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zhe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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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1 基本资料 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2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 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1 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 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1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5万人增加到45万人，增幅为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46万人和69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8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3 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 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2 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 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6%和0%;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5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和3%。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 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4%，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 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 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 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