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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某某企业市场营销的现状与对策素着我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新概念的出现还仅仅只有五年时间，但它如今所带来的震撼性影响力是当初的设计者所没有想象到的。过去，我们只知道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而现在，由我国联手东盟十国组成的自贸区已启动了全面建设进程，引人关注的是，这一自贸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被称为未来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在加快开放步伐中正创造着东亚发展的崭新格局。 毫无疑问，决定这场宏伟创举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十一个国家如何在开放中合作，如何在增进合作中达到“双赢”，这是我们在自贸区建设中面临的最大现实。 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近况 到2005年6月底，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已经达到了328个，其中大多数是在最近几年出现的，今年1到6月就新增了21个。除了蒙古以外，所有WTO成员都参与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区或其他区域贸易安排。像美国、日本这些贸易大国，还有印度、巴西、南非这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既高度重视WTO多边贸易谈判，又在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而且把商谈自由贸易区作为对外经贸政策，甚至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盟是自贸区的积极推动者，正在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商谈自贸区。 可以说，世界各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都在加速发展。据WTO秘书处估计，目前在国际贸易中，至少有50%是在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下进行的。 我国也不例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另一方面，主动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积极稳妥地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商谈自由贸易区，取得了重要进展。到目前为止，我国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一共有9个，涉及到27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接近3000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1/4，而且发展潜力还很大。 2004年11月底，我国和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按此协议，2005年7月全面启动了货物贸易降税进程。 一般来说，我国在选择共同建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或地区时，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政治关系友好或发展相互间友好关系意义重大，二是经贸互补性强，三是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同样也是东盟与外部建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目前主要遇到的问题是：1、东盟内部协调问题，因为十国情况各异；2、东盟国家的有些行业及企业担心开放市场后竞争不过中国产品而严重受损；3、区域外一些国家出于各自的目的而与东盟及其中有的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这易分散东盟国家与我国建自贸区的注意力，比如日本，完全摆出与我国争东盟的架式。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正呈现十大走向 1．中国与东盟及其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正走向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政治互信，友好关系制度化，对于CAFTA的建立具有首要作用。我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我国与东盟确定了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性伙伴关系，通过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一个新的中国与东盟的外交关系，将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发展，有利于CAFTA的建立。 2．CAFTA的建立由坐而论道走向起而行之。近年来，日本、美国、欧盟、印度等均在与东盟加快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而在与东盟签定FTA框架协议方面，中国则已先行一步。200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早期收获的免税行动开始实施，2005年7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这种贸易门栏的逐步降低和拆除，将带来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开发市场的新选择。 3．在中国，人们对FTA正由陌生走向逐步熟悉。一年前，自由贸易区的简称FTA对于不少中国人还不知何物。在CAFTA建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一具有丰富内容的名词。正如WTO一词，今后一段时间，FTA将成为流行词，因为它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新的变化，尤其是企业家，具有FTA意识是迎接新挑战的需要。在学术研究界，“东南亚热”也将兴起。 4．建立中的CAFTA，正由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扩展。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间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执行，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CAFTA，双边贸易额已有大幅上升，双向投资有了新的扩大。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充分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将有力推动CAFTA的建立。 5．在国际经贸领域，中国与东南亚间的竞争性和合作性正发生着新的变化，由竞争走向合作将带来“双赢”。东南亚普遍认为，中国与东南亚的一些产品在争夺国际市场，中国是东南亚最有力的吸引外资的竞争对手。经济规律告诉人们，合作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CAFTA的建立正是为了共同发展。随着CAFTA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将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来整合资源、强化优势。双方的合作目标已经确定。新的合作将带来本地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强的竞争力，将有利于本地区吸引更多的外资。 6．中国与东盟间经贸合作，由侧重一般贸易向全面合作快速发展。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次区域经济合作、科技合作、旅游合作、资源开发合作、农业合作、能源合作、信息产业合作、人才培训合作等一系列多领域的合作已经启动，而且正呈突破性发展趋势。 7．中国与东盟十国的板块市场正走向一个相互溶合的大市场。CAFTA的建立，将相互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现实，也将对相互间人员流动、货币流动的便利化提出新要求。对于企业家来说，则要考虑新的跨国经营和新的市场开发策略。 8．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相互投资，由东盟企业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单向投资，走向中国与东盟互为投资的双向投资。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不断增多，今后一段时间将有加速增长的势头。 9．中国与东盟国家商会之间的合作正走向日益活跃、密切的新时期。随着CAFTA的建立，相互间企业合作的迫切性增强，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各类商会、行业协会之间的合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需求，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已应运而生。今后一段时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商会之间的新合作将为其企业会员广开商路。 10．由“中国机遇”走向“中国—东盟共同机遇”。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面对中国加入WTO后新的市场开放，东南亚提出随中国繁荣而繁荣的“中国机遇论”。CAFTA建设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区外一些国家看重东南亚，并与东盟及其国家确定了或正在商定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这对东南亚经济增长是有利的。随着CAFTA的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新地区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国家应注意解决或防范十大问题 在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市场之时，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将呈加速增长的势头。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关注如何有效开发开放后的对方市场，关注对东盟十国投资和贸易需注意哪些问题。建议，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国家应注意解决或防范下列十大问题： 一是不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则； 二是缺乏开发东盟市场的意识和长期战略计划； 三是缺乏东盟国家商务渠道，选错东盟商务合作伙伴； 四是企业同类产品在东盟市场竞相压价，恶性竞争； 五是有的企业将假冒伪劣产品出口到东盟市场； 六是缺乏对东盟市场的可行性分析，盲目投资； 七是在东盟国家开展投资和贸易时不能入乡随俗，简单照搬本企业文化和在国内的市场营销经验； 八是遭遇东盟有些国家主要是欠发达国家不透明、不稳定的投资环境； 九是遭遇东盟有些国家贸易、投资壁垒； 十是缺乏善长东南亚市场开发的营销人才。
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本篇文章来源于 “论文地带”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15/html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二十多年历史，我们可以取得如下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此政府要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退出，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改革的难点是要从国家对社会经济高度垄断的格局转化为多元分散的市场经济，其间不仅横着巨大的制度鸿沟，缺乏现成的中间制度可以过渡，而且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由此造成国有企业改革仍然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整体改革的进程。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 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41亿元。 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5％。 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和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0％，1988年比1987 年增长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8％，骤降为4％，一年下降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8％，比1987年又下降6个百分点。 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 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弊分析现在仍需要认真讨论后再下结论，但有一个认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在承包制度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所以，企业承包者可凭借充分的剩余控制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 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当时股份制不够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之中。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有企业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造，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府不能再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有企业。它的意愿只能在国有企业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代理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有企业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是受所有者出资额和所持股份数额限制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府的意志是递减的，而股东的意愿则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而且在现代公司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并受出资额和所持股份制约。决策只能是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科学决策的实现提供组织基础。但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难点仍然在于多元的，尤其是非国有财产主体供给不足。而当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遇到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1 ）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 本篇文章来源于 “论文地带”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15/html
四、展望：双赢合作共铸辉煌 2005年7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一件历史性的大事，而且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件大事，是世界上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件大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必将给这一区域带来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必将使这一区域呈现出崭新、活跃、全面的合作格局。 1．开好好是CAFTA顺利建成的重要保障 中国有句俗语：“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既然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参与建设的第一个自贸区，那就必须力争建成。 执行好CAFTA“早期收获”。虽然列入“早期收获”计划内的商品贸易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量比重并不大，但其影响较大，不可忽视。一是要及时加快双方贸易便利化步伐；二是强化企业的“早期收获”意识，协助企业享受到市场开放，对开放后的市场有所准备。在“早期收获”计划执行的第一年，由于中国不少企业不了解情况，交了本可节省的关税，影响了相互间的“早期收获”商品贸易更大的发展，这是应吸取的教训。同样，东盟新的四个成员国的商家应尽量避免出现此类问题。 执行好CAFTA《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力促《货物贸易协议》得以顺利执行，并在初期对双方经济增长带来益处。一是要吸取“早期收获”计划执行中的经验教训，既然“早期收获”商品减免关税是“实验田”，那么就要充分注意实验效果；二是尽快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行业商会之间的对接和合作，共同商讨市场开放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和新商机，商讨产业内的分工合作、组合优化，扩大贸易创造和投资合作，从而提高区域竞争力；三是要加快中国与东盟《投资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的谈判，完善CAFTA的开放框架等，这是我们增进合作、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CAFTA得以建成的客观要求。 2．促合作，是贯穿CAFTA建设整个过程的基本原则 中国—东盟自贸区伴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快速增长而诞生。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就建自贸区达成共识，2002年双方贸易额较上年增长了32%；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以自贸区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双方贸易额增长了43%；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与东盟确定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1月1日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全面启动，这一年双方贸易额增长了35%。 3．放眼量，积极发挥CAFTA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促进作用 CAFTA是颇具影响力的一个自贸区，扩大共识，着力建设，创造共赢，不仅将惠及我们自身，而且必将惠及整个东亚。 众所周知，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改变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近些年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呈活跃、快速的发展态势，这与CAFTA建设有着密切关系。CAFTA既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催化剂，又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登高望远，中国与东盟在CAFTA建设的同时，合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则符合我们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增长要求。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合作已成为一个古老的亚洲正在走向复兴、一个崭新的亚洲正在蓬勃崛起的重要力量。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依，睦邻友好，让我们在相互开放中合作，在增进合作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