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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古国”、“中国——礼仪之邦”……每当听到这些名字，我都为亲爱的祖国感到深深的骄傲、自豪。“中华魂”我们华夏儿女优秀的民族精神，更是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中华魂又被人们亲切的称为“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是我们的祖先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弘扬中华美德。谈起中华美德，大家都知道一些比如：孝敬父母、明礼诚信、待人有礼、热爱祖国等等。“中华美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几件这种美德之事吧！ 雷锋！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的好人好事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其中有一件是令我非常感动。在1952年的一个冬天，在外地打工的人们个个都准备着买火车票回家过年呢！雷锋也不例外，他来到火车站后看见了火车已经开来了，刚想上车，一个老奶奶大叫：“我的火车票去哪了？那可是我花了所有钱买的车票呢！”雷锋一看走了过去问老奶奶：“您怎么了？”老奶奶着急的跟雷锋说了事情的经过。雷锋说不用怕，我帮您一起找。找着找着，火车要开了！老奶奶一看着急的说：“不好！车要开了！下一班还要等7天呢！怎么办？”雷锋一看决定把自己的车票给老奶奶。老奶奶那车票给你，你快上车吧！老奶奶一听，接过车票说：小伙子谢谢你，那你怎么办？雷锋说：我还年轻可以赚钱在买车票，可您老了，赚不了钱，所以你快上车吧！就这样老奶奶上了车，可雷锋叔叔就只能重新赚钱在坐火车了。这故事讲了中华美德的重要要点“舍己为人”。 岳飞的母亲姚夫人，古代四大贤母之一，教子精忠报国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岳飞15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岳飞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而退伍。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 临行前，姚夫人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姚夫人听了岳飞的回答十分满意，他决定把精忠报国四字刺在岳飞背上，让她永远铭记在心。姚夫人问：“孩子，针刺很疼的，你怕吗？”岳飞说：“母亲！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不一会儿，母亲用针刺在了岳飞背上。后来岳飞随元帅宗泽去救援，多次打败了金军，得到了人民的称赞。这个故事又讲了中华美德最基础的一点“热爱祖国”。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我们熟悉的名人事迹，中华美德可不止这些，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比如，下课主动跟老师问好，是一种尊敬师长的美德。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一个小雷锋的故事。 张艺潇，本班的小雷锋。记得有一次我和张艺潇一起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些大哥哥在人行道上踢一个易拉罐，大哥哥们走后，那个易拉罐在地上被风吹的到处跑，张艺潇看见了连忙跑过去捡起易拉罐，说：这些大哥哥们一点环保意识都没有，而且万一那个老爷爷不小心踩到了，摔倒了怎么办？说着他把易拉罐扔进了垃圾桶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爱护环境。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同学们，往往那些小事更能体现出我们小学生的优良习惯，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张艺潇同学的那种良好品德。 中华美德，崇高敬佩的美德；中华美德，经久不衰的美德；中华美德，流传千古的美德；中华美德，我们弘扬的美德！让我们携手起来，让这种美德存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间，让这珍贵而又神奇的美德永驻我们的家园——中国！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做有道德的人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美德，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不会！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在社会转型之际，人们正经历着一个价值震荡和众多人行为失范的阵痛。在探寻结束阵痛、重建社会规范的途径时，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传统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这个近两年颇引人注目的论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本文就这个题目谈两点意见。一、以充分的理性精神审视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和性质。如何对待它，当抱有充分的理性精神，否则难免走入歧途。但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又偏偏表现得那么缺乏理性精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极为有害的非理性思潮支配。且不说在民间，花样百出的伪文化、假古迹泛滥成灾，一些年深日久的历史陈迹铸就的不良心理和卑劣积习恣意表现。单说学术界，在这原本最应具备理性精神的领域，也出现了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现象。学术界的非理性主要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实用立场，对以传统文化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抱着不切实际的期盼。结果是既把过重的任务加诸于传统文化之上，又造致了一种急功近利、牵强附会、轻率而不严肃的学风。这在伦理学界尤为突出。例如，绞尽脑汁去发掘所谓“儒家经济伦理思想”，试图从古老传统中为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寻根正名，似乎非得攀上儒家思想，搞市场经济才理直气壮，却不管这种攀连是多么的不着边际。又如，不加分析地褒扬专制皇权下的吏治和官德，以此为解决干部腐败献灵丹妙药，却既有意或无意地隐匿了封建吏治的本质和那个时代的官风中十分腐朽的一面，又回避了现今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与这种根据需要来玩捏历史的实用态度形影相随的，是对传统文化过于浪漫的态度。尽管实用与浪漫看似对立，在非理性地对待传统上，却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互为凭借和补充。有的学者有感于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面临的问题转而诉诸传统时，往往求助于“孝”的理想和规范。但在谈及“孝”时却缺乏应有的慎重和求实精神，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在“孝”的观念支配下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其乐融融的历史田园诗景象。然而“孝”固然含有尊敬、瞻养老人、注重人的天然联系并维系和强化这种情感联系的一面，又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显然悖谬的内容，更有其作为宗法家族伦常关系和专制等级关系之核心规范而表达绝对父权、以身份论是非的荒诞性，以及将这绝对父权移植到君臣关系上“以孝事君”的专断性。这极为荒诞和专断的一面在历史上兑现为生活现实时，具有非常残酷的性质，而且常常充满了血腥。抛开这些原本就附着于“孝”之上的历史内容，以一种远距离审美的浪漫态度大而划之地侈谈中国“孝”的传统，不仅无助于当代道德建设，而且由于把历史真相湮没在浪漫主义幻想之中，在事实上对人们起到一种欺骗和误导作用。作上述批评并非要否定传统。我国两千多年伦理文化的传承，这一事实提醒人们：新伦理文化的建构不是与传统不相干的工作。我们决不可以设想能抛弃传统伦理文化，在一片空地上去随心所欲地建造新伦理文化大厦。历史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割断，倘若割断、回避历史，再好的设想也会由于缺乏根基而无法兑现。何况，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过去的历史传统之中，传统无时不在对当代人发生着作用，构成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客观背景。更重要的，无论是我们追求的伦理精神的现代性还是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性，正如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所指出的：“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问题在于，这种健康的继续和延伸不能通过基于对传统的实用主义加浪漫主义态度来实现，而只能诉诸理性精神，在认真反思、清理、分析传统的基础上改造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使之实现适应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换。以理性精神对待传统不仅意味着治学的诚实和严谨，还意味着把对传统文化的考察置于世界的大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近代以来，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不同文化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了解，多种文化模式并存，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无论不同文化之间有多大差异，比起那些使所有人都成为同类的一致性来说，差异是表层的。任何差异都不能掩盖人在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些一致性或共通性构成了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这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健康继续和延伸必须以认同和尊重人类基本价值和相应公理为前提，因而要求把对传统的考察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之下，而不是脱离这个背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而孤立地进行。这种立足于本民族而又同时注目于全球的眼界和胸襟，不仅使我们在传统问题上免于裹挟着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自大和自悲之间游移，而且使我们得以真正发掘出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得以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找到结合点，将其改造成为国际文化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中华武术，人人皆知。孝敬父母，天经地义。感恩老师，感恩父母，感恩集体，感恩社会， 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诚实守信，礼貌待人。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美德，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不会！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