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rdamir
本人的练笔之作，评价刘邦，应该是番外内吧！！！ 大风气息云飞扬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是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一个皇帝，他出生贫贱，品行不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尽然最终开创了一个王朝。纵观史记，司马迁虽是汉代人，却并未对这位开国皇帝推崇备至，甚至有点不屑，与《项羽本纪》一对照，更觉刘邦仿佛一个无赖小人、地痞流氓，本为其手下败将的项羽却显得豪气吞山河，顶天立地，宁折不弯，光耀千古。刘向，班固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之语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中得出的结论，而后人常常忽略了他的不虚美，仅仅看重他的不隐善，这样由于太史公的史家绝唱，让这位开国之君一直都处于极为尴尬的地步。后世晋代阮籍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更堂而皇之宣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难道刘邦果真如此的不堪吗？后人对刘邦的诟病，大多都集中于三个方面，即贪婪无能，刻薄无情和不守信义。 其一，贪婪无能。首先贪财好色，这可以说是封建君主的通病。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中，坐在龙椅上的人是有权力去这样做的，四海之内，以万民养其一人，若是与和尚一样清心寡欲，那还真是不正常了，退一步说，即使是贤明如太宗者，也有曾经因为大修宫殿或者大修陵墓，与臣子发生过争执。而刘邦仅仅是在秦王朝宫殿的废墟上建造了未央宫而已，比之商纣酒池肉林，秦皇长城阿房，刘邦实在是奉行了勤俭持家。《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至咸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面对如此的诱惑他却是于民众约法三章，窥一斑而知全豹，其所图者大，其志不在小。 再者无能，且说刘邦手下人才济济，他一个武不能张弓，文不能提笔的无赖，怎么就驾驭了这么一大帮子人呢？若说无能实在是有些勉强了，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难道都会跟从一个无能之人，随他出生入死，舍命疆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才能，刘邦的能力就是发现人才并且合理的使用他们。本身就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工作。专业人才不一定是好的领导，而好的领导本身就是人才，敢于大胆任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干的下属，这就不简单。《高祖本纪》中一段话十分经典，“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观之当今社会众多上司对于下属的任用十分的不合理，他们一面要求下属具有能力，又不愿意下属的能力在自己之上，许多领导不敢用人，惟恐下属超过自己，比自己能干，比自己有威望，于此中可见刘邦的能力及气度，的的确确是非同一般。 其二，刻薄无情。世人非议最多的地方是刘邦兵败彭城，奔逃途中，将亲生儿女推下车，只顾自己的行为。《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看起来刘皇帝对儿女的顾恋还不如一个臣下。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当时的情况，数千追兵，紧追不舍，而己方只有一个夏侯婴，如果此时不果断决定，被追上是无人可以活命的，难道非得让刘邦抱着一双小儿女痛哭着面对屠刀。在如此的环境下个人的英雄主义是最要不得的，刘邦做出的是最为有利的决定。而且，追兵的目标是刘邦，跟在他身边无疑是最危险的，让儿女们与自己分开，可以说是减轻了他们的危险。况且项羽妇人之仁，对无辜幼童应是不会下杀手的，若刘邦是看透了项羽的本性了而兵行险招，那刘邦更值得敬佩，在如此的紧要关头，还能做出这般精密的部署，真真不简单呀。 至于刘邦建国后对功臣的态度，那只能归结为君主的御下方式，并不能说他是刻恩寡情之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杀蓝玉，徐达。在一个稳定的王朝中，需要的是忠臣，而不是权臣，那些所谓的开国元老们，大多都是门生遍布朝野，长久以往必然朝局不稳，主弱国危。作为开国之君，刘邦所要做的是为后世之君留下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一大堆功高震主的臣子。 再看不守信用。刘邦与项羽订立盟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但项羽撤军后，刘邦毁约追击，此为一；立国之后，分封七个异姓诸侯，但先后诛杀且手段残忍，此为二。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既要看主观动机，也要看客观影响。荆轲为民请命，刺杀残暴的秦王，可一旦他刺杀成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放慢，老百姓还得回到那种征战不休，哀鸿遍野的生活中，这样看，刺秦是对的吗？隋炀帝为了个人享乐，为了自己下扬州，下令开掘大运河，可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促进了交流，发展了贸易，造就千年的繁荣。所以，有时候，动机和影响是不一致的。刘邦违背盟约，使战争提前结束，使国家重归统一，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刘邦诛杀功臣，消除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的隐患，使国家平稳过度，这些对于个人而言，则是不守小义，但对于国家、人民而言，则是大大的善举，泽被天下，造福万民的好事。 若把这些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可谓是卑鄙，但是“卑鄙”一词适用于君子，不适用君王。君王所做之事根据利益而变化，他所采取的行动要收获最大的利益，如此方才能国富民强，不为外人所欺。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司马贞《史记索隐》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六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在正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应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籍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一生的志向、感触，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夜中不寐，独自弹琴的情境。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