯逼供是沉默权在刑诉程序上的反应。刑讯逼供这种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大量地存在，并且屡禁不止。其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审讯者素质的低下、刑事侦查技术设备的落后等等。但在这诸多原因中，可以说“如实陈述”之义务的规定、沉默权的缺乏及其被侵犯是最本质的原因。如果确立沉默权制度以代替“如实陈述”之义务，审讯者就无法强迫犯罪嫌疑人供述，案件的侦破主要依靠侦查机关认真细致、科学合理地搜集证据，从而更加公正、文明、科学地追究犯罪，从而会有效地改善司法队伍的形象。 （三）确立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它的确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确立的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宣告了被告人在没有被司法机关通过合法程序确认有罪之前，与普通公民享有一样的权利，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享有自由支配个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如果将确定沉默权仅用于消除刑讯逼供等司法暴力，其理由是不够充分的，沉默权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体现。“充分的理由在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不仅可以禁止使用刑讯等野蛮、残酷的方法获取口供行为的发生，减少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更重要的是将被追诉的人作为诉讼的主体，使司法制度趋向文明、人道”[5]。无罪推定还意味着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不能因被告人不能或没有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被告人有罪，也就是说，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四）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既要惩罚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沉默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不仅有其程序性价值，更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享有人格尊严和自由，享有个人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只有自己才可自由地支配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是否向外界沟通自己的生活内部，属于个人实现的自由，即人格尊严”[6]。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因为它提供给人们在面对刑事指控时的一种选择，即你可以选择是否协助政府以确定自己有罪，也可以限制政府对个人精神生活的窥视，体现了对个人人格和每个人有权自由从事自己精神生活的极大尊重。 五、结语。 幸运的是，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赵作海等冤案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昭雪，在人们同情他们的同时，带给我们更多的则是沉重的思考。我们应从此类案件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有赖于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司法理念的转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沉默权制度就是之一。当然，在确立沉默权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又要吸取现代西方国家在沉默权制度上的合理方面，这样才能使沉默权制度在我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Dennis L法律的理念[M]台北：台湾联营出版事业公司， [3]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5]王敏远。沉默是一种权利[J]人民论坛，200（10）。 [6]龙宗智。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J]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4，（4）。麻烦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